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滑铁卢，那么邹文坚就是石一丽的滑铁卢。
石一丽自幼对作家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大学时代，乃至大学毕业下到偏远乡镇工作之后，阅读文学作品是她主要的“业余”生活，可以说，文学作品给了她难得精神力量。
若干的作家都不可能有机会认识，本来邹文坚也一样。
因为“贵妃荔枝”，把两个人牵到了一起。
当石一丽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年龄比自己大十来岁的男人面前，她发现自己有一点兴奋，这兴奋无限接近于幸福，因为她看到了邹文坚看着她的眼神充满柔情蜜意。
她就知道，他们两个人可能有了不解之缘。
石一丽以宣传部的名义，给了邹文坚相当可观的稿酬，整整50万元，这相当于邹文坚当年拿到国家文学奖时所能得到的奖金的一倍之多了。
邹文坚虽然离开了文联，但仍与文联的同事以及在文联工作期间所认识的省内外朋友保持密切联系，有什么信息——不一定是文学圈内的信息——大家还是会互通有无的。
于是邹文坚便认识了岛城的杜彬彬，并在她那里入了股。
当然，石一丽要认识杜彬彬还要靠后一些，那是在与邹文坚的关系有了实质性进展之后的事情了。
因为得的是国家文学奖，所以邹文坚是作为国家级专家被引进到科技大学的，大学赠送给了他一套120平米的住房。
现在这个年代，离婚并不是什么丑事。但也不算是多么光彩之事，尤其是对知名文化人士而言。邹文坚就调到科技大学的主要原因就是离婚。他在一次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中与一位青年女作家睡到了一起，事情出来之后妻子和他离了婚。
有了第一次婚姻的经验教训，离婚后的邹文坚并不急于再结婚，因为单身状态会赋予他更多自由，他喜欢自由。
基于以上原因，邹文坚目前一个人住在科技大学赠送的房子里。
石一丽与邹文坚认识后，尤其是打过交道——《一颗荔枝》这本书出版后，原来的陌生感已经荡然无存：在石一丽眼里，邹文坚是一个纯粹的男人，在邹文坚眼里，石一丽是一个纯粹的女人。
一切都与身份、职务和地位无关了。
所以，石一丽和邹文坚从每个月相见一次，到每个周相见一次，并保持了这个频率。
话说回来，虽然两人已经开始同居，虽然邹文坚是独身一人，但石一丽还是有家庭的，是有夫之妇，只是因为其丈夫与这本小说的关系不大，才没有提及。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石一丽和邹文坚都是独立的。
正因为如此，邹文坚给石一丽贡献了自己的建议，而石一丽也接受了邹文坚的建议，那就是给岛城的杜彬彬投资。
石一丽今非昔比。虽然原来也是县领导——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就是正儿八经的县主要领导了，但财政权力却并不大，可以掌握的经费每年不过几百万元。
但政协主席就不同了，可以决定上千万元经费的使用。
石一丽如此聪明，她不会愚蠢到动用自己政协主席名下的上千万元，这个风险意识她还是有的，多少年的工作经历使得她养成了干干净净做人的习惯。
这个“干干净净”，在她这里就有要经得起查的意思。
必须看到，是石一丽把“贵妃荔枝”打造成为县支柱产业的，虽然这其中少不了其他干群的贡献，但她绝对是厥功至伟。
因此理所当然地，她就是成了全县各级“贵妃荔枝”协会的会长或名誉会长。
任政协主席后，因为她兼任会长，协会的工作发展很快，与各地“贵妃荔枝”企业联系紧密，通常每个相关企业每年都要缴纳会费，这些会费统一由她负责。
协会并不是官方的，其本质还是民间的，因此可能没人会注意到协会的财务状况，更没人关心协会资金的流动。
当然，如果把这些经费悉数占为己有，肯定是不可以的，协会组织活动肯定需要经费，有时候随着活动规模的变化，经费开销也是上下浮动的，每次活动开销过万并不稀奇。
石一丽的办法是协会的活动经费就在政协开销，这样可以剩下协会的经费。
在邹文坚的建议下，石一丽决定使用协会的经费与杜彬彬合作。
她曾经三次飞赴岛城，与杜彬彬商定：她打进来的每笔款项做得到的红利，都汇入她的指定账户。
她不喜欢“洗钱”这个字眼儿，但把协会的经费以投资的方式打入杜彬彬的集团公司，然后逐年分享红利，本质上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一个洁身自好的玉女来说，石一丽迈出这一步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在此过程之中邹文坚的说辞给她吃下来定心丸，那就是：她石一丽是“贵妃荔枝”无可争议的有功之臣，与此相关的所有收益都有她的贡献，所以她利用协会来赚一点钱是完全正当的。
她希望趁年富力强，可以跨届担任政协主席的职务，这样就有充裕的时间将放在杜彬彬这里的本金收回，协会的经费就会保持不变，也算是一种双赢。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且不管她私自使用协会的经费会不会透露风声，只说杜彬彬那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瞬间传遍。
最近她就听到了杜彬彬集团可能面临财务危机的讯息，她立刻给杜彬彬打去电话，可是连续打了几遍也打不通。
又找到邹文坚，试图通过邹文坚在文联朋友的渠道联系杜彬彬，结果同样如石沉大海。
石一丽这才慌了神。
她前前后后转到杜彬彬那里的经费，累计起来足足有3亿元之多，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一旦暴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见到杜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