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为何是开元十六年（728年）
大唐的历法翻到开元十六年时，连史官的笔都显得有些平淡。这一年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三年前李隆基封禅泰山的祭天烟火早已散尽，泰山脚下的石刻还留着“盛世”的印记，却再无新的盛典添彩；十年后高仙芝远征小勃律、扬威西域的捷报尚未传来，西域的风沙还没裹着大唐铁骑的威名吹回长安；更不必说十七年后安史之乱的烽火，此刻连一点火星都藏在无人察觉的角落里。
长安的朱雀大街依旧是老样子，清晨的晨光刚漫过坊门，载着丝绸与瓷器的马车便碾着青石板而过，车轮声混着坊市商贩“卖胡饼”“售蜀锦”的吆喝，热闹得能漫到皇城根下；洛阳的漕运码头也堆着江南来的粮米，漕工们扛着粮袋穿梭，汗水滴在运河里，溅起的水花里都透着“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富足；皇城深处的梨园更不必说，李隆基握着玉笛的指尖轻颤，《霓裳羽衣》的新谱从笛孔流出，乐工们跟着旋律起舞，丝竹声盖过了殿外偶尔传来的奏事声，把“盛世”的模样唱得真切。
连朝堂上的争论，都带着几分盛世惯有的温和。宰相们议漕运、论农桑，即便意见相左，也不过是执笏争辩几句，终会以“为天下苍生计”收尾；边镇送来的奏折，字里行间都是“边境无虞”“百姓安乐”，偶有小股吐蕃骑兵袭扰，也只被归为“疥癣之疾”，没人会为此皱紧眉头。在当时所有人眼里，这不过是开元盛世里又一个寻常的年份，像长河里的一朵浪花，转瞬便会被更繁华的日子淹没，不值得被单独拎出来，写进厚重的史书里。
可偏偏是这“平淡”，藏着开元盛世最隐秘的褶皱。府兵制的残痕还没被募兵制彻底覆盖，河西军营里，府兵后代握着生锈的弓，与临时招募的流民兵站在一起，“兵农合一”的旧制早已名存实亡；边镇的军权已悄悄越过中枢的红线，陇右节度使王君㚟凭着虚报的战绩求增兵，中枢的圣旨竟默许他亲自挑选兵卒，“中枢统御边镇”的规矩，已开始松动；张九龄刚从洪州回长安，他的笔锋还能抵挡住奸佞的苗头，却挡不住皇权对边镇的纵容；李隆基的玉笛吹得愈发精妙，梨园的乐声里，早已漏出了皇权懈怠的影子——他看得见梨园的繁华，却看不见河南道涌入洛阳的流民，更看不见流民背后，均田制崩坏、土地被豪强兼并的真相。
就像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路人只看见它的枝叶遮天蔽日，却没人察觉，地下的根系已在干旱与虫害里悄悄枯萎。开元十六年，便是这棵“盛世之树”拐点前的最后一个平静之秋。它没有站在盛世的顶峰，也没有跌入衰落的谷底，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繁华表象下的所有隐患：皇权的懈怠、相权的挣扎、军事的困境、民生的苦难、边镇的野心。
后来人读开元盛世，总爱盯着封禅的盛典、西域的大捷，却容易忽略这一个个“平淡年份”里的细节。就像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从看似寻常的一年里，写透了明朝的制度积弊；开元十六年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让我们看清，所有王朝的衰落都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从无数个被忽略的“平淡”里，那些小隐患慢慢积累、小裂痕渐渐扩大，终有一天，撑破盛世的表象，把曾经的繁华，变成历史里一声悠长的叹息。
读懂了开元十六年，才算读懂了开元盛世的“完整模样”——不仅有朱雀大街的热闹、梨园的丝竹，还有河西军营的无奈、竟陵茶农的苦难，更有那些藏在平静之下，终将改写大唐命运的暗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