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隆基：梨园里的帝王与朝堂外的皇权（下）

开元十六年腊月廿三，长安的小年刚过，雪就跟不要钱似的往下落，把梨园殿外的红梅压得直点头。殿里却暖得离谱，鎏金铜炉里的炭火噼啪响，檀香混着桌上葡萄蜜饯的甜香，吸一口都觉得浑身发懒。李隆基斜靠在貂皮软榻上，手里捏着支流云玉笛，笛管上的珍珠映着烛火，晃得人眼晕。乐工们刚把《霓裳羽衣》的尾章奏完，他抬手就赏了一碟蜜饯，语气慢悠悠的：“今儿练得还行，明日把‘羽调’再柔些，上元节要是出了岔子，你们一个个都别想好过。”

榻边的案几上，堆着半尺高的奏疏，最上面那本封皮都快被高力士摸破了——是河南道送来的流民急报，说洛阳城外流民快上千了，府库粮米见了底，再不管就要闹乱子。可李隆基扫都没扫一眼，目光直接黏在了乐童捧着的新乐谱上。那谱子是他昨夜熬夜改的，红笔在“羽调”处画了个圈，旁边写着“像骊山温泉漫过石头，别太硬”，字迹软乎乎的，哪还有半分早年批奏疏时“力透纸背”的劲儿？

要是把开元元年（713年）紫宸殿的奏疏，跟如今梨园案上的乐谱摆一块儿，任谁都能看出这位帝王的变化：当年他批奏疏，能熬到眼冒金星，“河南赋税减一成”“边镇粮饷逐府查”的批注写得密密麻麻，连“漕运船夫的冬衣够不够厚”都要追问三句；现在倒好，流民上千的急报连封缄都懒得拆，改乐谱的红笔却比什么都上心。这种转变不是突然的，就像锅里的水慢慢烧开，等你察觉烫时，早已没法下手——藏在旧铠甲的锈迹里，藏在《贞观政要》的折痕里，藏在一次次“先玩会儿再理政”的妥协里。

李隆基对“权力”的认知，打小就是被吓出来的。他生于垂拱元年（685年），那时候武则天早把皇城变成了“猜忌场”：废了李显，把他爹李旦立成傀儡皇帝，李唐宗室的名字，说出去都能让人打哆嗦。他三岁就被封了临淄王，却没住过一天皇城，被安置在长安城外的旧王府里，府门日夜有武家的人盯着，跟坐牢似的。有次他妈窦氏来看他，只能隔着门帘说几句话，临走时塞给他一块麦芽糖，还没等他捂热，看守的人就过来盘问，吓得他妈赶紧走了。

更让他记一辈子的，是十二岁那年在集市上见的事。那天他趁看守不注意溜出去，看见一个卖糖葫芦的老汉，因为怀里藏了张李世民的画像，被差役按在地上揍。老汉的糖葫芦滚了一地，红果子摔烂了，染得青石板通红。他躲在树后，攥着衣角不敢出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直到差役走了，才跑过去帮老汉捡糖葫芦。老汉看着他的锦缎衣裳，知道是宗室子弟，叹了口气说：“小王子啊，这天下早不是李家的了，你往后少出门，好好活着就好。”

“好好活着”这四个字，成了他少年时的执念，可武家的屠刀，终究没饶过李唐宗室。垂拱四年（688年），琅琊王李冲起兵反武，兵败后，几百个宗室子弟被株连，他的两个堂兄，就因为跟李冲写过一封信，被拉到洛阳街头砍了头。消息传到王府，他正在读《贞观政要》，他爹李旦派人送来一封密信，就四个字：“闭府勿出”。那天夜里，他把书藏在枕头下，听着府外的风声，第一次觉得“活着”不够——要是没权力，就算活着，也跟案板上的肉一样，任人宰割。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偷偷攒力气。借着“打猎”的名义，往潞州、并州的军营跑，穿最普通的粗布衣裳，住士兵的营帐，端着粗瓷碗跟士兵们蹲在地上扒拉小米粥，粥里有沙子也不嫌弃。有次潞州军营闹瘟疫，士兵们高烧不退，军医不够，他就亲自熬药，给病重的士兵喂饭，连熬了三夜，眼睛都熬红了。士兵们私下里都说：“这临淄王，哪像个王子，倒像咱们的兄弟。”也就在这时，他认识了王毛仲——一个出身低微却懂军务的禁军士兵，两人在营帐里喝着劣质酒，约定将来要是有机会，就一起“把李唐的天下抢回来，让百姓过好日子”。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兵变，武则天退位，李显复位，李隆基总算能光明正大地回皇城了。可他没料到，李显是个软骨头，朝政全被韦后和安乐公主抢了去。韦后学着武则天的样子，提拔自己人，打压宗室；安乐公主更离谱，直接跟李显说“我要做皇太女，武则天能当皇帝，我怎么不能？”景龙四年（710年），韦后干脆毒杀了李显，立李重茂为傀儡，准备自己掌权。

那天夜里，李隆基在王府里召集王毛仲等禁军将领，手里攥着那把潞州的旧剑，剑鞘都磨发亮了，语气斩钉截铁：“韦后乱政，李唐要完了！今日咱们起兵，要么保下祖宗基业，要么死在这儿，没第三条路！”那一夜，皇城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他亲自带着禁军从玄武门冲进去，长剑刺穿韦后亲信胸膛的时候，没半点犹豫——他想起了集市上被打的老汉，想起了被砍头的堂兄，想起了少年时的约定。

兵变成功后，他站在紫宸殿的台阶上，手里的剑还在滴血，看着赶来的父亲李旦，只说了一句话：“儿臣没给李唐丢脸。”后来李旦复位，他成了太子，把东宫书房当成了战场，天不亮就起来读史书、批奏疏，常跟姚崇、宋璟议事到深夜。有次姚崇因为儿子生病请假，朝政积了一堆，他就坐在书房里处理，从清晨忙到日暮，案上的小米粥热了四次，都没顾上喝一口。姚崇病愈回来，看见奏疏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当场就哭了：“有您这样的太子，大唐肯定能好起来！”

先天元年（712年），李旦禅位给李隆基，他正式当皇帝了，可麻烦还没结束——他姑姑太平公主，手里握着朝政大权，亲信遍布朝堂，甚至想废了他，另立皇帝。先天二年（713年），李隆基干脆再发一次兵变，平定了太平公主的叛乱，这才彻底把权力攥在手里。

刚当皇帝那几年，李隆基是真拼。下的第一道圣旨，就把太平公主提拔的两百多个亲信全罢了官；接着又减赋税、鼓励垦荒，让流离失所的农户回家种地；边镇上，重用姚崇、宋璟推荐的将领，整顿军纪。那时候的紫宸殿，从来没有空闲的时候，他坚持“五日一朝”，有时候忙起来，三天就开一次会。宰相们奏报政务，他总爱追问细节：户部说“粮库满了”，他就要查各地府库的账簿，还派太监去实地看看；兵部说“边镇安稳”，他就召边将入京问话，连“士兵的弓箭够不够用”都要问；工部说“堤坝修好了”，他就派御史去河边踩踩，看看是不是真结实。

有次宋璟说“江南道赋税减了，百姓日子好过了”，李隆基没信，派了个亲信去江南察访。结果亲信回来报告，说江南的小吏还在私下加赋税，他当场就把那小吏贬成了庶民，还告诫宋璟：“当官的最忌讳听假话，百姓的苦，得亲眼看见才算数。”那时候他案几上放的不是乐谱，是《贞观政要》，书页上“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八个字，被他用红笔圈了一圈又一圈；那时候他从不去梨园，反而常去漕运码头，看船夫卸货，听商贩聊天，甚至会接过船夫的扁担，试试沉不沉，跟船夫说“冬天冷，多穿点”。

可再好的劲头，也架不住“盛世的温床”。开元十年（722年）后，姚崇、宋璟先后罢相，接替他们的张嘉贞、李元纮，虽有才干，却没了“跟皇帝顶嘴”的勇气，凡事都顺着他的意思来。看着天下越来越富，“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李隆基渐渐就松了劲——他觉得“政务有宰相管，我不用瞎操心”，又觉得“我开创了这么好的盛世，也该享享清福了”。

先是把“五日一朝”改成了“十日一朝”，后来干脆找借口“身体不舒服”，把朝会往后拖；先是偶尔去梨园听会儿乐，后来干脆泡在梨园里，亲自教乐工奏乐、编新曲，为了校准《霓裳羽衣》的一个音符，能把朝会挪到第二天；边镇将领虚报战绩，他不仅不查，还加官进爵——王君㚟说“斩了三百吐蕃兵”，他就赏锦缎、赐黄金，只因这份“捷报”能证明他“治世无外患”；河南流民上千，他只让户部拨点粮，却不问“流民为啥越来越多”；江南堤坝漏了，他为了造十支流云玉笛，让修缮工程先停着，说“堤坝的事，明年再办也不迟”。

开元十六年腊月的一天，高力士整理旧物，翻出了李隆基早年在潞州穿的旧铠甲。那铠甲的甲片都锈了，缝隙里还卡着潞州的泥土，甲腰处有一道划痕，是当年打猎时被野猪撞的。高力士捧着铠甲送到梨园，李隆基正教乐童吹笛，看见铠甲，愣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摸了摸锈迹，笑着说：“哟，这玩意儿还在呢？当年穿着它在潞州救过农户，现在再穿，怕是连袖子都套不进去了。”

“陛下，”高力士轻声说，“您当年穿着它，在军营里给士兵熬药，还说要穿着它守护李唐的疆土。”

李隆基的手顿了顿，眼神软了些，想起了潞州的小米粥，想起了士兵们的笑脸。他试着把胳膊伸进铠甲袖管，果然套不进去——这些年养尊处优，他胖了不少，当年合身的铠甲，现在跟小了一号似的。“老了，也懒了。”他把铠甲递给高力士，“收起来吧，现在也用不上了，别再拿出来了。”

高力士接过铠甲，心里叹了口气——他知道，李隆基说的“用不上”，不是真的用不上，是不愿再想起。想起少年时的苦，想起登基时的誓言，想起“居安思危”的告诫，都太费劲儿了。现在的梨园多好，有丝竹，有蜜饯，有乐童陪着，不用管流民，不用查粮饷，多自在。

上元节的宴饮如期举行，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朱雀大街上挤满了人，梨园殿内更是热闹得不行。百官举杯给李隆基祝寿，乐工们奏着《霓裳羽衣》，他拿着流云玉笛，吹起了自己最得意的段落，笛声一落，满殿都是赞叹声。可没人知道，千里之外的陇右，兵卒们因为断粮，已经开始私下串联；河南的流民，正冒着风雪往长安赶，沿途饿死的人，都埋了好几处；江南的堤坝，在寒冬里冻得开裂，明年汛期一来，肯定要垮。

这些隐患，就像埋在大唐地下的火种，而李隆基的懈怠，就是助燃的风。他用十六年的时间，穿着旧铠甲，凭着一股拼劲，把大唐建成了盛世；却在开元十六年，握着流云玉笛，凭着“盛世的惯性”，给这盛世挖了第一个坑。就像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从勤勉变怠政一样，这不是单纯的“皇帝变懒了”，是贤相没了约束，边镇没了制衡，皇权越来越随心所欲——当皇帝眼里只有自己的“雅兴”，忘了百姓的“生计”，再繁华的盛世，也早晚要塌。

宴饮到一半，李隆基放下玉笛，看着殿外漫天的烟火，笑得特别满足。他觉得自己比太宗还厉害，既能治国，又通音律，将来史书上，肯定要把他写成“千古一帝”。可他不知道，史书会记下他的盛世，更会记下开元十六年的雪，记下梨园里的丝竹，记下那些被他忽略的流民和兵卒——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最后把大唐的繁华，一点点拖进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