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本来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以民为工具、一切围绕权力这个唯一主体构建起的专制体制天然就是反人性、反良知、反理性、反人类的，主导这种体制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逻辑，以及对人性弱点与贪婪、恐惧等本能的操纵和利用，为达到垄断权力这个核心目的其本身及外延又充斥着谎言和扭曲，更何况这种体制真正的运行模式天然就见不得光，到处是秘密，到处是潜规则，到处是不允许评说的敏感点，由此在黑暗中日积月累，早就重重痼疾积重难返，病入骨髓，黑暗之中更是滋生邪恶的最佳温床，种种超乎常人想象的不公与罪恶借助绝对权力及其掌握的最高话语权形成了堡垒之国的政治架构，由此一整套剥夺民众权利的制度却成为了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社会常态，这其中的机理如果真让国民有所了解，对于绝对权力而言无异于自杀。
即便圣人都要“慎独”，就是唯恐无人可见处自己内心的种种邪念在失去外在约束后付诸实施，而专制统治无所不用其极都要维护的就是让自己手中的绝对权力始终处于“独”的状态，可那里又恰是各种最大社会利益和最高国家强权交汇之地，还是各种争权夺利、趋炎附势、精致利己之徒趋之若鹜之所，而掌握那里的人还特意设计一整套体系把自己隐藏在黑暗中，这本就是一群最无底线的人在一个最容易让人失去底线的权力场中还人为制造出不见光的制度环境以便自己突破任何底线，谁敢想象这其中的恶会膨胀到什么地步？
可堡垒之国却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黑暗制度掩盖了绝对权力的绝对之恶，但这种超乎人类一切底线的极恶又以一种最昭然的形式呈现在所有人眼前，那就是作为公认“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又拥有先贤留下的伟大文化遗产的堡垒之国却没有历史，只有轮回，即便与东方现代文明相遇、相处了几百年，也只在物质层面接入了源自东方的科技成果，而在精神层面仍是那个与文明格格不入的动物世界。
要让这几千年延续至今、登峰造极的绝对权力在“独”中造下的超乎人类想象的罪恶渐渐曝光，想想就是件绝无可能的事。
加之内心本能被外在权力利用扼杀了心灵和独立思考能力而彻底失去精神主体性的民众极容易被契合其潜意识本能的权力叙事洗脑，由此形成数量庞大且极其稳固的“基本盘”。
被剥夺精神主体性的人必然会将主体投射于外，就像骨子里的奴才必须要有主人，在个人层面是食色名利，在社会层面则是所谓国家、民族、主权、主义。
但这投射于外的主体实则根本不是主体，而是被抽去精神脊椎的人被专制权力的话术洗脑后用妄想给自己浇筑的假肢，而且这假肢还被作为外脊椎使用，于是为了支撑这具无脊椎的死灵魂，这根假脊柱就必须是不容置疑、不容辨析、绝对正确、绝对伟大的绝对真理。加之未曾觉醒的心灵本就被本能支配，于是自以为是、以真理自居、对优越感的渴望这类潜意识中从未经自省的本能性心理更是与假脊椎里应外合使这种以居于道德高地之巅的绝对真理面目出现的愚昧更坚不可摧。
在一众根本上被本能支配的国民里，堡垒之国的绝对权力一直以来充分利用这一点，只允许它们扩张本能，让本能成为专制最完美的载体，进，则用起力，让国民当牛做马为欲奔忙，无形间成为绝对权力的人矿和耗材；退，则治其罪，本能支配下的人精神上天生是无骨的，潜意识里自知其罪，只是屈服于本能下无从自明其罪、更无从自赎其罪，因此无论表面如何，内里永远是心虚的，绝对权力需要时只要找个理由就能收拾任何人，而民众只敢做看客，受害者也不敢反抗，甚至会下意识替绝对权力自圆其说，认命就罚。与此同时，绝对权力通过其垄断的教育、媒体、宣传等一切意识形态工具彻底切断国民接触思想、逻辑、事实、真正宗教的路径，消灭任何一点能促使它们心灵觉醒进而获得精神主体性的可能。如此一来，被彻底抽去精神脊柱的国民除了那些外在假脊柱便再无依傍，只能盲目且顽固地迷信那唯一的、被绝对权力灌输的伪主体。
其实所谓“国家”、“民族”、“主义”或任何组织都不是精神主体，更不可能成为精神主体，而只是真正的精神主体认同的对象，且公共领域对任何对象的认同如果不是基于自愿，且这个对象不允许选择、不允许辨析、不允许质疑，那么这就是对人类精神的暴政和愚弄，是一切专制的精神起点，且绝对权力必然托生在这“至高无上”中借此消灭每个人的精神主体，为自己的所有极恶披上“神圣”外衣而不再有恶之名，由此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大行其道，但被抽去精神脊椎又受本能支配只具有形式上的思维却没有思想实质的奴民们却别无选择只有靠这类伪神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支柱，而一旦这些本是被认同对象的存在靠着愚民们的愚信窃据神位，那不只是个人，整个国家的精神也死了，而且不会再给思想和心灵留任何活路，这个国家的精神世界里将只剩谎言。
但随着权力内外的人们其内心真正的精神主体从真话之树滋养出的心灵之信中渐渐复苏，那些外在的所谓“主体”不但显出其假，更显出营造、操弄这伪主体的绝对权力之恶，同时人们更看到自己内心与绝对权力暗中呼应使其有机可乘的本能性心理机制，双管齐下间，伪主体变得不攻自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