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参与了或者为旅游日的设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黎弘祖的主要身份是环境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他以此身份做了不少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事情。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
宁馨还在秦岭脚下的县里工作，这是黎弘祖的牵挂。黎弘祖曾设想把她调进北京，北京哪个区都有旅游局，去了也算是搞业务，但宁馨觉得自己在县里的工作刚有起色，离开怪可惜的，就迟迟没有答应。
黎弘祖后来想，由于他的报纸的宗旨是环境友好，刊发的文章要符合部里的政策精神，当然也是国家的政策精神，必须全面反映全国各地的情况，为此需要经常往下面跑，跑会议，跑调查，跑材料。所以即使宁馨调到了北京，他们两夫妻也必然是分多聚少。
渐渐的两人也就适应了这种两地分居的生活。
为了进一步提升秦岭的美誉度，也为了给秦岭的建设性开发找到权威话语，省里举办了一次秦岭开发的专家咨询座谈会，邀请了黎弘祖。不知是不是因为与黎弘祖的关系，宁馨也受邀参加了。
他们在宁馨工作的县里租了一套公寓，黎弘祖在座谈会前一天回到家里，亲热过后，宁馨告诉黎弘祖这次座谈会是省里的副秘书长主持的，鉴于目前“保护”与“开发”是一对解不开的矛盾，请来各路专家，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宁馨分析主要目的是争取专家捧场，为开发背书，请黎弘祖来，则是希望他利用自己的报纸为这件事唱个高调。
黎弘祖说：“保护与开发往往是一个伪命题，政府机构一旦这样搞，环境就完了。因为上边开了这个口，给了政策，下面就会肆无忌惮，到那时只有开发，没有保护。”
宁馨说：“可是也不能只为了保护而放弃发展啊，那些已经发达起来的地区，不都这样干的么？”
黎弘祖说：“即使这样，也不能继续这样搞。秦岭的生态功能显著，同时又是很脆弱的，这里的生态环境破坏了，修复起来就难了。”
宁馨叹口气：“是不是我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呢？”
黎弘祖说：“嗯，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差不多都经过了一个先破坏后恢复的阶段，但教训也是惨痛的，其实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循环这样的错路。”
宁馨其实不是不同意黎弘祖的意见，认识他以来，觉得他这个人是很客观的，什么事情都能够从大局着眼，而且的确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县里已经悄悄传开了这个座谈会的精神，据她所知，可能省里来的领导也倾向于开发，她的担心是在这个座谈会上，黎弘祖的意见会不会与那位副秘书长的意见起冲突。
她觉得自己怎么想有时候并不重要，在官场上，还是要服从为主。但她不敢把这个意思对黎弘祖讲出来，怕他认为自己是机会主义者。
换做任何人，都可以想一想，这件事何苦来呢？自己又不是执政一方的首脑人物，人家把你请来，肯定不是图你砸场子，而是要提“建设性”意见的，这个“建设性”，说穿了就是支持啊。
她突然意识到黎弘祖被调离的原因了。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已经到了副厅，按说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有基础，继续发展更有后劲，就这么突然给调走了，肯定有人不喜欢看到他了。
可能连他自己都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啊。
黎弘祖倒是像没事儿的人那样，晚上睡得鼾声如雷，宁馨就没那么幸运了，眼睛闭上又睁开，睁开又闭上，将近有睡意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就这样昏昏沉沉上来会场。
可能黎弘祖也希望避免争执，而避免争执的好办法是第一个发言，这样一来，既可表明自己的观点，又可以在必要时提前立场。宁馨也希望这样。但事情发展没有按照黎弘祖的设想进行。他简直等于闯了祸。
在了解到本次座谈会的主旨，并且在进入自由发言阶段时，黎弘祖率先拧开了麦克风的旋钮，旗帜鲜明地表示在环保面前，无所谓机会均等的问题，小厂矿主破坏生态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一定要开采，也应由大的国有矿企进入……
副秘书长咳嗽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黎总编的发言先入为主，失之偏颇，完全误解了省里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初衷。”
黎弘祖听了，知道自己的发言不合时宜，觉得再在这个会场呆下去没意义了，就起身准备告辞。
那个副秘书长却没有让他离开：“黎总编可以再听听其他专家的意见，这样你的报纸刊登出来的内容就不会离题太远了。”
这话火药味儿已经很浓了，反映出这个领导的气急败坏。
黎弘祖心想接下来的发言肯定是这位副秘书长领导希望听到的，如果自己再呆下去，势必会与接下来反对他的人发生争执，他不想与任何人争执。
于是他说：“非常抱歉，我血压有些高，忘记了吃药，需要休息。我夫人在这里，她可以替我把各位专家的意见记录下来，我一定会客观报道的。”
晚上宁馨回家，黎弘祖才知道副秘书长差点拍了桌子。黎弘祖叹了口气，说这种人好大喜功，如果是一个有远见的领导，绝不会打秦岭的主意。秦岭是有神灵的，神灵是不能开发的。
宁馨忧心忡忡地问：“副秘书长好歹也算是省里的领导，是上级，这样与上级领导硬杠，会不会招来麻烦？”
黎弘祖说：“能有什么麻烦呢，我只不过是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罢了。我要么不说话，要么只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不过让黎弘祖没想到的是，他真的为自己引来了大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