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那年的夏天，蝉鸣把老巷烤得发黏。我蹲在槐树下，看苏晚把最后一块麦芽糖塞进嘴里，糖渣沾在她嘴角，像只偷吃东西的小猫。
“陆时砚，你是不是怕了？”她舔着手指挑眉，羊角辫随着动作晃悠，“敢不敢跟我爬上去掏鸟窝？”
我没说话，只是往手心吐了口唾沫，开始解鞋带。她总这样，把冒险当游戏，而我总跟在她身后，替她收拾摔破膝盖的烂摊子。
那天她爬得太急，从三米高的树杈上摔下来，膝盖磕在青石台上，血珠瞬间渗出来。她咬着唇没哭，只是眼圈红得像熟透的樱桃：“不许告诉我妈。”
我背起她往医务室跑，她的重量很轻，呼吸却烫在我后颈。路过小卖部时，她突然说：“我要吃草莓糖葫芦。”
“你膝盖都破了。”
“就吃一串。”她拽着我的衣领晃，“不然我就哭，说你推我下来的。”
我最终还是买了两串，她咬着糖葫芦，血混着糖渣咽下去，却突然凑过来，把剩下的半串塞进我嘴里：“分你一半，算谢礼。”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草莓味的糖葫芦，比麦芽糖甜。
后来她出国前，在槐树下踢了半小时石子，突然转身说：“阿砚，我给你留了东西，在你枕头下。”
我回家翻出那个铁盒时，心跳得像要炸开。里面是颗用玻璃纸包着的糖，还有张纸条，歪歪扭扭写着：“等我回来罩你。”
那十年，我把糖纸拆开又折好，纸条上的字迹被摩挲得发毛。每次在国外看到槐花，就会想起她摔在树下的样子，想起那半串糖葫芦的甜。
婚礼那天，我看着她穿着婚纱走向我，突然明白，所谓等待，不是站在原地不动，是带着她留下的糖，一步步走到她能看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