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千多年的误解

在司马迁的笔下，大秦律法非常严苛，像高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稍不留神便会落下。这种载入史册的严苛，让人提起秦法，都难免心头一紧。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带着从贫农、雇农中征发的九百名戍卒，从河南出发赶往渔阳（今北京密云）守卫边疆。

在他们行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州）时，恰逢连日来的瓢泼大雨，车马深陷泥泞道路中，寸步难行。等雨停路通之后，他们掰着手指头反复算着接下来的日子，发现等赶到渔阳时，早已过了规定期限。

戍卒若是迟到，不问任何缘由，所有人员一律皆斩。没有客服，没有渠道申诉，也没有地方可以讲理。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法皆斩。”出自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读完史记中的这句话，朋友们是不是瞬间有一种怒火中烧的感觉，不过是遇到人力无法抗拒的风雨交加天气，九百人就得失去性命，这听起来像拿人命开玩笑。从在现代视角来看，这刑法似乎太无人道。

当然，我们没法质疑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毕竟那是流传下来的权威，两千多年以来，后人们都宁愿相信是秦朝变态的律法，再加上监督这九百戍卒的将尉太过凶残的表现，才把陈胜、吴广逼入绝境，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喊出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热血怒吼。

这种令人窒息的变态法律，去也是掉脑袋，不去也是掉脑袋，横竖都没活路，不如反了！死了还壮烈点！那就反了他娘的！

然而我们转念一想，又总觉得哪儿不对劲。秦始皇能统一六国，这份雄才的背后，说他不懂得对人心的洞察与治理的智慧，这未免也太小看他了。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曾对六国王公贵族展现出宽容的一面，并没有下狠手斩尽杀绝。

纵然大秦是依法治国，你想想这样凭能力打下天下的开国最高领导人，真的会制定出这种活腻了的蠢法吗？戍边迟到要被斩，因为不可控的天气因素也要斩，难道他真的嫌自己命太长了吗？

在1975年，湖北云梦县的一座秦墓中，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给秦始皇翻了案。竹简上其中的《徭律》一篇，上面清晰记载着关于戍边迟到的处罚规定：迟到三到五天，口头批评；迟到六到十天，罚款一盾；十天以上，罚款一甲。

并没有血性的规定，只有梯度分明的处罚，甚至可能比现代的一些国家兵役制度还要宽容些，所以戍边迟到在当时，算不上什么要命的大罪。

更让人意外的是，《徭律》中还有一条非常人性化的规定：“水雨，除兴”，如果遇到暴雨、洪水这类天灾，所派发的徭役可以暂时取消，更算不上什么要命的大罪。

或许有人会说，陈胜、吴广当年服的是军役，与普通徭役不同。他们这支队伍里，有戍卒、有屯长（陈胜、吴广只是其中二人），还有两名将尉，俨然是一支编制完整的小型军队。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先揭开秦朝戍卒的真实面目。根据出土的秦简记载，“卒”其实分为两类：一种是正规军人，称作“正卒”，归属军事体系，专职军事作战；另一种则是从民间征调的戍卒，虽被冠以“卒”名，本质上仍属于徭役范畴，受《徭律》《戍律》管辖，与纯粹靠军法约束的职业士兵，并不是一回事儿。

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中记载得十分清楚：“戍者城及补城，令姑（嫴）堵一岁，所城有坏者，县司空署君子将者，赀各一甲；县司空佐主将者，赀一盾。”

翻译过来是：戍卒的任务根本不是打仗，而是修筑城墙、修补城墙，并且要负责维护一年。如果城墙有损坏，主管官员罚一副铠甲，副手罚一面盾牌。可见，这是典型的徭役苦工，处罚也只是财物惩罚，与军法中动不动就斩首的战场纪律，相差非常远。

岳麓秦简中的《戍律》说得更加直白：“戍者月更”。意思是戍卒按月轮换，一个月更换一批，与一辈子当兵的职业军人界限分明。说白了，陈胜、吴广这群人，本就是被强征服役的百姓，并不是什么正规军人。

更关键的是，翻遍所有出土的秦代简牍，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记载“戍卒迟到一律斩首”。相反，《商君书・境内》记载了军队的处罚原则：“战及死吏，而轻短兵，能一首则优。”即便战场上的逃兵，也并非一概处死，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便可赎罪。

《尉缭子》也强调，刑罚应当“诛大赏小”，分清功过，以功抵罪。怎么可能对一群还没有抵达军营、连战场都没上过的戍卒，施行一刀切的连坐斩首呢？

我们不妨对比同一时期的刘邦，刘邦当时担任亭长（类似派出所所长），负责押送服徭役的百姓，结果任务未能完成。他的队伍里没有屯长，也没有将尉，结构十分简单。刘邦索性将剩下的民夫全部释放，自己带着十几个人躲进山中，竟然也躲过了惩罚。

这么一看，陈胜、吴广与刘邦，处境其实很相似：普通民夫或许不会有事，但作为领头人，一旦失期，很可能被治罪处死，他们心里都明白，此行已经九死一生了。

更何况陈胜、吴广年少时，自己的国家被秦国所灭，如今被强征前往边境，名义上是抵御外敌，实则去做苦役，倘若只是他们两个领头人因迟到被杀，手下人却能安然无恙，换作是你，恐怕也会想：不如鼓动大家一同起事，何况当时百姓大多不识字，很容易被鼓动。

陈胜当年动员大家起义时，还说过一句关键的话：“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意思是：就算不被斩首，去守卫边境，十个人里面也得死掉六七个人。换句话，即便这批人能活着，大多数人也会死在边关。这本质上是让他们去送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最终逼得他们决意造反。

有人或许会问：秦律明明写得清清楚楚，为何现实会如此残酷？

问题其实不在秦律本身，而在执行律法的人。当时秦律的执行缺乏有效监督，地方官吏手握重权，往往肆意妄为，再加上秦二世即位后，为控制官吏与百姓，又颁布了一批比旧法更严刻的新法。

西汉初年的贾谊曾如此评价这些新法带来的后果：“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蒙罪者众，刑僇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

简单来说，执法者一味追求严苛，因新法被杀的人遍地都是，上至朝中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人人自危，都没有安全感。

所以，大泽乡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不只是雨天误期那么简单。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的“失期，法皆斩”，或许夸大了秦律本身。

那些重见天日的秦简，拨开了千年历史的迷雾，让我们看清了秦律的真实面貌。曾经被我们斥为暴秦的律法，在竹简的见证下，露出理性的底色。

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动因。但至少“失期皆斩” 这桩流传千年的冤案，是时候还给秦律一个清白了。

► 背后的隐患

秦始皇还是在当秦王的时候，沿袭商鞅的法家思想，推行严刑峻法，这使得秦国官吏上下如齿轮般运转；他推行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此后战功便成为士兵的主要晋升渠道。

普通士兵看你斩杀了多少人，你在战场斩杀的敌人多，可获得一定爵位及土地或者美女等，一旦发现冒领军功行为，就要斩首示众。正是这个制度的设定，使得军队的战斗力突然似猛虎般强大起来。

要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讲究的是刑不上大夫，这其实是偏袒权贵的一种做法。自从商鞅变法后，秦国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只要触犯秦律，都要受到同等的惩罚待遇。

因此，秦国率先变得强大，又依托处于关中的地理优势，多次破解其他六国联盟攻击，后面秦国采取逐个击破。最终在前221年打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就此诞生。

在刚举行登基大典后，秦始皇发现六国的文字差异很大，六国群众看不懂秦朝的文字，而每次中央下达文件前，需要翻译成各国文字。

当然，各地群众也互相看不懂对方的文字书籍，这就像我们现代的人与外国人交流一样，没有翻译根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这种文字不通的现象，无疑阻碍着中央的统一管理。

于是，秦始皇对文字进行标准化管理，要求采用李斯创造的小篆为官方字体，而废除六国文字。

当李斯的字体刻在石碑上竖于全国各地时，我们这片华夏大地第一次真正有了共同语言。

统一六国前的各国字体

统一六国后的小篆字体

在随着秦帝国的发展，一些隐患也慢慢产生。秦始皇十分关注三农问题，曾心怀着美好愿景，推出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政令。

在他的设想中，普通农民可以开垦荒地。为了鼓舞农民群众开荒，他制定法令，只要是你开的荒地，这块地就是你的，只需要将自己的土地上报给当地政府，而政府承认其私有合法性，再依此征收一定租金。

这善政举措刚实行的时候，大大促进开荒的进行，到了后面却让农民本不富裕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

因为这将渐渐演变成为所有封建王朝绕不开的一个恶性循环——那就是土地兼并问题。

若是政府完全承认土地私有，默许土地完全像商品一样可以买卖，这会成为封建王朝的梦魇，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发生，地方土豪劣绅们便可将大片肥田沃土合法私有化，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土地财富掠夺。

你不能低估了人类的贪婪性，这是人性使然，也正如当今社会所认同的一个观点：资本主义的贪婪性是不可想象的。

你在外面跑个网约车，起初还能赚些钱，等平台彻底推广开来，网约车公司从中提高抽成比例。

你从年头忙到年尾，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最后发现自己居然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甚至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这便是资本的力量。

《史记》中记载，陈胜“尝与人佣耕”。

陈胜不过是个雇农，靠给人耕田勉强糊口，和他一样的贫农、雇农遍地都是。就连楚汉风云人物韩信等，早年也同样无田可种，只能寄人篱下。

秦始皇本想打破战国以来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畸形格局，可在实践过程中，政策的天平终究偏向了权贵。 一个社会的总体资源是有限，土豪劣绅们贪婪成瘾，不断蚕食普通农民群众的土地，这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农民要么剩下贫瘠的边角地，要么被兼并后，最后只能成为贫农、雇农。

在这作一个历史规律性解释，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统治者们是和士大夫共享天下，普通人除了靠军功才能获得一些晋升通道与多余土地，朝廷的官位及社会财富大部分被士大夫们所垄断。

而在唐朝之后的封建朝代，这个问题稍微缓和了一些，因为科举制度的产生，有些统治者吸取土地兼并的教训。

为了江山一直传承，选择与百姓共天下，并非完全和士大夫共享天下，比如明朝朱元璋及清朝的雍正，他们是践行这种路线。（注意：“并非完全”这个词，还是要照顾士大夫的利益，但不再照顾得那么狠）

当土地被兼并越来越严重，王朝的索取却越来越多。北方的匈奴（蒙古）游牧民族铁骑经常越过边境掠夺。

为防止匈奴人（蒙古人）入侵，秦始皇想法是筑起一道永恒的屏障——万里长城。

到达过长城的人可能清楚，长城虽然部分修在山岭之间，这部分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守作用。但还一部分要经过平地段，这些平地段城墙防御脆弱，那什么还要修长城呢？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匈奴人的生存方式，在塞外草原上，匈奴人为了让牛羊等牲畜吃到足够的草料，必须把牛羊驱赶到草原其他地方吃草。而与匈奴地盘相邻的其他部落也同样要获得水草资源。

那么部落间会互相厮杀，在长期的守护与厮杀中，练就了匈奴人凶狠善战的特点，骑马弯弓技术娴熟、性格剽悍成为他们生存下来的技能。在大自然的优胜劣汰下，其他不堪一击的族群，要么被彻底消灭，要么被匈奴部落吞并。

当草原遭遇荒年时，比如冰雪天气等，草儿枯萎、牛羊减产，而他们赖以生存的塞外之地（如今的蒙古、新疆等区域），因为土地贫瘠，也无法长出良好庄稼。

这时候匈奴人可能会出现食物短缺情况，当面临生存压力时，劫掠便成了匈奴人活下去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于是，匈奴骑兵常常越过边境出其不意，作案地点并不固定。他们来得快、去得快，留下的只有被洗劫一空的村落，这让边境的群众整天提心吊胆，饱受战乱之苦。

他们抢走粮食等资源不说，女人也被当成战利品抢回草原，成为繁衍后代、填补劳动力的财产。

与拥有数千年礼乐文化的中原地区不同，匈奴人将大部分资源都投入在游牧与军事中。他们没有笔墨雅致，也没有典章制度的规整，一生都与草原风霜、刀剑为伴。

他们的饮食粗俗、习俗比较原始，近乎茹毛饮血的生存状态，在农耕文明眼中，自然成为一群野蛮人物。这种文明的差异，导致人们通常认为匈奴人天生带有残暴属性。

而且从地理上看，匈奴人的边境（甘肃、宁夏、陕北、山西等地）到秦国都城咸阳（陕西咸阳）才七百公里，轻骑一天一夜便可直达到中原都城，时刻威胁着国家统治。

基于这种情况下，秦始皇下令修建长城。每隔一公里修建烽火台，一旦发现敌情，立马释放烽火狼烟，一个接一个传递，可以很好起到通讯作用，也可以及时调军阻击敌军，所以长城的微妙之处，还在于军事讯息的传递。

即使某一段城墙不小心被突破，敌军仍然需要面对长城后方依地形修建的第二道、第三道防线（如内长城、关隘），从而形成层层消耗。

明朝中后期的战斗力不是一般得弱，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率领十万清军，绕道于蒙古草原，攻破长城喜峰口（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被赶来的袁崇焕及时拦住，清军久久无法进入中原，如果崇祯帝不傻到杀掉袁崇焕，皇太极想要全身而退，恐怕都很困难。

或许又有认为应该是把塞外匈奴人灭绝，把所有土地占为己有才对。有一点要强调，塞外的土地实在太广阔，就是今天的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方，此前还包括外蒙，你到地图上看看就是今天的这些地方得有多大。

而且匈奴这些人组成的部落，散落在地广人稀的荒漠任意角落，他们常年在草原的马背上生活，以当时的军事实力也很难打得过匈奴人，而且军队耗力巨大。

所以中原王朝一直防着他们，而不会深入蒙古腹地攻击他们，但汉武帝时期改变了策略，汉武帝刘彻让卫青、霍去病深入匈奴腹地，把他们打到了漠北地区（靠近俄罗斯），这是汉人的第一次历史巅峰时刻，后面的书册会重点讲到。

当时的秦朝是农业之国，农业才是第一产业，所以中原王朝，通常放弃塞外贫瘠土地而修筑长城。

随着秦始皇的一声令下，百万民夫被征调至北方，开始修建万里长城。北方的冬天是苦寒之地，处于又苦又冷又饿的情况下，人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但秦始皇并不管这么多，他坚持要修长城。因此，无数家庭在此破碎，长城的每一块青砖，都浸透着民夫的血泪。

除了修长城外，修阿房宫、修骊山陵墓、修驰道等，上至六十岁的老人，下至十七岁的少年，无穷无尽的徭役（免费劳动）像一张大网，将全国劳动力都网了进去。而乡间田里的荒草越长越高，家中的炊烟越来越稀少。

与徭役同样残酷的，还有当时的奴隶制度。这些奴隶大多是六国战俘及其家属，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像牲畜一样被买卖交易，在矿山、工地上干着最累最苦的活儿，稍有懈怠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所以，大秦就像一把双刃剑，辉煌与隐患交织在一起，人们总是会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去评价它。有人赞颂秦始皇是位雄才大略的人，是他让我们有了大一统的概念；也有人痛斥秦朝的暴政，无穷无尽的徭役及戍边，让无数家庭破碎。

► 老虎面前的猫

秦始皇修长城的徭役政策害苦了天下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天下不是没有人想反，而是没有人敢反。

因为秦始皇对人们而言，仿佛如神一般的存在，他个人的威望以及建立的恐怖系统，带给人们无形的压力极大，这就像一层厚厚的铁幕，把所有反抗心思都按压在萌芽状态。

人们对他的恐惧，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造反？那是晚上做噩梦才敢想象一下的剧情。

这就好比你家里的猫，可能会对着电视中的老虎龇牙咧嘴地口嗨，但真把一只活老虎放到它面前，它绝对秒变飞机耳（紧张害怕），蹿到沙发底下死活不出来。

就连项羽同志这样的，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也都老实得跟鹌鹑一样。项羽同志看见秦始皇巡游的车队，应该说过那句“彼可取而代也！”（我可以取代他）

但这狠话大概率是躲在人堆里，刻意压低声音在叔叔项梁的耳边偷偷说的悄悄话，还得用手严实挡住嘴巴，说完可能还得赶紧看看四周有没有人听见，生怕被朝阳群众举报了。

你让他当时就冲上去A（攻击）？

他肯定不会去，这叫战略性口嗨。心里再不服气，身体也得乖乖跪着。

项羽心中虽有极大的仇恨。但此时冲出去意味着掉脑袋，即便他有所谓的千古无二英勇，在冲出去的瞬间就意味着死亡，所以他绝对不会如此轻率。

不是项羽同志胆子小，而是活着的秦始皇，给人的压力实在是太太太大了！大到足以让天下任何猛男，都选择猥琐起来。

► 长生迷梦

晚年的秦始皇，觉得手中已掌控天下权柄，心中便生出对长生不老的渴求。他希望将这至高无上的权柄，永远握在自己手中。

秦始皇四十九岁去世，现在退休年龄都六十多岁，他这个年龄放到现在，通常被称为中年；如果要是把他放到今天的官场，那可真是太年轻。

秦始皇三十九岁统一六国，应该四十岁多点开始有了长生的想法。

方士徐福隐约觉察到始皇帝内心的焦虑，便带着早已编好的仙山神话，叩开了皇宫大门。

“陛下，东海经过的地方，江面雾气弥漫处，确实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若隐若现的仙山。仙人手里有不死灵药。陛下若能派使者去求取，服用了后，可以长生不老。”

这番话如同一道光，照亮了秦始皇压郁了很久的心绪，他喜悦感瞬间涌上心头，激动得连御座都差点坐不稳，即刻颁下旨意：调拨舟船与物资，催促徐福尽快出海，一定要将仙药寻找回来，等归来之日必有重赏。

有人带着疑问，蓬莱、方丈、瀛洲分别在现代的哪里呢？

蓬莱可能是山东蓬莱市的沿海地带，古人可能将这里沿海常见的海市蜃楼视为仙境；方丈则是先秦时期的东方神话地区，一种观点认为可能与韩国的济州岛、郁陵岛等海上岛屿有关；而瀛洲现实参照可能是早期日本的琉球岛（日本冲绳县）。

徐福第一次出航回来时，并没有带回仙药。他像秦始皇汇报说，自己历经艰险，终于见到了仙人。

但仙人明确表达，长生不老之药极为珍贵，凡人求取必须用诚心为凭证，献上三千名心性纯净的童男童女，并派遣掌握多种工艺技能的顶尖工匠同行，以此展示诚意，才肯赐药。

此时的秦始皇已经被长生的念头，控制住了心志，哪里还顾得上明辨是非真假。一听说找到了神仙，觉得灵药仿佛触手可得。

他当即下诏广选天下灵秀童男童女，征召能工巧匠，很快便将人马齐备。秦始皇亲自将这些人交托给徐福，临别时紧握徐福的手嘱咐道。

“此次东行，千万不要辜负了朕之所托！”

带着千余人的庞大船队，徐福再次驶向了东海。

茫茫大海中，仙山若隐若现，仿佛近在眼前，但始终无法到达彼岸，他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依旧一无所获。

徐福为什么觉得近在眼前，就是无法到达？

这大概率是像山东省蓬莱海边地区常见的蜃景，物理中所说，利用光的折射和全反射，能折射出海市蜃楼的自然现象，所以这成为先秦时代那些人的仙话现实投射，实际上徐福所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已。

后来徐福又编造“海里有鱼怪（鲨鱼）阻挡，导致船队无法登山”的理由。再到后来海上鱼怪也被射杀了，还是没有能够求得仙药。

此时徐福心里揣的非常明白，这次回去皇帝不可能再相信自己的鬼话，再回去复命的话，自己断然不可能有活路了。

于是，他便领着这三千童男童女，在东海边上的岛屿上安顿下来，从此开垦荒地、修建家园，逐渐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有人说“徐福去的是现在的日本本土，甚至被认为是日本人的祖先。”

徐福东渡的队伍与当地原住民通婚融合，可能在当地基因库中留下了痕迹，起到了改良基因的作用，不可能日本岛屿起初就没人。

咸阳宫中的秦始皇望眼欲穿，一直期盼着徐福带着仙药早点回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宫墙下的花儿开了败、败了又开，却没有能够等来徐福的身影。

此时的秦始皇终于明白，求仙访药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但秦始皇对长生的执念根深蒂固，并没有就此停下。

这时又有人向他进言：“用矿物宝石炼制的丹药，服用后才能永生。”

秦始皇像获得了宝贝一般，下达命令日夜炼制丹药，每日像医生嘱咐病人似得按时服用。

刚开始丹药让他每天精神抖擞,处理公文思路出奇得清晰，甚至一晚上不睡觉，也不知道疲倦。他望着铜镜里看似容光焕发的样子，满心欢喜以为丹药起到了效果：原来丹药真的可以让我长生不老！

从现代生物的角度分析来看，丹药是含有矿石中重金属元素，人吃了矿物质炼制的丹药后，肾上腺素立刻飙升。所以，刚开始吃的一段时间，人会觉得精神倍儿好。

等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手开始有点止不住的微微颤抖，那抖动的姿态与现今的帕金森病人颇有几分相似。

再过了一段时间，视力竟然也渐渐模糊起来，时常看奏折总觉得隔着一层薄雾，有时暴躁得可怕，前一秒还在冷静与大臣商量着事儿，后一秒突然大发雷霆，劈头盖脸骂下属，甚至有时候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那是因为药效的副作用出来了，长期吃这种丹药的话，重金属不断在体内积累，肾脏负担愈发加重，渐渐导致慢性中毒，最终，造成了身体不可逆的损伤。

► 沙丘之变

公元前210年的盛夏，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途中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时突然暴毙，终年四十九岁。他在临终前仍坚持服食丹药，尸体运回咸阳时已经腐败发臭。

历史上很多皇帝追求长生的都没长生，要知道寿命的长短是跟家族遗传，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以医疗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你看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两位老婆。阴丽华所生的几个儿子寿命都不长，而东汉的后代继位者寿命也不长，还有一些夭折的，而郭圣通的儿子们寿命都长，寿命的长短，遗传基因应该似乎更重要。

所以古人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其实是有道理。

本来秦始皇的遗诏，是将皇位传给公子扶苏的。可这份遗诏要是颁发出去，赵高深知扶苏即位，不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

将丞相李斯与公子胡亥召至一旁的僻静处，毕竟这么大的事儿，赵高此时也只是一个宦官总管而已，他也不敢藏着掖着。

于是，他拿出遗诏跟李斯作了交代，皇帝的遗诏是令公子扶苏快速返回咸阳即皇帝位。”

李斯和胡亥知道了实情，他们两个人此时并没有歪心思，都表明把遗诏快速发出去吧！

这时候的赵高突然话锋一转，跟李斯说到了个扎心的事实，他表达道：李斯和守卫长城的将军蒙恬政见不合，俩人之间有嫌隙，恐怕日后不能相容。

秦始皇安静地死在了车中，但此刻赵高并没有着急发丧，而是被他私自隐瞒下来，以致全军上下都蒙在鼓里。赵高趁着这间隙功夫，对李斯表达出了“想改立胡亥为帝”的想法。

李斯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与惶恐，他顿时吓得脸色煞白，连连摆手说不干，他深知干这种事情大逆不道，搞不好自己将会遗臭万年。

赵高却表现得非常冷静，他拿出扶苏反对李斯帮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以及当初秦始皇提拔李斯的儿子李由任命为三川郡太守时，被蒙恬极力反对的事情，在这两件事持续对李斯施压。

一种无形的压力瞬间上头，李斯一时语塞，怔在了原地，久久不能说话...

看到李斯的态度似乎有动摇的样子，赵高赶紧用眼色示意着公子胡亥，胡亥这孩子这会儿倒是无比聪明。

他立刻心领神会，顺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扯着李斯的衣襟表露出一种万分想当皇帝的哭求姿态，还说以后在朝堂上都听李斯他一个人，自己会比父皇更加重用他之类的话语...

在权势与利益的诱惑下，李斯终于动摇了，他终于松口了...就这样的情况下，李斯和赵高继续秘不发丧，篡改遗诏让胡亥继位。

但夏天这么高的温度，容不得他们拖延太久，秦始皇的尸体很快开始发臭。为了迷惑将士们，赵高打算继续瞒天过海，他心生一计，假装从秦始皇的车子中出来，传达皇帝的命令，说最近皇帝胃口大开想吃鲍鱼，令公子胡亥迅速取鲍鱼来，放在车驾旁边，以便随时享用。

于是皇帝的车驾周边堆满了成框的鲍鱼，这时正值夏季温度高，没有几天鲍鱼开始发臭，鲍鱼的腥臭味便与尸体的腐臭味混杂在一起，奇臭无比的刺鼻气味儿弥漫在整个军队中，将士们都恶心的受不了，有的被熏得呕吐不止，一路强忍着这份恶臭疾行返回咸阳。

三十多度的夏季高温行走在路上，尸体夹杂着成框鲍鱼，想想这个味道有多恶心，哈哈！

► 扶苏之殇

秦始皇驾崩后，赵高与李斯假传“赐死公子扶苏和将军蒙恬”的圣旨，接着传来侍卫，八百里快马加急送往边关。

扶苏刚接到那封未待验证真伪的圣旨，看到“赐死”二字，立刻像淬了毒的尖刀扎在心脏上，精神立马陷入崩溃状态。

然而，将军蒙恬在一旁极力劝说他。

“公子，陛下尚在病中，此诏可能是被人胁迫而发，我们怎能轻易相信呢？”

蒙恬说的并没有错误，秦始皇确实一直生着病，这是大家都熟知的情况。扶苏和秦始皇确实有一些日子没有见过面，他此时应该要有所察觉与怀疑...

扶苏身边有蒙恬大将和身后的三十万戍边大军支持，本可以暂缓接旨，派人急赴咸阳探听虚实。

这份诏书本就有诸多疑问，扶苏又无罪，至于所谓的道义名分，在生死关头，就不是此刻所能考虑的事。

历史上很多这样事情，像五代十国，后汉隐帝刘承祐杀害了正在前线作战的将军郭威一家人，而后派人到军中赐郭威自尽，郭威非但没有自尽，反而率军反攻，最后直捣京城。

朱棣更是建文帝对他削藩时，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终成永乐盛世；即便是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身处类似情境，也不可能不加核实就自杀，他说不定也会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军逼宫。

不过扶苏在前面，似乎没有案例可以借鉴，但雄才之人往往是根据现实情况而做出决策，像朱棣发动靖难之前，并无藩王造反成功的案例，历史也独他一份。

扶苏此时的脑子如同齿轮锈死，再难转动分毫。他依然一心向死，最后还是拔剑自刎。

在安葬完扶苏公子后，蒙恬自知难逃政治清算的命运，最终选择吞药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