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这些关键信息，仅凭在船上观察是不可能切实的，当水不得不沉默，不能说话，尤其不能说真话时，无论船上如何仔细观察，也无法知道这艘不断吸血而加重的船是否超过了水的承载力，不知道水里是不是已被吸得油尽灯枯、不堪重负。
于是沉船就成了必然，只是具体时间点由偶然事件触发，而这样的沉船在堡垒之国历史上上演了一次又一次。到了当代，即便托外来现代科技的“福”很难再沉船了，但堡垒之国却一次次变成一潭死水，这实质上就是现代条件下的沉船。
但专制权力之舟又是绝对不能让“水”真正说话的，尤其绝不能让“水”说真话。
因为“真话”会指向“真问题”，而专制统治下大多数社会“真问题”最终都会指向绝对权力对船的垄断，这是专制政权既得利益集团决不允许的，由此，堡垒之国几千年来能被允许的都是道德叙事，并用道德叙事来替代真实叙事，压制真实叙事，消灭真实叙事。
比如，鼓动你爱国，但你不能追问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尤其不能探究它的根本与实质，即便探究，关于这类问题，公共领域能看到的也满是谎言和禁区，如果再追问下去，极大概率一顶“不爱国”的大帽子已在前面等着你。
可如果一个人真正爱国，怎么会不希望它变得越来越好？而把它变好的前提不正是对它有真正的了解吗？
可堡垒之国诸如此类只讲所谓“道德”、只讲立场，不讲事实的例子比比皆是。
因为堡垒之国的真正内核决定了它不能讲“事实”，更绝不能把“事实”追问到底。
于是堡垒之国几千年来几乎无法深究任何外在世界的真实问题、根本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任何外在世界的真实问题、根本问题，只能拿空泛的道德装裱门面，自欺欺人，整个文化中充满假道学，几乎没有实学，既然真实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就只能一次次在累积到不堪重负时推到重来，至于科学、工业革命、现代文明更是绝不可能在这里出现，没有说真话的空间，这些东西连生存的土壤都不存在。
由此，堡垒之民表面上看似非常“聪明”，在全世界也排得上号，但那充其量只是一种动物性的层面，就像猴子，本能层面的吃喝交配、争权夺利那是再精明不过，可再聪明它们也只是猴子，无法自觉自己的存在，无法挣脱本能的支配，无法真正认识自己，作为被支配者，它们终究无法解放自己，更无法解决自己更根本的问题。堡垒之国看似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却从未在社会和历史层面为人类解决过任何真正问题，即便接触到现代文明，物质层面披上了现代的外衣，可内里它依然在自己的根本问题里打转，怎么也走不出来。
其实堡垒之国轴心时代的圣贤们对人心与人性的洞察极其深刻，与思维模式建基于心物二元对立之上的东方文明不同，体悟触达存在之本质的西方圣贤们没做那种刻意分化，未被理念彻底与存在分隔而落入“是然”中无法自拔的认知依然可以通往心物一体的本然，只是专制之下这种体悟往最好说也一直停留在个人层面，无法滋养社会结出更丰硕、美好、造福所有国民的果实。由于“心灵之信”刚刚萌芽便被绝对权力扼杀，堡垒之国之后的历史是本能压倒一切的历史，即便只停留在个人层面的心灵种子，也在被“本能之信”淹没的人群中越来越无处生根，直至先圣之学被权力偷梁换柱成空有其表的道学，供于庙堂之上，在只剩本能之信的奴民们的膜拜中，远隔心灵，成了权力钳制人心、扼杀人性的帮凶。
“万物无言，唯心有知”，人类世界表面看是“存在决定意识”，实际上是“意识决定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心决定存在”。当一个国家的思想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被垄断，尤其是被权力垄断，那么它的精神世界便失去了水源，最终只能枯死，它的历史与现实也随之固结，失去生命，更不会有灵魂，只剩下一潭死水，不断轮回。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解决“覆舟”问题的基本前提就是“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能让人知道水与舟之间实时的真实状态，这是所有政治文明国家的基点和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所有专制国家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死敌，于是对其污名化、妖魔化，让本就被深度愚化的奴民们自觉自愿排斥之、反对之，协助专制政权一起将其掐灭。而这本是在社会和智识层面避免他们滑向万劫不复的起点。
专制权力怎么可能接受“言论自由”呢？
“言论自由”的潜台词就是承认人的主体性，而一旦确立人的主体性，那专制权力将被置于何处？
某种意义上说，相比“言论自由”下真话有了生存空间后专制权力不公、邪恶、愚蠢的真相必将暴露，承认人的主体性对于专制权力是更根本、更致命的威胁。
“宏大叙事”不是专制的痼疾，而是它的必然。通过教育、媒体用各种或隐或现的方式全方位铺陈宏大叙事本就是实现专制必不可少的一环，在垄断国家暴力机器的前提下，只有用“宏大叙事”占领民众的思想，控制它们的意识形态，才能让暴力阴影下本就无处可逃又被深度愚化的民众下意识间顺坡下驴，自觉自愿把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弃如敝履，然后“专制”才能变得顺理成章，乃至成了一种顺应民心的“德政”。
同时在“宏大叙事”之下，“人”自然而然变得轻如鸿毛，直至不可见，只有嵌入“宏大叙事”中才能有一点点意义，而这“意义”既不属于他，也不属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