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爷子一早便带我去往山下的溪畔村，村口的老槐树旁，92岁的周老太正坐在竹椅上晒太阳。作为村里仅剩的见过甘家后人的老人，周老太虽眼神有些浑浊，记忆力却格外清晰，提及薛溪甘氏，她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追忆的神色，指尖不自觉摩挲着袖口的补丁——那补丁上的针脚细密，竟隐约透着几分甘氏纹样的线条感。
“甘家匠人是光绪末年搬到薛溪一带的，在镇上开了间工坊，铸铜、雕木、设计绣样样样精通。”周老太喝了口凉茶，缓缓开口，“我小时候常去工坊外看，甘家兄弟俩待人和善，做活时总围着粗布围裙，手上沾着铜屑或木粉，却把每样物件都做得精致。那时候乡里乡绅、城里商户都来定制物件，甘家工坊的名号在周边十里八乡都响亮。”
谈及工坊兴衰，周老太的语气沉了下来。宣统末年战乱四起，地方军阀混战，粮饷短缺，常有兵匪劫掠商户匠人。甘家工坊因手艺精湛、存有不少贵重材料，成了兵匪觊觎的目标。“一夜之间，工坊被抢得精光，铸钟的铜料、雕木的工具全被拉走，甘世安的兄长甘世昌还被兵匪打伤。”周老太叹了口气，“为了保命，甘家剩余族人连夜收拾行囊迁徙，说是要往南方投奔亲友，走得仓促，很多东西都没来得及带走。”
我趁机问起《甘氏工坊技艺谱》，周老太点头称确有此物：“那本谱子是甘家的传家宝贝，线装本，封皮是深蓝色绸缎，上面绣着缠枝莲纹，里面记着甘家历代的手艺诀窍，从铸钟的铜料配比、雕木的纹样设计，到绣品的针脚技法，全都写得清清楚楚。”她回忆道，甘家迁徙前，甘世昌曾把技艺谱托付给村里的老族长保管，说等战乱平息就回来取，可这一去便再无音讯，老族长去世后，技艺谱就不知流落何处了。
“村里后来建了个旧物收纳处，就在老祠堂旁边，村民用不上的老物件都往那儿放，说不定那本谱子混在里面了。”周老太的孙子补充道。我立刻跟着他赶往老祠堂，这座清末建筑虽有些破败，却收拾得干净，祠堂西侧的厢房里，旧物被分门别类堆放在木架和纸箱中，木质家具、布料绣品、铜铁器具一应俱全，透着岁月沉淀的烟火气。
在村民的协助下，我们开始翻找与甘氏相关的物件。厢房角落的一个旧木箱里，堆放着不少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绣品，大多是磨损严重的手帕、荷包和绣片。我逐一展开查看，忽然，一块巴掌大的绣品边角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块绣片的面料是枣红色缎面，与苏绣娘绣花鞋的面料一致，边缘虽残缺，却能清晰看到上面的缠枝莲纹，针脚技法与甘氏风格完全吻合，更特别的是，绣片上的莲花花心处，采用了一种罕见的双线錾绣结合手法，与铜钟铭文的线条感一脉相承。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绣片，对着光线细看，发现绣片背面有淡淡的墨迹印记，像是被什么重物压过。村民告诉我，这箱绣品是几年前从村里废弃的老族长故居清理出来的，一直存放在这里。我顺着墨迹的轮廓摸索，又在木箱底部找到了一块残破的梨木牌，木牌上刻着“甘氏绣样”四字，边缘的磨损痕迹与算盘上的云纹刻痕老化程度一致，显然是同一时期的物件。
结合周老太的讲述与找到的绣片、木牌，线索渐渐清晰：甘家迁徙时托付给老族长的，不仅有《甘氏工坊技艺谱》，还有部分绣样残件与标识牌。老族长为了妥善保管，将这些物件与自家旧物放在一起，后来因战乱与岁月流转，技艺谱与残件分离，绣片和木牌被遗留下来，而技艺谱大概率仍藏在村里某处，或是被村民误拿回家收藏。
我把绣片和木牌收好，又仔细查看了木箱里的其他物件，虽未发现技艺谱，却在一块旧桌布的夹缝中，找到了一枚小小的铜纽扣。纽扣上铸着缠枝莲纹，与青铜小印的印钮造型完全相同，正是老陈之前提到的刘老爷子收藏过的甘氏工坊铜纽扣同款。这进一步证实，溪畔村的旧物中，确实留存着大量甘氏工坊的遗存，也为寻找技艺谱提供了更多信心。
傍晚时分，我带着绣片、木牌和铜纽扣返回民宿，将这些物件与青铜小印、铜钟铭文照片摆放在一起。月光下，绣片的缠枝莲纹与铜钟、算盘、绣花鞋的纹样遥相呼应，仿佛在无声诉说着甘氏匠人世家的手艺传承。从铸钟到雕算盘，从设计绣样到制作铜饰，甘氏家族以一门技艺横跨多类工艺，却因乱世被迫中断传承，实在令人惋惜。
我给老陈和刘老爷子发去照片，告知找到甘氏绣片与木牌的消息。刘老爷子很快回复，说他收藏的铜纽扣上，有一个微小的“谱”字印记，或许是技艺谱的配套标识，还提议等我休假结束，把所有甘氏物件带到旧物市场，一起比对细节，说不定能从纹样和印记中，找到技艺谱的具体下落。
夜色渐深，山林恢复了宁静。我把找到的物件小心收纳好，心里对甘氏工坊的故事愈发好奇。技艺谱究竟藏在何处？甘家后人是否还在世？这些跨越百年的手艺印记，能否通过残存的物件重新串联起来？带着这些疑问，我渐渐入睡，休假的松弛感中，多了几分对传承的敬畏与探寻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