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科的电脑屏幕上，身份信息逐行滚动。周建斌指尖点在鼠标上，目光紧锁“陈敬山”的亲属登记栏——1998年旧案排查时，因户籍系统不完善，陈敬山的远房亲属信息仅标注“侄子1人，姓名不详”，如今依托更新后的警务系统，模糊的线索终于清晰起来。
“找到了。”户籍科民警指着一行记录，“陈敬山的远房侄子叫陈默，1976年出生，祖籍东海市，1996年至1998年在市卫校就读护理专业，正好是旧案案发时间段。1998年7月，也就是陈敬山失踪后一个月，陈默从卫校退学，户籍从学校集体户迁出，迁往地址标注为‘城西老城区惠民胡同37号’——正是陈敬山当年的居住地。”
周建斌立刻让民警调取陈默的身份照片，屏幕上的青年眉眼清瘦，左腕内侧有一个模糊的深色印记，与两起命案死者的圆形印记位置高度重合。“1998年陈默22岁，具备作案体力；卫校护理专业背景，能熟练使用注射器，也能精准控制氟硝西泮剂量，完全符合凶手特征。”他转头对身旁的刘铭说，“立刻查陈默1998年后的行踪，重点排查他是否有机械加工相关经历，以及近三年是否返回东海市。”
此时，刘铭带队在城西老城区的修理厂排查已近三小时。老城区的胡同狭窄曲折，阳光只能透过屋顶缝隙洒下零星光斑，空气中混杂着机油和铁锈的气味。他们走访了第五家修理厂，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盯着刘铭递来的银色面包车截图看了许久，终于开口：“这车子我有点印象，大概三天前，也就是案发前一天，来过我这儿补漆。”
“补漆？补的什么位置？用的什么油漆？”刘铭立刻追问，同时打开勘查本记录。
“后保险杠和车门处有划痕，车主让我用最便宜的工业防锈漆补的，就是那种蓝色的，专门给老旧机械用的。”老板指了指墙角堆放的油漆桶，标签上的成分的与技术队检测结果完全一致，“车主挺怪的，戴着口罩和帽子，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只让我补漆，不让我碰车内，而且付的是现金。我记得他左腕上有个圆疙瘩似的印记，像是烫出来的。”
刘铭的心猛地一紧，立刻拿出陈默的旧照片：“是不是这个人？”
老板眯眼端详片刻，点头确认：“眉眼像，尤其是左腕那个印记，错不了。他以前常来这儿修旧摩托车，说是在附近的机械加工厂打工，大概二十多年前就不来了，我还以为他搬走了。对了，他当时有个亲戚也常来，是个退休护士，姓陈，后来听说失踪了。”
线索瞬间串联起来。刘铭立刻将消息同步给周建斌，随后仔细勘查修理厂的补漆区域，在墙角的废料堆里找到一块残留的蓝色油漆碎片，与死者裙摆提取的样本完全吻合。“老板，你还记得他补漆后往哪个方向走了吗？有没有说要去什么地方？”
“往北边的废弃机械厂方向开的。”老板回忆道，“那厂子早就倒闭了，里面堆着不少旧设备，平时没人去，只有拾荒的偶尔会进去翻东西。”
周建斌接到消息时，已带着陈默的行踪记录赶至老城区。“陈默1998年退学后，在城西废弃机械厂打了半年零工，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我们查到他2023年在邻市有过暂住登记，职业是私人护工，今年年初注销登记，大概率是返回了东海市。”他指着地图上的废弃机械厂，“这里既是他当年打工的地方，又离面包车补漆的修理厂不远，很可能是他的临时藏匿点，也是作案工具的存放地。”
警方立刻对废弃机械厂展开包围。厂区大门早已锈死，围墙布满破洞，里面杂草丛生，散落着锈蚀的机械零件和废弃货架。刘铭带着同事从破洞进入厂区，刚走到车间门口，就闻到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与氟硝西泮残留的气味隐约重合。
车间内堆满了老旧机床，机床表面附着蓝色防锈漆，与面包车补漆成分一致。刘铭在一台车床下方发现一个黑色背包，打开后，里面的物品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三支直径0.3毫米的细小针管、一瓶残留氟硝西泮的药液、一把高温烫印器——烫印器的针头呈圆形，直径恰好一厘米，边缘规整，与死者身上的印记完全匹配。
“师傅，找到作案工具了！”刘铭立刻呼叫周建斌，同时提取背包上的指纹，“还有这个烫印器，应该就是形成圆形印记的凶器。”
周建斌赶来后，仔细检查背包内的物品，在夹层里发现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是陈敬山和陈默，两人并肩站在机械厂门口，陈敬山左腕戴着一块手表，陈默的左腕清晰可见圆形印记。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1998年5月，师徒共勉。
“师徒？”周建斌眉头紧锁，“看来陈默不仅是陈敬山的侄子，还跟着他学过护理相关技能。当年陈敬山失踪后自杀，会不会是为了掩护陈默？”他立刻让技术队比对背包上的指纹，结果显示指纹正是陈默所留，且针管内残留的药液与两起命案死者体内的氟硝西泮成分完全一致。
与此同时，负责排查陈默社会关系的同事传来消息：陈默返回东海市后，一直租住在老城区的一间民房内，房东反映他性格孤僻，很少出门，近期经常深夜驾车外出，车型正是一辆银色面包车。但当民警赶到出租屋时，屋内已人去楼空，只在床头柜上发现一本日记。
日记字迹潦草，记录着陈默二十多年来的心理变化。1996年的日记提到，陈敬山因债务纠纷被旧案死者勒索，对方威胁要毁掉他的名声；1998年7月的日记只有一句话：“他走了，我要替他完成未竟的事，让所有伤害过我们的人付出代价”；最新的一篇日记写于案发前一天：“最后一个了，做完这一切，就能和叔叔团聚了”。
刘铭看着日记内容，后背泛起寒意：“师傅，看来旧案死者确实与陈敬山有恩怨，陈默是为了替叔叔报仇才作案。可他说的‘最后一个’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下一个目标？”
周建斌没有说话，目光落在日记的最后一页——上面画着一个圆形印记，旁边标注着一个名字：张桂兰。他立刻让户籍科排查这个名字，发现张桂兰是1998年旧案死者的妻子，如今居住在东海市南区，是一家养老院的护工。
“不好，他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张桂兰！”周建斌立刻下令全员赶往南区养老院，同时联系当地派出所提前布控。夕阳下，警车疾驰而出，废弃机械厂的阴影里，一枚遗漏的银色手表静静躺在杂草中，表盘上的划痕与陈敬山旧照片里的手表完全吻合——那是1998年陈敬山失踪时随身携带的物品，却出现在了这里，暗示着他的自杀或许并非自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