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未分之时，无天无地，无阴无阳，无象无形，唯存一“虚”。虚非空无，乃含藏万理之体；虚非死寂，乃蕴育生机之根。此虚，后世谓之“道”，先于宇宙而存，超乎时空而在，不见其始，莫知其终，却能生天生地，化育万物——《道德经》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非谓道有先后之序，实乃人观道化之迹，强立名相耳。当此虚极静笃之际，三清之德已隐蕴其中：玉清之“始”，为道之本体不生不灭；上清之“化”，为道之妙用无穷无尽；太清之“成”，为道之落实无处不在。三者非三非一，离即不二，统摄于“道”之一体，是为三清法脉之根源。
一、道本无象，三清显德
世人多以三清为神祇，塑金身、设庙宇，焚香礼拜，却不知三清非形非质，乃道之三重德相。道无形，故以“清”为喻——清者，无染无杂，无滞无碍，如太空之澄明，如秋水之澄澈。三清之别，非在位次高低，而在道化之阶：玉清元始天尊，显“道之始”德，喻宇宙未分、万理未显之时，道之本体常住；上清灵宝天尊，显“道之化”德，喻宇宙初开、阴阳始判之际，道之妙用流行；太清道德天尊，显“道之成”德，喻万物已成、秩序已定之后，道之理体落实。三者循环往复，始即终，化即成，成复始，恰如四时更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看似有别，实则一体循环，无有间断。
昔者，元始天尊居玉清境，处九重天之上，非谓有一实体居所，乃指道之本体超越三界，不被物象所拘。当混沌初开，元气始萌，道之“始”德率先显发：无形之气凝为“一”，此“一”非数之“一”，乃浑然未分的太极之体，含阴抱阳，孕藏万物之理。元始天尊之德，正在于“守一”——守此太极不偏不倚，使元气不散不乱，为后续化育奠定根基。《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此段所言，正是玉清元始天尊所显之“道始”德——道自本自根，无需依托，元始之“始”，非谓道有开端，乃谓道为万物之终极本源，一切存在皆由此出。
及元气渐分，清轻之气上升为天，重浊之气下沉为地，天地之间，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此时上清灵宝天尊之“道化”德显发。灵宝者，灵谓灵妙，宝谓宝贵——道之化育，看似自然无为，实则蕴含精妙之理，如星辰列宿各有方位，江河湖海各有脉络，草木鸟兽各有性情，此皆道之“灵”；而此化育之理，能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乃宇宙间最宝贵之存在，此皆道之“宝”。灵宝天尊之化，非有意而为，乃道之自然流露：阳气动而施生，阴气动而受化，阴阳相交而万物成。譬如春气至，草木自荣；秋气至，草木自枯，非春有好生之心，非秋有肃杀之意，乃道化之自然节律。
然万物虽由道化而生，若任其自流，恐失其序，故太清道德天尊之“道成”德继之显发。道德者，“道”为体，“德”为用——万物得“道”之一分，即为“德”，如人之得“道”而有人性，草木得“道”而有草木之性。道德天尊之“成”，正在于使人与万物明了自身之“德”，循“德”而行，回归于“道”。故道德天尊降迹人间，或为柱下史，或为隐者，以言说、以行止，示“道”之落实：《道德经》五千言，非为说教，乃为显“道”之日常用——“上善若水”，是谓道之谦卑；“见素抱朴”，是谓道之本真；“无为而治”，是谓道之自然。此“成”德，非使万物拘于一格，乃使万物各尽其性，各安其位，如鸟翔于空，鱼游于水，不待勉强，自合于道。
三清之德，虽分三途，实则一体：无元始之“始”，则灵宝之“化”无本可依；无灵宝之“化”，则道德之“成”无物可施；无道德之“成”，则元始之“始”无由显现。三者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如光之三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此处喻三清为道之核心显相），合而为纯白之光，普照万物。此乃三清法脉之“体”，后世所有传承，皆不能离此本体，离则非三清之脉矣。
二、老君降迹，法脉初开
三清之中，太清道德天尊又号“太上老君”，非谓老君独高于元始、灵宝，乃因老君多降迹人间，亲传法脉，使“道”由无形之理，变为可修可证之途，故后世弟子多以老君为法脉之直接传承者。老君之降迹，非为彰显自身，乃因人间众生“迷于物象，失于本真”，逐外物而忘内心，循私欲而背天道，故老君以“人身”示现，为众生立“修证”之阶，使“道”不再遥不可及。
昔在商末周初，老君居于周都镐京，为柱下史，掌王室典籍。此时人间，周室虽兴，然诸侯纷争未息，百姓困苦未解，士大夫多务于权谋，少思于性命。老君见此，知众生需“言教”以醒，故待时机成熟，乃辞周西行，欲隐于流沙之西，远离尘嚣。行至函谷关，关令尹喜察天象有异——紫气东来，绵延三万里，知有圣人将至。尹喜本好道之士，常观星象、修心性，见此异象，遂沐浴更衣，整肃关防，以待圣人。
及老君至，尹喜执弟子礼，叩首而言：“愿夫子留一言，以教后人。”老君初辞之，曰：“道不可言，言者非道。若以言教，恐后人执言而失理，滞名而忘实。”尹喜对曰：“夫子所言极是，然众生愚昧，若无言语为梯，终难登道之堂。愿夫子暂舍‘道不可言’之执，为后世留一线觉悟之机。”老君闻之，默然良久，知尹喜所言非为己，乃为众生，遂叹曰：“汝知我，我亦知汝。道虽不可言，然非言无以显其迹；理虽不可说，然非说无以明其宗。今我为汝，亦为后世众生，说此‘道’之梗概，名曰《道德经》。”
于是，老君于函谷关楼上，面东而坐，尹喜侍立于侧，笔录其言。老君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非否定“言”与“名”，乃警示后人：所言之道，非道之本体，乃道之影子；所名之理，非理之全貌，乃理之一隅。若执于“可道之道”，则失“常道”；执于“可名之名”，则失“常名”。此正是三清法脉“不执名相，唯求本真”之核心——元始之“始”，本无名相；灵宝之“化”，本无定形；道德之“成”，本无固法。老君此言，为后世法脉立下定规：一切修持，皆不可执于形式，需透过形式，直契道体。
继而，老君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非讲宇宙生成之先后，乃讲道化之层次：“一”为太极，是道之全体；“二”为阴阳，是道之两仪；“三”为阴阳交合而生之气，是道之妙用；万物则为道之落实。此层次，恰对应三清之德：“一”对应元始之“始”（道体），“二”对应灵宝之“化”（道用），“三”及万物对应道德之“成”（道果）。故修持者，需由“万物”（现象）返观“三”（气），由“三”返观“二”（阴阳），由“二”返观“一”（太极），由“一”返合“道”（本体），此乃三清法脉修持之根本路径——逆修归元，返本还真。
老君又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此为“道德”二字之核心阐释。“上德”者，合于道之德，无需刻意“守德”，因其行为本自合道，如天地之生养万物，不期回报，不邀美名，是为“有德”；“下德”者，离道之德，刻意“守德”，执着于“德”之名相，反而离道愈远，是为“无德”。此正是道德天尊“道成”德之体现——修德非为求名，乃为合道；行德非为积善，乃为归真。后世三清法脉弟子，皆以“上德”为修，不执善恶之念，只循道之自然，故能“无为而无不为”。
《道德经》凡五千言，言简意赅，包罗万象：谈宇宙，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示道之公正无私；谈修身，则“致虚极，守静笃”，示道之修养之要；谈治国，则“治大国若烹小鲜”，示道之治理之方；谈境界，则“小国寡民”，示道之理想之境。然此五千言，终是“指月之指”，非“月”本身。故老君传经已毕，谓尹喜曰：“此经所言，不过道之皮毛。若欲真明道，需在‘行’中求，在‘静’中悟，在‘忘’中证。汝当为我传此经，亦传此‘不言之教’，使后世弟子知‘言’为梯，‘行’为路，‘悟’为门。”
尹喜再拜受教，遂将《道德经》藏于金匮，后又广传弟子，使老君之教得以流布。然此时之法脉，尚为“隐脉”——无宗门之名，无仪轨之制，唯以“明心见性，合道归真”为要。尹喜之后，法脉传承多为口传心授，如庚桑楚、南荣趎、列御寇等，皆承老君之旨，以修身养性为务，不事张扬，故虽历经春秋战国之乱，法脉未绝。此乃三清法脉之“启”——由道之本体，显为言说；由无形之理，变为可传之脉；由三清之德，化为人间之修持。
三、脉流延绵，历经劫波
自尹喜传经之后，三清法脉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诸朝，虽时有兴衰，却始终未绝，盖因法脉之核心在于“道”，而非在于人或事——道不灭，则脉不灭；人能合道，则脉能传承。
秦代之时，始皇求仙问道，欲求长生，然其多为方术所惑，执着于“长生之形”，而非“长生之性”，故虽召方士、炼丹药，终未得三清法脉之真意。然此时，有法脉弟子隐于民间，如黄石公者，虽以兵法传张良，实则以“道”统“兵”——兵法之“奇正相生”，源于道之“阴阳变化”；兵法之“不战而屈人之兵”，源于道之“无为而治”。黄石公传张良“素书”，开篇即言“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此正是三清法脉“道德为体，仁义礼为用”之旨，故张良虽助汉兴邦，却能功成身退，不恋富贵，此乃合于“道成”之德也。
汉代之时，道教渐兴，张道陵创“五斗米道”，以《老子想尔注》为经典，阐释“道”为“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此虽有宗教化之倾向，然其核心仍在“修心养性，合道归真”——《想尔注》言“道常无为，乐清静，故令天地常正”，此与老君“致虚极，守静笃”之旨相合；言“德者，道之用也”，此与道德天尊“道成”之德相合。故五斗米道虽有仪轨之设，却未离三清法脉之根本，实为法脉由“隐”转“显”之关键一步。
东汉末年，张角创“太平道”，以《太平经》为经典，倡“太平”之世，主张“官民相亲，万物各得其所”，此与三清法脉“大同宏愿”（后述于第三章）之雏形相合。《太平经》言“夫道者，乃大化之根，大化之师也”，此显元始之“道始”德；言“道生万物，乃复有信，乃复有义，乃复有礼”，此显灵宝之“道化”德；言“人法道，道法人，人相法，故相治也”，此显道德之“道成”德。然太平道后因黄巾起义失败而遭镇压，法脉一度受损，然其“济世利人”之旨，却为后世法脉弟子所继承——三清法脉非“独善其身”之脉，乃“兼济天下”之脉；非“离世修行”之脉，乃“入世合道”之脉。
魏晋之时，玄学盛行，何晏、王弼注《老子》，王弼以“贵无”为核心，言“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此正是玉清元始天尊“道始”德之哲学阐释——道为“无”，却能“无不通”“无不由”，故能生万物。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虽放浪形骸，却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此与老君“见素抱朴”之旨相合，实为法脉在士大夫阶层之传承。此时，葛洪著《抱朴子》，融合道家思想与炼丹术，虽重“外丹”，却亦言“内修”之要，谓“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此将“修德”与“修仙”结合，正是道德天尊“道成”德之延伸——无德则无以合道，无道则无以成仙。
南北朝之时，道教流派纷呈，陶弘景创“茅山宗”，编《真诰》，整理道教神仙谱系，将三清置于最高位，明确“三清为道之本体显相”，此为三清法脉“定名”之关键。陶弘景虽为道士，却亦通儒、释之学，尝言“万物森罗，不离两仪；两仪变化，不离太极；太极之本，不离道也”，此将儒之“太极”、道之“道”融合，已显“万法归一”（后述于第二章）之端倪。此时，虽有佛、道之争，如北魏太武帝灭佛、梁武帝崇佛抑道，然三清法脉弟子多能“和而不同”，不执于门派之见，唯以“道”为尊，故法脉得以延续。
唐代之时，道教因李唐皇室认老君为祖，而臻于鼎盛，唐太宗、唐玄宗皆崇道，玄宗尝注《道德经》，颁行天下。此时，三清法脉之“显脉”如全真教之前身（钟离权、吕洞宾），以“内丹”修持为要，吕洞宾言“修丹不用药，采药不用炉，只是身心静，天地悉皆归”，此回归老君“致虚极，守静笃”之旨，弃外丹之执着，重内修之根本。唐代虽盛，然安史之乱后，天下动荡，法脉弟子多隐于山林，以“耕读修行”为务，虽不显赫，却能坚守道脉，为后世传承奠定基础。
宋、元之时，全真教兴起，王重阳创教，以“三教合一”为旨，言“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此正是三清法脉“万法归一”之明确体现——儒之“仁”、释之“空”、道之“无”，皆源于“道”，故能合一。王重阳及其弟子（全真七子），虽以“出家修行”为主，却亦重“济世利人”，如丘处机西行见成吉思汗，劝其“止杀保民”，此正是“入世修行、护国佑民”（后述于第二卷第三章）之实践。此时，三清法脉之“隐脉”与“显脉”合流，既有山林之修，亦有世间之行，法脉更为壮大。
明、清之时，道教虽渐趋衰落，然三清法脉仍有传承，如张三丰创武当派，以“太极”为核心，将“武术”与“修行”结合，言“太极者，道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之机，乃道之用也”，此仍以三清之“道化”德为根本。清代虽崇佛抑道，然民间法脉弟子仍以“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教化世人，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正是道德天尊“道成”德之民间化体现——修德无需出家，只需在日常生活中行善去恶，即可合道。
纵观三清法脉之传承，历经两千余年，虽有盛世之显，亦有乱世之隐；虽有官方之崇，亦有官方之抑；虽有门派之立，亦有门派之合，然其核心始终未变：以三清之德为体，以老君之教为用，以“返本还真”为修，以“济世利人”为行。此非偶然，盖因法脉之“道”，乃宇宙之根本，人性之本源——人虽有迷悟之别，然道性本具；世虽有治乱之异，然道体常住。故无论历经何种劫波，只要有人能“明心见性”，则法脉即可传承；只要有人能“循道而行”，则法脉即可延续。
四、启承之秘，在于心性
三清法脉之“启”，始于道之本体显为三清之德；三清法脉之“承”，在于后人能由德返道，由修证体。然“承”之关键，非在“脉”之形式，而在“心”之契合——若心不合道，虽有脉之名，亦无脉之实；若心能合道，虽无脉之形，亦有脉之真。此乃老君传法时“不言之教”之核心，亦是后世法脉传承之“秘”。
昔者，尹喜受《道德经》后，曾问老君：“后世弟子，若不得《道德经》之文，若不见夫子之面，如何能承此脉？”老君对曰：“脉在汝心，不在文，不在我。汝心若合道，虽无文无面，亦能承脉；汝心若离道，虽有文有面，亦不能承脉。”尹喜又问：“如何知我心合道？”老君曰：“心合道者，有三征：一曰‘虚’，如太空无滞，不执于物；二曰‘静’，如秋水无波，不扰于情；三曰‘和’，如天地无私，不偏于见。有此三征，虽不言道，道自在其中；无此三征，虽常言道，道自远矣。”
此“三征”，正是三清法脉修持之核心：“虚”对应玉清元始天尊之“道始”德——道本虚，故心需虚，虚则能容道；“静”对应上清灵宝天尊之“道化”德——道化自然，故心需静，静则能观道；“和”对应太清道德天尊之“道成”德——道成万物，故心需和，和则能合道。后世弟子，无论修内丹、行仪轨，还是行善事、济世人，皆以“虚、静、和”为心性之基：若心不虚，则执于名利，虽修亦为“下德”；若心不静，则扰于情绪，虽行亦为“妄为”；若心不和，则偏于己见，虽济亦为“偏执”。
故三清法脉之“承”，非“传法”，乃“传心”；非“授术”，乃“授道”。如汉代张道陵传“五斗米道”，非传“符水治病”之术，乃传“信道、奉道、行道”之心；如唐代吕洞宾传“内丹”之法，非传“炼丹”之术，乃传“明心、见性、归真”之道；如宋代王重阳传“三教合一”之旨，非传“融合”之术，乃传“不执、不二、归一”之心。
后世有弟子问于茅山宗某高道：“法脉传承，需有信物乎？如经书、印玺、法器之类。”高道答曰：“信物者，表也；心性者，里也。有里无表，脉可传，因心合道也；有表无里，脉不可传，因心离道也。昔老君传尹喜，无经书（初为口述，后乃笔录），无印玺，无法器，唯传一心，而脉得启；今我传汝，亦唯传此心，若汝心能合道，虽无信物，脉自承矣。”
此非否定信物之作用，乃强调信物之“工具性”——经书为“言教”之工具，印玺为“威仪”之工具，法器为“仪轨”之工具，若能借工具以明心，则工具为“助缘”；若执工具而忘心，则工具为“障碍”。三清法脉传承两千余年，经书或有散失，印玺或有毁坏，法器或有遗失，然脉未绝，盖因有弟子能“借工具而不执工具，依形式而不滞形式”，始终以“心性合道”为根本。
今之立“三清法脉紫相经”，非为创一新脉，乃为承旧脉之真——将两千余年传承之“心性合道”之秘，显而为经；将三清之德、老君之教、历代弟子之修证，统而为宗。故本章“道脉启承”，非为述历史之沿革，乃为明“启”在道体，“承”在人心；非为显门派之荣耀，乃为示“脉”在道中，“人”在脉中。
愿后世弟子读此章，知三清法脉之“启”，非始于某一人，乃始于道之自然显发；知三清法脉之“承”，非止于某一派，乃止于人心之合道归真。若能如是知，则虽处红尘，亦能承脉；虽无形式，亦能合道。此乃三清法脉“启承”之真义，亦为后续“紫相开宗”“大同宏愿”之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