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年，她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来了。
一个有点背景的远房亲戚在岛城开工厂，把谢生媛介绍进了当地一家台资企业。
谢生媛很珍惜这份工作，厂里150名员工，120名是本地人，她是少数外地人之一。
下工后，其他人收拾干净自己的座位，呼啦啦全走了，她一个人没事干，每天晚半小时回家，打扫走廊过道、关窗户。
领导觉得她吃苦耐劳，提拔她为小组长，让她学习操作机器。
慢慢地，她的工资也涨了起来。
“所以我从头到尾都说，善是本分”，谢生媛解释道，“大环境我们改不了，小环境给你改变的时候，你要急急地抓住机会，要努力啊，不要抱怨。如果我不善良，不愿意吃苦，不愿意劳动，别人看到我就讨厌了，谁会伸手呢？”
谢生媛咬着牙从农村里走出来，但她始终被打上“来自农村”的标签，最受影响的是婚姻。
到了岛城后，她借住在亲戚帮忙找的一户人家里，主人家热情地帮她找对象，可介绍的全是“歪瓜裂枣”，或者是单亲家庭的，或者是缺胳膊少腿的，甚至还有离婚鳏居的。
找了一年多，没戏。
主人家对她说：“小谢啊，我实在没办法了，你年龄太大了。”
谢生媛不理解，心想：“我才二十一岁，算年龄大？不就是因为我的农村户口么？”
婚嫁之事就这么耽搁了下来。
二十三岁时，谢生媛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延安老家看望父母，村里人对她指指点点——一个小姑娘家在外面挣的钱，居然比乡下人多得多，肯定是站街的。
这些话传到谢生媛耳朵里，索性不再常回家，即便是回来了也很少出门。
直到二十六岁那年，身边所有的姐妹都结婚生子了，奶奶也问她：“生媛啊，怎么还不结婚呢？”
谢生媛心想：算了吧，不管是谁，只要是个男的。
就这样她嫁给了一个来岛城工作的台湾人。
那时候有两个台湾人在追求谢生媛，一个家世好，自己开工厂。
另一个比她大十二岁，家境一般，在工厂打工。
第一个男人对她好，她害怕配不上人家，主动退出了。
第二个和她条件差不多，年纪又大，她想：这人应该会对她好。
刚认识时，这个台湾人礼貌客气，还有点文质彬彬的样子。
结婚后，脾气一点点冒了出来，在谢生媛怀孕期间就开始沾花惹草。
谢生媛儿子两岁时，丈夫用他们两口子赚来的钱在岛城的城阳区开了一间鞋厂，自己当老板，女人缘更好了。
过了三年，谢生媛去台湾生了二胎。
两年后她带着女儿回岛城时，发现丈夫身边一直跟着另一个女人，已经怀孕了。
丈夫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谢生媛不能忍了，但她没想过离婚。
从小在重男轻女的环境里长大，家庭教给她的是对丈夫要容忍。
谢生媛说：“说到底是没知识，所接触的行为思想都来自于父母。我妈一辈子，没有跟我外公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啊，重男轻女到这个地步。”
她所能做的，是去新华书店买一本新婚姻法，扔到丈夫面前，让他带着那女人去堕胎。
之后，这段婚外恋依然藕断丝连。
每当谢生媛因此吵闹时，丈夫就强势地甩给她一句：“是老子在养你。”
她便不闹了。
谢生媛不想再讨好着别人过日子。
“女人要自立。”她对自己说。
她卖掉岛城的房子，买了一块不大的地皮，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鞋厂。
可是丈夫不放过她，成日花天酒地，乱签合同，让谢生媛的工厂亏了180万元。
她不得不把工厂转让出去，勉强收回本钱。
经过这件事，谢生媛打定主意离婚。
双方签完离婚协议书、正准备办离婚手续时，丈夫中风了，最终还是没离。
有好心人劝她能离早离。谢生媛说：“女儿还在上幼儿园，儿子在上小学，我不想让小孩子觉得妈妈不对，爸爸中风了就把他扔掉。”
谢生媛养着她眼中的“渣男老公”，给他看病，请看护，出生活费，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十个年头。
她性格里的“傲骨”告诉她，要追求自由，但“责任”两个字又把她拉回了漫长的艰难岁月里。
谢生媛关闭工厂的时候，一家日本的订购商还欠厂里100万元货款，他们订制的一批鞋就没出货。
她用剩余的钱在家门口盘下一个商铺卖鞋。
当时这批鞋的款式在国内很少见，厚底的圆头松糕鞋，带着蝴蝶结，却又不是儿童鞋的尺码，专门用来配日本牛仔风格的裙子。
它们摆在街上，无人问津，一双都卖不出去。
谢生媛一度要把鞋铺转租出去，碰上一个打算开饭店的姑娘来看店铺，最后，姑娘店铺没租成，却看中了里面卖的鞋。
谢生媛顺手送了几双“奇奇怪怪”的松糕鞋给她。
姑娘不好意思，给谢生媛提了一个建议：把鞋放到淘宝上卖。
于是谢生媛开设了网店，她惊讶地发现，这批鞋在网上卖得很好，因为当时国内的牛仔风格刚刚兴起，相关的店铺不多，竞争压力小。
她又开始努力做鞋子了。
除了日本人留下的这批货，她重招人手，设计新款，专做厚底的松糕鞋和高跟演出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