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随中央政治局几个首长离开杨家岭，前往十多里之外的安塞视察刚从保安迁来不久的中央医院。
那时整个边区还没有一辆小轿车，高级首长们外出只能骑马或者步行，主要首长有一匹枣红马，经常借给其他领导紧急公务之用，这天也是如此，所以去医院只能步行。
这一段路全在八路军的控制之下，路两侧到处可见搞生产的八路军部队，随行的警卫人员并不多，走在最前面的几个战士是警卫员，首长走在中间，还有十几个警卫人员殿后，杨凤山和首长的警卫员小古走在后面，小古还是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的队长。
听了小古的介绍才知道，这个新建的中央医院最初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主要首长不太同意，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
“我最服咱首长了。”小古满脸崇敬地说。
“啊，你跟首长几年了？”杨凤山问。
“三年了。”小古说。
“那你原来干什么？”杨凤山问。
“放牛。”小古说。“那么你呢，原来也放牛么？”
“我？”杨凤山笑了笑，“我没有放牛，但也种过田。”
“你肯定是读过书的人，一看就像是有文化的。”小古说。
“嗯。我后来就读书去了。”杨凤山说。
杨凤山在心里预演了行刺的步骤。出其不意，从其中一个警卫员手上断下一支枪来没问题。
但他已经了解到，警卫员们在边区范围内执行任务，并非一对一地跟着各自负责的领导，而是相对集中，此外，张凯雄每次仅指定少数几个警卫员子弹上膛，其他警卫员有枪无弹，这样他即使断下枪来也不能肯定是否有用。
因此，行动只能搁浅。
在延安，文化是警卫战士们最头痛的事情，都是穷苦人家出身，曾经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去读书。绝大多数警卫战士是文盲，不能看报纸，不能看战报，也不能给家里写信。
首长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而且越早越好，形势逼人。无奈他本人太忙，便委托张凯雄负责抓警卫学习，最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找不到就自己来，张凯雄首先在中社部里物色，想来想去，没个满意的，然后就想到了军委机关的杨凤山
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担心杨凤山不喜欢，找来杨凤山一说，杨凤山也乐意，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杨凤山跟警卫队长小古很快就熟悉了。
小古也觉得杨凤山斯文，愿意拜他为师学认字。
记得有一次，首长问他：“小古呀，什么学校毕业？”
小古回答：“我不识字呢，不过，一二三还是认得的。”
在一边的张凯雄吃惊地问：“那你怎么当的警卫队长哟？”
“当队长好当，”小古说，“唱名字的任务是文书的事，我只管讲话。”
“那么你讲什么话呢？”首长很感兴趣。
“我讲大生产。”
“讲了多长时间？”
“15分钟。”
“噢？”首长大吃一惊，“我讲大生产讲了一天半，还只是开了个头，你15分钟就讲完了，有本事！”
“我就讲谁生产好，谁挖石头多。”
首长说：“这是不够的，我们的军队不会永远与锄头打交道，我们还有更长远的目标，我们要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你们必须掌握文化。”
杨凤山点点头：“首长这话说的太好了。”
教了一个多月后，警卫队的所有干部战士都利用业余时间认了不少字，一个警卫战士在墙上用白石头写标语“解放全中国”。
小古慢慢有了几百字的本钱，也就有了兴趣，爱学习了，不用再督促。“吭哧吭哧”也能读报纸了，经验什么的也就积累多了，工作也越干越顺手。
据说首长看到了小古的进步，很高兴，还问到了教他们认字的先生是哪个，杨凤山听了，不由得心中窃喜。
边区物质非常贫乏，一块现洋连一两盐也买不到，前方部队可以随便吃，打一个胜仗就有肉。后方不行，后方是哪个单位生产搞得好，哪个单位就有饭吃，甚至有肉吃。
所以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都是自己生产自己吃，没人给钱给粮食，必须自己动手解决吃饭问题，每人每年要交五担谷子的公粮。首长也有生产任务，只不过他的任务由警卫队包了。
每餐一个人一碗饭，干部三两，女同志二两，而且“三无”：无油无肉无盐。光吃煮米饭，小古肚子像个无底洞，要吃整整三碗饭才能勉强饱，杨凤山就把自己的饭剩下一小半给小古。
学习文化当然是业余的。
除了警卫任务，警卫队主要忙于生产劳动。
警卫队有个骑兵连，他们的生活在全延安算是“地主”一级的，公家给他们一些饲料，就可以转变一下，养几头猪什么的，再加上种菜、烧炭，伙食就相当有水平。长期“三无”，人遭罪不说，遇到打仗还没个精气神，中社部便想办法，最后决定三人一组轮流烧炭，一则冬天取暖用，二则可以换些油、肉。
张部长从警卫队调了三个来自延安周边的队员当技师，先去烧第一轮，做个标准。
小古也调过去了。
烧炭在土黄沟，那里是深山老林，便于就地取材。
炭窑的位置正好是一个两座山风之间的凹陷，下面有一人多高的、五米见方的空地，简直是一个天然的遮阳棚。为提高燃烧效率，窑口做得很小，点着火之后，往外直冒一米多长的蓝火焰。
小古牺牲那天是9月5日，天上飘着眼泪一样的小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