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房子的工人来了，是县建筑队的人。队长姓张，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说话爽快，干活利索。他带着七八个工人，开着一辆破卡车，拉着水泥、沙子、砖头，浩浩荡荡进了村。

村里人都出来看热闹。自从黄金案破了，我家就成了村里的焦点。有羡慕的，有眼红的，也有真心替我们高兴的。但不管怎么样，房子终于要修了，我爹脸上也有了笑容。

“张师傅，辛苦你们了。”我爹递烟。

“不辛苦，应该的。”张师傅接过烟，别在耳朵上，“陌师傅，你这房子确实该修了。墙都裂了，屋顶也漏雨，再住下去不安全。我们这次给你好好翻新一下，保准住得舒坦。”

“多谢多谢。”

工人们开始干活，叮叮当当，好不热闹。我和我爹暂时搬到村长家住，就在隔壁，几步路。

村长家条件好，两层小楼，院子宽敞。村长老婆是个热心肠的，给我们收拾了一间屋子，床单被褥都是新的。

“小莫，就安心住这儿，当自己家。”村长老婆拉着我的手，“你爹也不容易，以后好好过日子。”

“谢谢婶子。”

“谢啥，都是应该的。”她摸摸我的头，“你是个好孩子，给你妈争气了。”

我鼻子一酸，点点头。

在村长家安顿下来后，我继续想案子的事。陈建国的死，陈富贵的下落，还有那个神秘的“老K”，像三块大石头，压在我心上。

“小莫，”顾景安来找我，“咱们去你家看看？”

“看什么？”

“工人拆房子，说不定能翻出什么东西。”他说，“你妈以前有没有藏东西的习惯？”

我想了想，点头。

妈确实喜欢藏东西。重要的证件、票据、钱，她都藏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在墙缝里，有的在瓦片下，有的在床板夹层里。她说这叫“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走，去看看。”我说。

我们溜回我家。

工人们正在拆西屋的墙。那是我原来住的屋子，墙是土坯的，已经酥了，一推就倒。尘土飞扬，工人们戴着口罩，挥汗如雨。

“小心点，别砸着东西！”张师傅喊。

“放心吧师傅！”

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突然，一个工人“咦”了一声。

“咋了？”

“墙里有东西。”那工人从土坯缝里抠出一个小布包。

布包是蓝色的，洗得发白，打着补丁。上面用红线绣着一朵玉兰花。

我的心猛地一跳。

是妈的针线包。

我记得这个包。妈经常用它装针头线脑，有时也装些零碎东西。她走之后，我找过，没找到。原来藏在墙里了。

“师傅，给我看看行吗？”我走过去。

工人把布包递给我。

我打开。

里面是针，线，顶针，还有一把小剪刀。底下压着一封信。

信是叠成方块的，很旧了，边缘发黄。我展开。

是妈的字迹，铅笔写的，有些字已经模糊了。

“三儿：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妈已经不在了。有些事，妈必须告诉你。

陈建国不是意外死的，是被李富贵、王建国、你太爷爷、程老蔫合谋害死的。因为他发现了黄金的秘密，想去举报。他们把他骗到鬼哭潭，灌醉，扔进河里，伪装成自杀。

妈嫁给你爹，是为了留在村里，查清真相。这些年，妈收集了一些证据，但还不够。李富贵死了，王建国成了干事，你太爷爷也死了，程老蔫也死了。死无对证。

但妈不会放弃。妈会继续查，直到真相大白。

如果妈出了意外，你就去找白玉兰。她知道很多事，但她疯了，你要耐心。她手里有证据，关键时候能救你的命。

还有，小心王建国。他不是好人，但他可能知道陈富贵的下落。陈富贵是陈建国的父亲，也是王建国的父亲。他可能还活着，在某个地方看着这一切。

妈对不起你，让你生在这样的家庭。但妈希望你能好好活着，离开这儿，去外面看看。别学妈，一辈子困在这个村子里。

永远爱你的妈妈。1999年5月20日。”

我看完信，手在抖。

妈早就知道。

她什么都知道。

可她还是死了。

“小莫，”顾景安扶住我，“没事吧？”

“没事。”我把信收好，塞进怀里。

“信上说什么？”

“我妈说，陈建国是被谋杀的，凶手是李富贵、王建国、我太爷爷、程老蔫。她还说，陈富贵可能还活着。”

“陈富贵还活着？”顾景安惊讶。

“嗯。”我点头，“王建国是他儿子，他可能知道父亲的下落。”

“那我们去找王建国？”

“不。”我摇头，“王建国在牢里，见不到。而且，他不会说的。”

“那怎么办？”

“找别的线索。”我说，“我妈既然藏了这封信，可能还藏了别的东西。再找找。”

我们在院子里继续翻。工人们拆墙，拆屋顶，尘土飞扬，我们捂着鼻子，在废墟里仔细搜索。

又找到一些零碎东西：妈的衣服扣子，我爸的烟袋，我的识字课本，还有一些老照片。

照片大多是黑白的，有我妈年轻时的单人照，有她和我爹的结婚照，有我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还有一张，是妈和陈建国的合照。

照片上，两人站在河边，都穿着白衬衫，手里拿着书。妈扎着麻花辫，笑得眼睛弯弯。陈建国个子很高，很清秀，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两人挨得很近，但没牵手，只是并肩站着，像一对璧人。

照片背面写着：“1974年夏，与建国摄于红星村。愿此生不负。”

1974年夏。

那是陈建国死前一年。

他们当时还在一起，感情很好。

可一年后，陈建国就死了。

妈嫁给了我爹。

为什么？

如果妈爱的是陈建国，为什么在他死后嫁给别人？

是为了查案？

还是……被迫？

我想起爹说的话：妈嫁给他，是为了留在村里查案。

可查案为什么要嫁人？

妈是知青，本来就可以留在村里。嫁不嫁人，不影响她查案。

除非……有人逼她嫁人。

逼她嫁给我爹，断了她的念想，也断了她的调查。

这个人，可能是李富贵，也可能是王建国。

“小莫，”程南星跑过来，“我找到个东西。”

他手里拿着一个铁盒子，巴掌大，锈迹斑斑，但没锁。

“在哪儿找到的？”

“灶台底下，砖缝里。”他说，“藏得可严实了。”

我接过铁盒，打开。

里面是一个日记本，塑料皮的，红色，已经褪色了。封面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风格。

翻开第一页。

“1974年9月1日。今天是我下乡的第四年。红星村的生活很苦，但也很充实。我和秀英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她是个好姑娘，善良，坚强，有理想。我想和她在一起，永远不分开。可是……”

可是什么？

往后翻。

“1974年9月15日。今天李富贵找我谈话，说我和秀英的事，影响不好。知青和当地人谈恋爱，是犯错误的。他要我注意影响，否则就向公社反映。我很害怕，怕连累秀英。可是我爱她，我不想放弃。”

“1974年9月20日。王建国也找我谈话，他是我哥，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站在李富贵那边。他说秀英成分不好，家里是富农，配不上我们家。要我趁早断了，否则后果自负。我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

“1974年9月25日。今天在鬼哭潭洗衣服，无意中看见李富贵、王建国、陌青山、程老蔫，在潭边捞东西。捞上来的是黄金，金灿灿的，晃人眼。我吓坏了，躲在水草丛里，不敢出声。等他们走了，我才敢出来。我想去举报，可是……我不敢。李富贵是革委会主任，王建国是我哥，陌青山是秀英的太爷爷，程老蔫是村里老人。我举报了，会是什么下场？”

“1974年9月28日。我把看见黄金的事告诉了秀英。她很震惊，也很害怕。她说这事太大了，我们管不了，最好假装不知道。可我觉得，这是犯罪，是盗窃国家财产，必须举报。我们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1974年10月1日。国庆节，村里开大会。李富贵在台上讲话，慷慨激昂。可我知道，他是个贼，是个强盗。看着他虚伪的嘴脸，我恶心得想吐。秀英坐在我旁边，紧紧握着我的手。她说，建国，我们离开这儿吧，去哪儿都行，只要离开这儿。我说好，等机会。”

“1974年10月15日。机会来了。县里有招工名额，我可以回城。我去找李富贵，他说可以，但有个条件——让我写一份证明，证明秀英和她家里人有历史问题，不宜留在村里。我不同意，他冷笑，说那你就别想回城。我很愤怒，但又无可奈何。”

“1974年10月20日。王建国来找我，给了我一笔钱，说让我回城，别再管村里的事。他说黄金的事，牵扯太大，我要是敢说出去，不光我自己，秀英也得遭殃。我问他，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说，别问，知道得越多，死得越快。我很害怕，收了钱，但没答应。”

“1974年10月25日。秀英来找我，说她怀孕了。我很高兴，但也很害怕。在这个节骨眼上怀孕，是祸不是福。她说，建国，我们结婚吧，把孩子生下来，好好过日子。我说好，可心里没底。李富贵和王建国不会放过我们的。”

“1974年10月30日。出事了。秀英流产了，孩子没了。她在河边洗衣服，被人推了一下，掉进河里，孩子就没了。她说没看清是谁推的，但我知道，肯定是李富贵他们干的。他们想逼我走，逼秀英离开我。我恨，恨得咬牙切齿，可又没办法。”

“1974年11月1日。我决定举报。不管后果如何，我都要把黄金的事捅出去。我把证据整理好，写了一封举报信，准备寄给县革委会。可还没寄出去，信就不见了。我知道，被人偷了。李富贵他们开始行动了。”

日记到这里断了。

后面是空白页，但最后几页有撕掉的痕迹，很整齐，像是用刀划开的。

“日记没写完。”顾景安说。

“不，写完了，但被撕了。”我指着撕痕，“有人不想让后面的内容被人看到。”

“谁撕的？”

“可能是陈建国自己，也可能是别人。”我说，“但后面的内容，一定很重要。”

“会是什么？”

“可能是凶手的名字，或者黄金的下落，或者……别的秘密。”我合上日记本，“这个日记本，得交给赵队长。”

“嗯。”

我们正要去公安局，外面突然传来吵闹声。

是王干事的老婆，刘婶。

她披头散发，满脸泪痕，冲进院子，扑通跪在我爹面前。

“建军兄弟，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家老王吧！他不是坏人，他是被逼的！”

我爹愣住了，赶紧扶她：“刘嫂，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我不起来！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刘婶哭喊着，“老王是做了错事，可他也是被逼的啊！李建国拿他儿子威胁他，他没办法才……”

“他儿子？”我爹问，“王干事有儿子？”

“有，在省城读书，今年高三，马上要高考了。”刘婶哭着说，“李建国说，要是老王不听话，就让人弄死他儿子。老王没办法，只能听他的。葛仪那事，是李建国逼他干的，不是他本意啊！”

“可葛仪怀孕了，孩子可能是李建国的，王干事为什么要杀她？”我问。

刘婶看了我一眼，眼神躲闪。

“因为……因为那孩子，是老王的。”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什么？”

“葛仪怀的，是老王的种。”刘婶低下头，“李建国不能生，葛仪想借种，就找了老王。老王一时糊涂，就……就有了。后来葛仪拿孩子威胁老王，要他帮李建国逃跑。老王不肯，葛仪就说要把他们的事抖出去。老王没办法，就……就下了毒。”

“那河祭呢？石头上的玉兰花呢？”

“是老王弄的。”刘婶说，“他说，要给李建国一个警告，让他别想跑。可没想到，李建国真跑了，老王被抓了。现在好了，儿子要高考，爹在牢里，这日子没法过了……”

她哭得撕心裂肺。

我爹叹了口气：“刘嫂，你先起来。王干事犯了罪，就该受罚。但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会跟赵队长说说，看能不能让孩子见见他爹。”

“真的？”刘婶眼睛亮了。

“真的。”

“谢谢！谢谢！”刘婶又要磕头，被我爹拦住了。

她走了，一步三回头，背影佝偻，像个老太婆。

“爹，”我说，“你觉得她说的是真的吗？”

“一半真一半假吧。”我爹说，“王干事是被人威胁，但杀葛仪，肯定也有他自己的私心。至于孩子是谁的，不重要了，人都死了。”

“那咱们还去公安局吗？”

“去。”我说，“日记本得交。”

我们去了公安局，把日记本和信交给赵队长。

赵队长看了，眉头紧锁。

“陈建国这日记，很重要。能证明李富贵、王建国、你太爷爷、程老蔫，合谋杀害陈建国。但撕掉的那几页，是关键。得找到。”

“去哪儿找？”

“可能在王建国那儿，也可能在别的地方。”赵队长说，“我会再审王建国，看能不能问出来。”

“赵叔叔，”我问，“陈富贵有消息了吗？”

“有。”赵队长点头，“台湾那边回信了，白玉堂还活着，今年八十五了，身体不太好。他知道女儿和孙女的事后，很悲痛，说要回来看看。我们正在办手续，估计下个月能到。”

“他要回来？”

“嗯。”赵队长说，“落叶归根，人之常情。而且，他想把白玉兰和兰心的骨灰带回去，安葬在祖坟。”

“那黄金……”

“白玉堂说了，黄金他不要，捐给国家。只求还女儿和孙女一个清白。”

我心里一酸。

白玉堂等了五十年，等来的却是女儿和孙女的死讯。那种痛，谁能体会？

“赵叔叔，陈富贵呢？有消息吗？”

“有。”赵队长说，“我们查了，陈富贵还活着，在省城，当老师，退休了。他儿子陈建国死后，他就再也没回红星村。但这些年，他一直在暗中调查儿子的死因。我们联系上他了，他说过几天来。”

“他要来？”

“嗯。”赵队长点头，“他说，有些事，该了结了。”

离开公安局，我心里沉甸甸的。

白玉堂要回来，陈富贵也要来。

两个老人，都是为了死去的孩子。

可凶手已经抓了，案子已经结了，他们回来，又能改变什么？

“小莫，”顾景安说，“你觉得陈富贵回来，会说什么？”

“不知道。”我摇头，“但肯定是很重要的事。”

“会不会跟撕掉的那几页日记有关？”

“可能。”

我们往家走，路上谁都没说话。

夕阳西下，天边一片血红。

像血，也像火。

回到家，工人已经收工了。房子拆了一半，废墟堆在院子里，像一座坟。

我爹蹲在废墟边抽烟，背影孤单。

“爹。”我叫他。

他回头，眼睛红红的。

“小莫，爹想好了。等房子修好，爹就把地卖了，带你离开这儿。”

“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只要离开这儿。”他说，“这个村子，死了太多人，怨气太重。咱们不在这儿住了，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可妈在这儿……”

“你妈不在了，可你还得活。”我爹站起来，摸摸我的头，“爹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但爹想让你过得好点，起码，不用再提心吊胆地活着。”

我鼻子一酸，抱住他。

“爹，我不走。我要等白玉堂回来，等陈富贵回来，我要听他们把话说完。我要知道，所有的真相。”

“知道了又能怎样？人都死了。”

“知道了，他们才能瞑目。”我抬头看着他，“爹，你不想让妈瞑目吗？”

我爹沉默了，眼泪掉下来。

“想。爹做梦都想。”

“那就等。”我说，“等真相大白，等所有罪人都得到惩罚。然后，咱们再走。”

“好。”我爹点头，“爹听你的。”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事。

陈建国的日记，撕掉的那几页，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白玉堂要回来，陈富贵也要来，他们会说什么？

还有那个“老K”，到底是谁？

这些谜团，像一张网，把我罩在里面，喘不过气。

窗外，月亮很亮，照在废墟上，白惨惨一片。

像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看着我。

我突然想起妈说过的一句话：

“真相就像月亮，有时候被云遮住，但总有一天会露出来。”

是啊，总有一天。

我会等到那一天的。

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