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沉舟被直接送进了ICU。
我隔着厚重的玻璃看着他，身上连接着无数管线，呼吸机有规律地运作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和曲线成了我全部世界的中心。主任出来，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他这次擅自离院奔波，导致了术后感染和轻微的内出血，情况比之前更凶险。
“但奇怪的是，”主任沉吟道，“他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生命体征虽然弱，却没有继续恶化……就像有什么在吊着他那口气。”
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握紧了口袋里那枚平安石。
接下来的几天，我寸步不离地守在ICU外。医院同事劝我回去休息，我只是摇头。我换下了那身沾满血污的登山装，穿回白大褂，却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再也回不到过去那个纯粹相信手术刀的顾医生。
我依旧会翻看最新的医学文献，参与院内会诊，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的信仰里，被迫掺入了一点名为“谢沉舟”的迷信。
第五天清晨，谢沉舟的感染指标开始下降，生命体征逐渐稳定。主任出来，终于对我露出了一个稍微轻松的表情：“危险期算是度过了。”
我冲进监护室，甚至忘了穿隔离服。他睁着眼睛，眼神依旧虚弱，却有了焦点。看到我，他极其缓慢地眨了一下眼睛，干裂的嘴唇微微动了动，发出几乎听不见的气音：
“……石头……”
我赶紧把一直攥在手里的平安石放到他掌心。他用尽力气合拢手指，然后目光落在我贴着纱布的额头上，眉头轻轻皱起，带着心疼和询问。
我俯下身，在他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
“谢沉舟，我信了。”
他的眼睛微微睁大，随即，一滴泪从他眼角滑落，没入鬓角。
谢沉舟恢复得很慢，但很稳定。我从医院宿舍搬回了我们的公寓。
阳台上，那个他以前偷偷摆的小小神龛，我没有再嘲笑。甚至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看到他正艰难地想给那小香炉里插上三支新香。我走过去，默不作声地接过他手里的香，帮他点燃，插好。
他看着我，眼神温柔得像要溢出水来。
我们都没再提那座山，那九千级台阶，我额头上那块可能会永久留下的淡淡疤痕，以及他胸口那道更长更狰狞的手术伤疤。
有些东西发生了，就永远刻在了生命里，无需言说。
一年后的某个傍晚，下班回家，谢沉舟正在厨房笨手笨脚地煮面（遵照医嘱，清汤寡水）。夕阳的金辉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笼着一层温暖的光晕。
他恢复得很好，除了不能进行太剧烈的运动，几乎与常人无异。他转头看到我，笑了笑：“马上就好。”
我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住他，下巴搁在他肩膀上。他身体微微一僵，随即放松下来，任由我抱着。这种亲昵，在我经历那场近乎毁灭的恐惧后，变得自然而然。
吃过饭，我们窝在沙发里看一部无聊的电影。窗外华灯初上，屋里只有影片的声音和我们平稳的呼吸声。
我的手无意识地摩挲着他左手腕上那根红绳——系着那枚一年前我从山顶求来的、染过血的平安石。他则用右手轻轻碰了碰我额角那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白色印记。
电影里在演什么，我们都没看进去。
“今年，”我忽然开口，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我休假，陪你去。”
谢沉舟愣了一下，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着清晰的惊讶，随即化为一种深沉的、柔软的微光。他摇了摇头，握住我的手。
“不用了。”他笑着说，手指收紧，温暖有力，“我们已经有了。”
他指了指我的额头，又摸了摸自己手腕上的石头，最后将我的手贴在他的心口。
那里，心跳平稳而有力。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