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融合大同思想》

作者：杨思辉

第七章 范式扩散的博弈场域与理论回应——在传统守正与工具祛魅之间

引言

当“和合共生论”历经理论构建、共识凝聚与实践破冰（主线1-3），于2036年前后进入全球扩散的关键阶段——非政府组织的跨国网络使其纳入非洲联盟人文交流议程，学术共同体的研讨使其成为全球文明研究的核心议题，民间实践的口碑使其成为跨文明互助的“方法论首选”。但扩散过程并非坦途，正如任何突破既有认知框架的理论，“和合共生论”遭遇了双重结构性阻力：一是文化保守势力以“消解文明主体性”为由的批判，二是个别国家将其异化为地缘政治工具的操弄。

这双重阻力的本质，实则指向“和合共生论”的核心悖论：如何在激活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同时守住文明根脉？如何在依托国家力量落地的同时规避价值异化？本章以周景行团队的理论反思与实践回应为脉络，立足儒家“守正开新”、道家“以正治国”、佛家“破执澄明”的智慧，结合社科实证与跨文明案例，剖析阻力的生成逻辑，论证“和合共生论”通过“传统的动态转化”与“工具化的边界祛魅”，实现对博弈场域的超越——最终，阻力不仅未阻碍范式扩散，反而成为理论深化的“催化剂”，使其更贴合全球文明交往的复杂现实。

第一节 扩散阻力的双重形态：本质溯源与社科解析

“和合共生论”的扩散阻力，看似是“外部反对”，实则是“内在矛盾的外化”——文化保守势力的质疑，源于对“文明主体性”的静态认知；个别国家的工具化，源于对“全球共识”的权力化解读。二者均偏离了“和合共生”的核心原则，需从哲学根源与社科现象双重视角，拆解其本质。

7.1.1 阻力一：文化保守势力的“传统消解论”——静态主体性的认知困局

文化保守势力对“和合共生论”的批判，集中体现为“传统消解论”：认为理论倡导的“多元互鉴”会模糊文明的独特标识，导致“本土传统沦为普适话语的附庸”。中东某宗教研究机构2036年发布的《传统存续危机报告》即称，该理论“以‘共同伦理’稀释宗教教义的核心特质，以‘符号互认’消解文明的身份边界，本质是文化同质化的隐性推手”；非洲某部落长老在访谈中直言：“我们的乌班图精神是‘我因我们而存在’，不是‘我因所有文明而存在’——过度强调共生，会让年轻人忘记自己是马赛人。”

这种质疑的哲学根源，是对“文明主体性”的静态认知——将传统视为“凝固的标本”而非“动态的生命体”，将文明主体性等同于“封闭的孤立性”，违背了儒家“生生不息”（《周易·系辞》）与道家“与时俱进”的智慧。从社科视角看，其认知偏差体现在两点：

- 混淆“传统的形式”与“传统的内核”：保守势力执着于传统的外在形式（如部落图腾的单一解读、宗教仪式的不可变更），却忽视传统内核（如乌班图精神的“社区共在”、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适性与可转化性”——正如周景行在《文明研究》期刊2037年论文中指出：“马赛族的‘战狮图腾’形式可创新，但‘草原共生’的内核不会消解；儒家的‘祭祖仪式’形式可调整，但‘慎终追远’的伦理不会丢失。”

- 误读“互鉴”为“取代”：将“文明互鉴”等同于“用他者文明取代本土文明”，却忽视“和合共生”的“和而不同”本质——ICMCD的调研数据显示，践行“和合共生”的地区，文明传统的“核心内核保留率”达92%，而“形式创新率”提升78%（如非洲部落将“口述史”转化为VR数字内容，既保留“社区记忆”内核，又融入现代技术形式），实证了“互鉴不是消解传统，而是激活传统”。

7.1.2 阻力二：个别国家的“工具化操弄”——权力逻辑对共识逻辑的侵蚀

相较于文化保守势力的“认知偏差”，个别国家对“和合共生论”的工具化操弄，更具破坏性——将“文明共识”降格为“政治博弈的筹码”，将“和合共生”异化为“地缘扩张的包装”，违背了“和合共生论”“非政治化”“主体平等”的核心原则（主线5）。

典型案例有二：

- 某区域大国在推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联合保护计划”延伸项目时，刻意将“文化合作”与“基础设施投资”绑定，要求参与国在接受文化遗产技术支持的同时，签署“排他性贸易协议”——此举将“文化互鉴”工具化为“地缘经济的敲门砖”，导致3个中亚国家因不愿接受附加条件，退出项目合作；

- 某西方大国在资助非洲“文明互鉴项目”时，要求受助方在成果报告中强调“项目符合西方民主价值观”，将“和合共生”的“共通价值”窄化为“西方价值标准”——ICMCD的项目评估显示，该项目的“文明互鉴指数”（衡量多元平等的核心指标）仅为0.32（满分1），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0.68。

这种工具化操弄的本质，是权力逻辑对共识逻辑的侵蚀——将“和合共生”从“以价值凝聚共识”的文明方案，扭曲为“以利益绑定认同”的政治工具，违背了道家“以正治国”（《道德经》）的治理伦理，也背离了佛家“破执”的智慧（执着于权力利益，而忽视共生本质）。周景行团队在《全球治理蓝皮书（2037）》中尖锐指出：“工具化的危害，不在于‘使用理论’，而在于‘篡改理论’——当‘和合共生’被用来包装‘文明霸权’，共识的信任基础将被彻底侵蚀，这比单纯的理论质疑更危险。”

第二节 理论回应的双重路径：传统的动态守正与工具化的边界祛魅

面对扩散中的双重阻力，周景行团队并非“被动辩护”，而是以“守正创新”为核心——“守正”即坚守“和合共生”的核心原则（主体平等、价值共通、实践共生），“创新”即针对阻力提出适应性策略。这种回应路径深度融合儒家“守正开新”、道家“知行合一”、佛家“圆融无碍”的智慧，通过“理论澄清”与“实践验证”双向发力，破解博弈困局。

7.2.1 回应“传统消解论”：构建“传统的动态主体性”——以守正促开新

针对文化保守势力“消解传统”的质疑，团队提出“传统的动态主体性”概念：文明的主体性不是“封闭的静态存在”，而是“在互鉴中更新的动态存在”——传统的核心内核（如儒家“仁爱”、乌班图“社区共在”）是“守正”的根基，传统的外在形式（如仪式、符号、表达）是“开新”的场域。这一概念的哲学依据，是儒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与道家“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道德经》）——传统若固守静态，终将僵化消亡；唯有在互鉴中动态更新，才能永续传承。

其具体实践策略为“双轨并行”：

- 内核提炼：锚定传统的共通价值根基

引导各文明群体聚焦传统中的“共通内核”，而非纠结于“形式差异”。例如，在非洲“乌班图与和合共生对话会”上，团队引导马赛族长老发现：“乌班图精神的‘我因我们而存在’，与儒家‘仁者爱人’、佛家‘慈悲平等’本质相通，都是‘共生伦理’的表达”——当长老们意识到“传统的核心是‘共生’而非‘孤立’”，对“和合共生”的抵触自然消解。会后，马赛族主动发起“部落记忆与全球共生”项目，将“草原轮牧”的传统智慧融入“生态责任共担模型”（关键情节节点2），既保留了部落传统，又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本土智慧。

- 青年实践：培育传统与共生的代际衔接

针对保守势力“年轻人忘本”的担忧，团队联合非洲联盟发起“中非青年文明共生计划”——组织中国与非洲青年共同开展“传统的现代转译”实践：

- 中国青年与肯尼亚青年合作，将马赛族“战狮图腾”转化为数字艺术符号，融入元宇宙“全球数字文明博物馆”（第6章），既保留图腾的“勇气与共生”寓意，又以现代形式吸引青年关注；

- 中非青年共同撰写《传统与共生：我们的文明叙事》，用青年视角解读“乌班图精神与和而不同的共通性”，该书在非洲青年中的传阅量突破50万册，82%的受访青年表示“理解了‘传承传统’不是‘拒绝他人’，而是‘让传统在共生中更有力量’”。

这种“动态主体性”的实践，彻底破解了“传统与共生对立”的认知误区——ICMCD2038年调研显示，非洲接受“和合共生”的保守派比例从2036年的18%提升至65%，核心原因是“看到了传统在互鉴中不仅未被消解，反而更具生命力”。

7.2.2 回应“工具化操弄”：界定“治理的非政治化边界”——以祛魅归本真

针对个别国家的工具化操弄，团队联合ICMCD制定《“和合共生”实践的非政治化准则》，核心是“界定国家角色的边界”——国家是“文明对话的协调者”，而非“主导者”；是“共识的保障者”，而非“利益的操盘手”。这一准则的哲学依据，是道家“无为而治”（《道德经》）——国家的“有为”应限于“维护共生秩序”，而非“利用秩序谋利”；是佛家“破执祛魅”——破除对“权力工具化”的执着，回归“和合共生”的本真价值。

其具体实践策略为“三重约束”：

- 主权平等原则：阻断“中心-边缘”的工具化基础

在“国际文明对话协调机制”（主线5）的章程中明确：所有参与国（无论大小、强弱）拥有平等的话语权，重大决策需经“共识投票”（2/3以上参与方同意），任何国家不得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多边合作。2037年，某西方大国试图在“全球文明互鉴评估体系”中增加“民主标准”（实质是西方价值），因未达共识投票比例被否决——这一案例印证了“主权平等”对工具化的阻断作用，正如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平等是共识的前提，也是工具化的天敌。

- 利益透明原则：暴露“权力绑定”的工具化本质

要求所有政府主导的“和合共生”项目，公开预算流向、决策流程与利益关联，由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共识监督委员会”进行第三方评估。2038年，某区域大国主导的“丝路文化交流项目”因未公开资金用途（部分资金流向本国政党宣传），被监督委员会判定为“工具化违规”，ICMCD随即暂停对该项目的推荐资格——此举以“透明”祛魅“工具化包装”，让“以文化谋政治”的本质暴露于公众视野，倒逼国家回归非政治化原则。

- 民间主导原则：夯实“共识的非政治化根基”

明确“和合共生”的实践主体是“民间力量”（学界、非政府组织、社区、青年），国家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不得干预具体实践。例如，“中非文明互鉴项目”的立项、执行与评估，均由中非民间组织联合负责，中国与非洲国家政府仅提供场地与资金，不参与项目决策——该项目实施3年，未出现任何工具化倾向，反而促成12项中非传统技艺的联合创新（如中国剪纸与非洲木雕融合），成为“民间主导”的典范。

这“三重约束”的本质，是“以制度祛魅工具化”——通过明确边界，让“和合共生”回归“文明互鉴的本真”，而非“政治博弈的附庸”。2039年ICMCD的扩散评估报告显示，工具化违规项目的比例从2036年的23%降至8%，证明“非政治化准则”已成为范式扩散的“防火墙”。

第三节 理论深化：博弈场域中的范式成熟——从“回应质疑”到“体系完善”

扩散中的博弈，非但未削弱“和合共生论”，反而使其完成了从“初步框架”到“成熟体系”的深化——针对“传统消解论”，理论新增“传统的动态主体性”维度；针对“工具化操弄”，理论完善“非政治化治理边界”；二者共同构成“和合共生论”的“守正-创新”辩证逻辑，使其更具现实适应性。

7.3.1 理论维度的深化：从“多元共生”到“动态共生”

“和合共生论”初期的核心是“多元主体的平等共存”，经博弈回应后，升华为“多元主体的动态共生”——强调文明的“共生”不是“静态的和平共处”，而是“动态的互鉴更新”：

- 传统不是“被动守护的遗产”，而是“主动参与共生的资源”——正如非洲乌班图精神在与“和合共生”的互鉴中，既守护了“社区共在”的内核，又拓展了“全球共生”的视野；

- 共识不是“一次性的静态达成”，而是“持续性的动态凝聚”——正如《跨文明尊重宣言》发布后，每年由民间组织发起“共识更新论坛”，根据全球文明的新变化（如数字文明崛起）补充新内容，使共识始终贴合现实。

这种“动态共生”的深化，本质是儒家“时中”（《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智慧的当代实践——在“传统与创新”“本土与全球”“民间与国家”的矛盾中，找到动态平衡的“中道”，让理论既不僵化，也不偏离核心。

7.3.2 实践体系的完善：从“单点实践”到“网络协同”

范式扩散前的实践（如丝路文化遗产保护）多为“单点突破”，经博弈回应后，形成“民间主导、国家协调、学界支撑”的“网络协同”体系：

- 学界负责“理论阐释与评估”（如动态主体性的研究、工具化的识别）；

- 民间组织负责“实践落地与创新”（如青年项目、社区互鉴）；

- 国家负责“边界守护与资源保障”（如非政治化准则的执行、资金支持）。

这种体系的完善，让“和合共生”的实践从“零散项目”变为“系统工程”——例如，“全球青年文明共生计划”（学界设计框架、民间组织执行、国家提供资金）覆盖120个国家，直接参与青年超50万人，成为范式扩散的“核心载体”。正如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多元主体的协同，让范式的实践生命力呈几何级增长。

结语

第七章的核心结论是：范式的扩散不是“顺风顺水的传播”，而是“在博弈中成熟的历程”——文化保守势力的“传统消解论”，倒逼理论深化“传统的动态主体性”，让“和合共生”与文明传承从“对立”变为“共生”；个别国家的“工具化操弄”，推动理论完善“非政治化治理边界”，让“和合共生”与政治博弈从“绑定”变为“区隔”。

这一历程深刻印证了儒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智慧——阻力不是理论的“敌人”，而是理论的“磨刀石”。当“和合共生论”能回应“传统守正”与“工具祛魅”的双重挑战，它便不再是“纸上谈兵的学术框架”，而是“能应对复杂现实的活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