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我顶替退休的二叔,成了红旗剧院的夜班保安。这剧院坐落在老城区巷尾,青砖砌的外墙爬满枯藤,木质门轴推起来“吱呀”作响,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据说解放前这儿是远近闻名的“庆和戏园”,名角儿扎堆,后来历经几次变迁,成了如今供单位汇演、偶尔放老电影的场所。我来的头一天,同组值夜班的老刘就拉着我叮嘱:“夜里少往舞台和后台去,尤其是后半夜,听见啥动静都别深究。”
老刘五十多岁,脸上刻满皱纹,眼神里总带着化不开的疲惫,听说在剧院守了快十年。起初我只当他是年纪大了,爱说些神神叨叨的话,直到入职第三晚,才懂他话里的寒意。那晚我和老刘分头巡逻,我守前厅,他守后院,凌晨一点多,对讲机里突然传来老刘急促的声音:“小周,你听见没?舞台那边……有吊嗓声。”
我攥着对讲机,侧耳细听。前厅空荡荡的,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可凝神片刻,果然有微弱的咿呀声从舞台方向飘来,穿过厚重的幕布,带着几分凄切,像深秋的风刮过破窗。那声音很细,是女子的唱腔,唱的像是《牡丹亭》里的调子,“良辰美景奈何天”一句拖得极长,尾音里裹着说不清的悲凉,又忽然转高,成了《玉堂春》里的高亢选段,穿透力极强,在空旷的剧院里回荡。“是幻听吧刘叔?这大半夜的,哪有人来吊嗓。”我强装镇定,脚下却不由自主地往舞台方向挪。
“不是幻听!”老刘的声音带着颤,“这声音我听了快半年了,时而悲,时而高,就从空舞台上传来。我跟领导说过,他们只当我老糊涂了,换了好几批保安,都没人敢久待。”我走到舞台入口,掀开半幅褪色的红幕布,手电筒的光柱扫过舞台。地板是老旧的实木,缝隙里嵌着灰尘和暗红色的痕迹,像是干涸的血迹;台上散落着几束枯萎的绢花,后台的门虚掩着,漏出里面的漆黑。吊嗓声越来越清晰,分明是从后台化妆间的方向来的。
老刘也赶了过来,手里的手电筒光不停晃动,脸色比墙皮还白。“要不……咱别去了?”他咽了口唾沫,声音发紧。我年轻气盛,又带着几分好奇,拍了拍他的肩膀:“怕啥?咱俩人呢,说不定是哪个戏迷偷偷进来过过瘾。”说着,我举着手电走在前头,老刘跟在后面,脚步轻得像踩在棉花上,嘴里不停念叨着“造孽哦”。
后台的空气比前厅更阴冷,混杂着霉味、陈旧脂粉味和布料腐烂的气息,呛得人嗓子发紧。两侧的衣架子上挂着不少旧戏服,大多是旦角的行头,素白的水袖、绣着牡丹的旗袍、缀着亮片的戏冠,在手电筒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有些戏服的领口还沾着暗褐色的污渍。化妆间在后台最深处,门敞着一道缝,吊嗓声就从里面钻出来,还夹杂着细微的梳发声,一下一下,轻柔却刺耳。
我和老刘屏住呼吸,贴着墙根挪到门口,借着微弱的月光往里看。化妆间里摆着四五个木质化妆台,台面上放着裂开的粉饼盒、干涸的口红、掉毛的化妆刷,镜子上蒙着厚厚的灰尘,却在中央有一块清晰的圆形擦拭痕迹,像是有人刚在这里照过镜。镜子前的椅子上,坐着一个模糊的白色身影,穿着宽大的素白戏服,长发垂肩,正对着镜子缓缓描眉,右手捏着一支细眉笔,左手轻甩水袖,动作温婉,完全是旧时花旦的姿态。
我浑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手电筒差点脱手。老刘死死拽着我的胳膊,指节泛白,嘴唇哆嗦着,连呼吸都不敢大声。那身影似乎毫无察觉,依旧慢悠悠地描眉,水袖偶尔扫过桌面,碰掉化妆刷,发出“嗒”的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吊嗓声还在继续,时而悲切如泣,时而高亢如裂帛,正是解放前庆和戏园名角常唱的调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当年红遍半边天的花旦玉娘的拿手戏。
不知过了多久,那身影突然停了下来,眉笔搁在化妆台上,缓缓抬起头,对着镜子整理长发。我和老刘僵在原地,大气不敢出,心脏狂跳得快要撞碎肋骨。紧接着,那身影慢慢转动身体,朝着门口的方向看来。月光恰好落在她脸上,我却猛地发现,她的脸上空空如也,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只有一片光滑的、苍白的皮肤,像被人用白蜡裹住了整张脸。
“啊——”老刘终于忍不住发出一声压抑的惊呼,转身就往后台外跑,脚步慌乱中撞翻了衣架子,旧戏服纷纷掉落,发出哗哗的声响。我也吓得魂飞魄散,跟着老刘狂奔,身后似乎传来水袖飘动的轻响,还有那若有若无的吊嗓声,追着我们的脚步,在后台的廊道里回荡。直到跑出剧院大门,站在巷口的路灯下,我们才敢停下来喘气,两人的后背都被冷汗浸透,手脚冰凉。
从那以后,老刘再也不敢单独值夜班,每次都要拉着我一起,夜里巡逻时远远绕开舞台和后台,连对讲机都不敢往那边调。他日渐憔悴,眼窝深陷,常常在值班时对着空墙发呆,偶尔还会突然惊醒,嘴里念叨着“无脸……水袖……”。我问他剧院以前是不是出过事,老刘起初不肯说,直到一个雨夜,他喝了几口白酒,才断断续续讲起了庆和戏园的旧闻。
解放前,庆和戏园的台柱子是花旦玉娘,人长得标致,唱腔更是一绝,尤其是那手甩水袖的功夫,迷倒了无数戏迷。可玉娘性子刚烈,不肯屈从于当地军阀的逼迫,军阀恼羞成怒,在一个深夜闯进戏园,把玉娘堵在了后台化妆间。据说那天夜里,戏园里传出过激烈的争吵和玉娘的唱腔,声音悲切又凄厉,直到后半夜才平息。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化妆间里空无一人,只有玉娘的戏服搭在椅子上,镜子上沾着几滴暗红色的血迹,而玉娘从此下落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后来就有了传闻,说玉娘的魂魄困在了戏园里,每到深夜就会出来对镜梳妆、吊嗓,等着有人能听她唱完一整出戏。”老刘灌了口酒,眼神涣散,“以前也有保安见过她,要么疯了,要么辞了工,我以前不信,直到那天夜里……那无脸的样子,是她恨啊,恨自己没能唱完戏,恨那军阀毁了她……”
我听得浑身发冷,再想起夜里的吊嗓声,只觉得头皮发麻。之后的日子,我和老刘值夜班时愈发谨慎,尽量不靠近后台,可异象还是没能停止。有时深夜巡逻,会发现后台的灯莫名亮了又灭;有时能听见戏服飘动的沙沙声,混着若有若无的唱腔,从紧闭的后台门里渗出来;更诡异的是,我发现自己的枕头边,偶尔会出现一缕乌黑的长发,柔顺光滑,绝不是我这个短发男人会有的。
有一次,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趁着老刘去厕所,独自拿着手电筒溜到后台。化妆间的门依旧敞着,镜子中央的擦拭痕迹比之前更清晰了,台面上的眉笔、口红被摆得整整齐齐,像是刚有人用过。我壮着胆子走近镜子,手电筒光照在镜面上,忽然发现镜子里的自己身后,隐约多了一道白色的影子,长发垂肩,水袖轻垂。我猛地回头,身后空无一人,再转望镜子,那影子却消失了,只剩我惊恐的脸,镜面上还残留着一丝淡淡的脂粉香。
我慌忙退出化妆间,却在门口撞见老刘。他脸色铁青,拉着我就往外走,语气严厉:“跟你说过别来这儿!你是不是看见她了?”我点点头,老刘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绝望:“她这是盯上你了,以前那些被盯上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那天之后,老刘就请了长假,再也没来过剧院,听说他精神出了问题,住进了精神病院,嘴里反复念叨着“镜子里有她”。
老刘走后,我成了唯一的值夜班保安,不得不独自面对这栋诡异的剧院。夜里的吊嗓声越来越频繁,有时就贴在我耳边唱,悲切的调子裹着阴冷的气息,让我浑身发冷。我开始失眠、失神,甚至在白天也能听见隐约的唱腔,眼前总浮现出那个无脸的白色身影,对着镜子描眉甩袖。
为了弄清真相,我去了老城区的档案馆,翻遍了当年的旧报纸,终于找到了关于玉娘的报道。报道里说,玉娘当年并非失踪,而是在化妆间里自缢身亡,脖子上缠着自己的水袖,脸上被军阀的手下划得面目全非,家人为了保全她的名声,悄悄收敛了尸体,对外谎称失踪。报纸上还附了一张玉娘的照片,她穿着素白戏服,眉眼温婉,水袖轻扬,正是我在化妆间里看到的身影。
那天夜里,我特意拿着报纸去了后台化妆间,将照片放在化妆台上,对着镜子轻声说:“玉娘,你的仇报了,军阀早就被镇压了,你别再困在这里了。”镜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可吊嗓声却突然响起,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悲切,像是在哭泣,又像是在诉说无尽的委屈。我站在原地,听着那唱腔,直到天快亮才离开。
本以为这样就能平息异象,可怪事却愈演愈烈。我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莫名变长,衣柜里多了一件素白的水袖戏服,领口沾着淡淡的脂粉香。有天清晨,我在洗漱时抬头看镜子,突然发现自己的脸上变得模糊,五官渐渐淡化,像是要变成一片空白。我吓得浑身发抖,猛地低头,却又恢复了正常,可镜中依旧残留着那道白色的影子,与我并肩而立,水袖轻轻搭在我的肩膀上。
后来,剧院来了新的保安,我像当年的老刘一样,拉着他叮嘱:“夜里少往舞台和后台去,听见吊嗓声别深究。”新保安一脸不屑,以为我在吓唬他,就像我当初对老刘那样。有天夜里,我听见后台传来他惊恐的叫声,紧接着是狂奔的脚步声。我站在前台,听着身后的吊嗓声再次响起,时而悲切,时而高亢,还夹杂着水袖飘动的轻响。
我缓缓走到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陌生的弧度。抬手摸了摸脸颊,光滑而苍白,低头时,看见自己穿着素白的戏服,水袖垂落在手腕上,沾着一丝淡淡的脂粉香。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在镜面上,我看见镜中的身影缓缓抬手,对着镜子描眉,而我的手,正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作,一步步重复着多年前那个深夜,玉娘未完成的妆容。
新保安再也没来过剧院,听说他疯了,嘴里念叨着“无脸的戏子”。而我,依旧守着这栋老旧的剧院,每到深夜,就会坐在化妆间的镜子前,唱着玉娘的戏,等着下一个听见吊嗓声、壮着胆子循声而来的人。有时我会想,到底是我成了玉娘,还是玉娘一直都是我,我们只是在这面镜子前,重复着一场永无止境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