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清朝的平苗，是指的清朝镇压湘西的苗民反对朝廷的武装暴动，从历史的正面意义说是苗民起义。参加起义的主要是九溪十八峒各民族人民，所以又把苗民的起义叫着九溪十八峒各民族人民大起义，是元、明、清三朝在西南地区苗、侗、土家等民族反抗封建统治的系列抗争事件总称。
元代沅州路设立后，沅、辰、澧、施等地九溪十八峒诸蛮于至元二十年以木弩竹矢设伏抗元。元代至正六年，靖州瑶族吴天保率众五次攻沅州、三克武冈，转战湖广、河南等地 。明代两百多年间先后爆发三百余次起义，明廷修建二十四堡、苗疆边墙实施军事封锁。清代规模最大的起义为雍正十三年的包利起义、乾隆六十年的石柳邓起义和咸丰五年的张秀眉起义，其中张秀眉部控制黔东南十余年，最终失败。
“峒”，泛指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溪连用，即溪峒，古代指苗、侗、壮族及其聚居地区。
“峒”最初是指生活在山上的少数民族聚居群落，或者一个氏族部落。封建化以前，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恩施属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被称作“九溪十八峒”。唐宋时期，朝廷在施州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在施州西南设置土州，州以下设峒、寨，“峒”仍为基层组织。元明土司制度时期，设立有散毛峒蛮夷长官司、金峒安抚司、中峒安抚司、石关峒长官司、卯峒安抚司、忠峒安抚司、上爱茶峒长官司、下爱茶峒长官司、摇把峒长官司、支罗峒、怀来峒、刺惹峒等。
元朝统治者进入江南后，对南方少数民族采取“招讨”措施，到处派兵征夫，烧杀掠夺。各族人民屡起反抗，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人，斗争此起彼伏。
元至元十四年置沅州路，辖黔阳、麻阳二县，隶湖广行中书省。元至元二十年，沅、辰、澧、施、黔等地九溪十八峒诸蛮，“设伏险要，以木弩竹矢”反抗元军，元至元二十一年，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是西南少数民族抗元斗争的著名起义，有力的支持了合川钓鱼城、彭水绍庆府等地的抗元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元至元二十九年，京教至昆明驿道开通。官庄、辰州、马底驿、辰溪、山塘驿、寺前、卢阳、怀化、罗旧、沅州、波洲、晃州等地均为重要驿站。湘西各族人民又奋起反抗，打败了前来镇压的元军。
元至正六年，靖州瑶族首领吴天保、杨留总率领诸蛮起义，反抗元朝廷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靖州、绥宁、武冈、锦屏等地苗族、瑶族、侗族诸蛮纷纷响应。
明朝宣德五年至八年，有吴石尔、白大虫等领导的湘西苗民起义，与十二万明军血战四年。
明正统十四年二月，邛水和清水江苗民首先起义，攻占思州府城。
在武罔，城步苗民李再万称“天王”；湘西，黔东北苗民在龙麻阳，龙童保领导下；湘西草子坪苗族在龙母叟，龙求儿与龙许保、吴黑苗的率领下，发动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其中龙母叟与龙许保的斗争先后延续了十多年时间，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的战术策略，与明官军进行敌来我去，敌去我来；敌进我藏，敌退我出；敌强我退，敌弱我攻的巧妙斗争。
清代中叶以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黔、湘地区的苗族、土家族、侗族人民为反抗封建统治而发动的一系列反清起义，史称清代九溪十八峒起义或苗民起义，其中大起义三次﹐小暴动约二三十次。其中包括雍正时期苗民起义、乾嘉时期苗民起义、咸同时期苗民起义。
清王朝统治势力渗人湘黔交汇处苗族居住区后，对苗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引起苗民对官府的强烈愤恨。同时，汉族地主和官吏也对苗民进行肆无忌惮的盘剥、欺凌，使苗民饱受苦难，广大苗民遂揭竿而起。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苗民石柳邓在湘西凤凰厅等地聚众起义。苗民石三保，吴陇登等率众响应。
苗民起义波及了湖南、湖北、贵州、四川诸省，云贵总督福康安、湖广总督福宁、四川总督和琳以及明亮先后被任命为清军统帅,奉命率军前往湘黔交界处镇压。起义军利用湘黔地区多山的有利条件，采取“敌有万兵，我有万山，敌来我去，敌去我来”的战术，给清军以有力的打击。
由于仅以武力镇压难以奏效，福康安等清军将领对起义军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分化瓦解起义军，招降其中的动摇分子，使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十一月初，义军最后的据点被清军占领，首领石柳邓牺牲.大规模的苗民起义失败。但小规模苗民起义持续不断，直到嘉庆朝中期才渐趋平息。
杨公杨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保佑水上人平安的河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