1、
平日里尽是柴油味的厂区家属院里，今天破天荒的飘出丝丝甜香。
儿子平安过六岁生日，我用攒了两个月的布票，跟人换了半斤精贵的白面，又搭上两个鸡蛋，才蒸了个巴掌大的鸡蛋糕。
丈夫王建国也难得没加班，他用刀切下最大的一块，却越过眼巴巴的儿子，塞给对桌的一个黑瘦女孩。
“招娣，快吃！你妈总念叨你，叔给你来块最大的。”
话音刚落，他又从兜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包油纸，里面包着几块沾满花生碎的糖块。
他捏起一块，悠悠地递过去：“叔还特意给你买了花生糖，你最爱吃的！”
我怀里，平安的小脸瞬间褪了血色，呼吸急促起来。
“建国！”我声音发颤。
王建国这才把目光分给我的儿子，仿佛是刚注意到他的存在。
他漫不经心地从花生糖上掰下指甲盖大小的一点碎屑：“平安也尝尝，这可是好东西。”
积压六年的委屈和恐惧轰然炸开。
我猛地起身，一巴掌扇掉他手里的糖。
褐色糖块滚落在地，粘满灰尘。
满桌人僵住。
王建国脸上挂不住：“梁燕！你抽什么风啊？！”
我没看他，抱起平安裹进我的旧棉袄，撞开木门冲进寒风里。
“散了散了！都回吧！”我对屋里呆住的邻居喊。
厂区医院值班室里，赤脚医生老孙头正在打盹。
我拍醒他，声音抖得不成调：“孙大夫！平安…花生…”
老孙头一个激灵清醒过来：“快！放床上！”
他翻出压箱底的肾上腺素针剂，手忙脚乱的配药。
平安蜷缩在冰冷的诊床上，小脸憋得青紫，喉咙里不断发出“嗬嗬”声。
我紧紧攥着儿子冰凉的小手。
走廊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王建国一把推开诊室门，棉袄扣子都扣歪了，满脸怒气。
“梁燕！你成心让我丢人是吧？不就一块糖吗？招娣吃了不也没事吗！”
老孙头猛地回头，手里的针管都差点掉地上：“王科长！平安花生过敏能要命！去年送县医院抢救三天，你忘了？”
王建国噎住，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只剩烦躁：“我这不是…没喂进去吗？”
针尖刺破皮肤，随着药水缓缓推入。
平安喉间的嘶鸣声渐渐小下去，昏睡了过去。
我小心的用棉袄裹紧儿子单薄的身子，抬头看他。
“王建国，我们离婚吧！”
他瞬间像被雷劈中：“你说什么胡话！”
“就为一块糖？”他无法理解，也不屑于理解。
“是！”我声音平静得自己都陌生，“就为这块糖。”
2、
我抱着昏睡的平安回到冷如冰窖的筒子楼家里。
王建国后脚跟进来，反手摔上门。
“你长本事了啊梁燕！敢当众给我没脸？”
他掏出两张纸拍在掉漆的饭桌上。
“看看！市里‘工农兵招待所’的介绍信！我托关系弄的！带你和平安去住几天，算给你赔罪！”
那地方我知道，新建的三层小楼，气派洋气，后院更是搭着棚子，养了不少猫狗。
平安对动物毛发过敏，尤其是猫毛。
心口像被冰锥捅穿，又搅了搅，疼得发不出声音。
他见我不语，以为我嫌寒酸，语气更冲：
“你一个家属工，一月挣那仨瓜俩枣，还不知足？别给脸不要脸！”
我沉默地走到墙角，挪开装杂物的破木箱，露出下面一个上了锁的小铁盒。
钥匙贴身藏着。
打开铁盒，里面是码放整齐的纸页。
我抽出最上面那本磨毛了边的“工作笔记”，拍在他面前的桌上。
“离婚申请我已经交厂妇联了。”
“这笔记，你自己看。”
王建国愣住，狐疑地拿起本子。
【1974年3月12日，阴。建国从市里回来，带了一包高粱饴，里面有花生碎，我提醒他，他说以后注意。】
【1974年4月5日，晴。他带平安去厂工会活动，王干事给了平安半块花生酥，被我抢下来，他骂我小题大做，让他丢人。】
【1974年9月1日，晴。子弟小学开学典礼，他说一定来，平安等到散场，他却陪新来的女技术员下车间“熟悉设备”。】
……
他一页页翻看着，脸色从铁青到涨红，最后狠狠把本子摔在桌上！
“梁燕！你他妈有病吧？天天记这些鸡毛蒜皮！”
“我天天累死累活，就为让你记这些黑账？”
“离！谁不离谁是孙子！房子是厂里分给我的！你抱着你那病秧子儿子给我滚！”
他喘着粗气，像头暴怒的困兽在狭小的屋里转圈，沾满雪水的鞋底在水泥地上踩出一个个黑印。
“放心！”我拉出行李袋，开始收拾平安的几件旧衣服和小药瓶。
“平安不会占你王大科长的光。”
“抚养权，你想都别想。”
身后传来他气急败坏的嘶吼：
“梁燕！你今天敢出这个门，我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儿子！”
这句话，曾经像紧箍咒一样困了我六年。
我拉上行李袋拉链，劣质金属齿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好啊，”我抱起还在昏睡的平安，一把拉开门。
“我们妇联见，革委会见。”
冷风灌进来，吹散了他最后一点体面。
3、
在外人眼里，为一块糖离婚简直就是疯了。
可只有我记得，那块糖背后，是去年冬天平安在县医院抢救三天三夜的后怕。
平安刚会走路时，王建国的母亲从乡下背来一袋自家炒的花生，香得很。
我反复说平安沾不得花生。
老太太撇着嘴，满脸褶子都透着不以为然：
“娇气！乡下孩子土坷垃里滚大的，啥不过敏？就你们城里人金贵！”
王建国当时在修收音机，头都没抬：“妈给你就拿着，磨叽啥？”
那天下午，我去公共水房提热水。
回来时，老太太正得意地往平安嘴里塞花生米：“看！俺大孙子吃得多香！”
平安小脸通红，小手徒劳地抓挠着脖子，喉咙里不断发出“嘶嘶”声。
我吓得一把扔开水壶，抢过孩子就往外冲。
寒冬腊月，我穿着单衣，踩着结冰的路面，疯了一样往厂区医院跑。
王建国骑车追上来，一路骂我“疯婆子”、“丢人现眼”。
直到县医院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大夫，隔着口罩沉声说：“再晚来半小时，这孩子就没了。”
平安在满是消毒水味的病房里躺了三天。
王建国在走廊冰冷的长椅上坐了三天。
儿子脱离危险那天，他胡子拉碴地抓着我的胳膊，双眼通红：
“小燕！我错了…我真不知道…”
“以后家里平安的事，都听你的！我拿党籍保证！”
我信了。
为了专心照顾平安，我辞了公社卫生所医生的工作。
那时他还在人前夸：“我媳妇懂医，平安交给她，我一百个放心！”
可当他从技术员升了副科长，又升了科长，家就成了旅馆。
他觉得我的提醒是“碎嘴”，我的谨慎小心是“晦气”。
招娣和她妈，是他老家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投奔来的，他说“乡下人老实”。
可招娣妈总在做饭时念叨：“招娣打小就爱吃花生，身子骨多结实！”
“王科长是干大事的，别拿娃的小毛病烦他！”
我以为那三天三夜，会是他一辈子的警钟。
原来，那只是我一个人的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