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夫妻到了岛城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事情，让皇甫泰城很是好奇。
同时也有点担忧，因为他嗅出了某种恐怖的味道。
以后的事情还无法得知，这让皇甫泰城多少有些遗憾。
接下来的斯人斯事，只能感叹这个世界真是奇妙。
若不是遭遇雷击使得自己有了这种超然赋能，皇甫泰城就算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这种离奇之事，此外这个故事还有股子温馨的味道，令人感动。
戚甲强看上去很像个干部，他也的确是干部，只不过他任职的政协文史委并没有多少实权，主要工作是地方志编纂和地方史整理。
所以他是一个文绉绉的主任。
十二年前，在戚甲强身上发生过一件趣事。
他在城郊买了一套四合院，原主人是一个漆匠，唯一的一个儿子在南方，年纪大了搬到南方和儿子一起住，就便宜卖了。
说起来，这也是戚甲强编辑地方志的时候采访过的一个对象，当时就是因为这座四合院才采访的，也算是先跟这院子有了缘分，多年以后成了自己的家。
当时戚甲强的收入并不多，家里花钱的地方很多，按说原来的楼房完全可以继续住下去，但妻子喜欢养猫养狗，猫还可以，养在家里不出门都行，狗却是要遛的，每天早晚得牵出去遛一遛。
他们家里的政策是，妻子只管喜欢什么物件，而维护起来却成了他的事情。这遛狗也是一样，因为妻子喜欢而买来了一条土狗，但遛狗就成了他的责任。
狗是通人性的，会跟人交流，这条土狗很听话，戚甲强也慢慢对它有了感情。
只有一点让他苦闷，那就是都是要叫的，邻居家有什么响动，或者它那灵敏的耳朵听到了外面有什么动静，都是要叫的，一点也不扭捏，该大声就大声。
有一天还对着天花板叫了大半夜，戚甲强气得要命，想把它给撵出门去，后来发现墙角的下水管里有老鼠的动静，才明白是冤枉了狗。
尽管不算是胡来，但客观上还是扰了民，戚甲强一直在想解决办法，这时听到了那座四合院要便宜出售的消息，跟妻子一合计，把楼房也便宜卖掉（为了迅速出手，好今早拿到钱），勉强凑够了钱，就买下来四合院。
从此遛狗也比较方便了，有了院子，狗什么时候叫，也不是问题了。
这个房子虽然叫做四合院，但实际上没有“四面合”，仅北面堂屋和一个东厢，东厢主要是装些杂物之用的，堂屋有五个房间，一字排开，中部这间算是厅，左右两侧各有两间，从这一间到另一间一定得经过第一间。
开始没怎么注意，有一天注意到墙壁上空空如也。
虽然他的工作是与文字打交道，但对字画的兴趣一般，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家里几面墙壁上挂满了书法和国画，但墙壁空在那里也不好，便想在家里的墙上挂自己的照片。
这就需要有带玻璃的相框。
相框商店里不太见，只好到旧物市场上去淘。
当时城里的小地摊有很多，某天闲逛时发现一个摊主的相框是木色的，很适合家里的四合院风格，他问了老板价格，老板20块卖给了他。
想到家里还有很多照片需要挂墙上，他就问老板还有没有类似的相框。
老板看了一眼他，拿出一系列的相框。
戚甲强一看，这可不是别人随便扔的，每个相框里都有图片，是一个外国小女孩从小到大的图片，还有一张全家福。
老板，相框里还有这么多照片，要不要取下来啊？
唉，谁知道这些照片是谁的呀，我也是收废品收来的，都是无主的啊，回去找个螺丝刀揭开玻璃罩，照片就掉出来了，烧掉或者当垃圾扔掉都行，不费什么事。
他马上给老板付了钱，将全部的画框带回家。
但他没有把那些照片烧掉或者当垃圾扔掉，而是保存在抽屉里了。
过了两三天，戚甲强和妻子刚在床上躺下，狗在院子里“汪汪”叫了起来，借着窗户上透进来的月光，可知此时天上还挂这一轮残月。
戚甲强披衣出来看，什么也没看到。
从这一天之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开始不停做梦，梦境很详细，那是一个异国家族的故事。
伊丽莎白出生于匈牙利，那里虽与中国隔着千山万水，而她却认为中国也是她的故乡，自己是个中国人。
像中国人的姓名一样，都是姓在前，名在后。
考查了许多匈牙利人的名字，都符合这个规律。
她确实像中国人。
20世纪初，伊丽莎白的外曾外祖父在西安创办了沙河医院，从创立之初到停办，每天都在接收病患，甚至战争期间都没有停止过一天。
就任匈牙利卫生部官员期间，伊丽莎白不顾攻击和讽刺，公开自己的针灸过程，坚持把中医引入匈牙利。
进入21世纪的头一年，她成为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董事会成员，帮助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免疫覆盖、完善健康体系。
那年，时任匈牙利卫生部官员的伊丽莎白走进西安沙河医院时，她流泪了。
时隔近百年，这个蓝眼睛、高鼻子的“老外”在这片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土地上，追寻着家族的痕迹。
虽是第一次到访中国，但她却说：“我就是一个西安人。”
了解伊丽莎白家族历史的人知道，这句话并不算夸张。
在伊丽莎白心中，蜿蜒的长江、金黄的稻田、绿树成荫的秦岭山区并非什么“异国情调”，地球那一端的中国，更像是她熟悉已久却未曾谋面的“第二故乡”。
这种熟悉感，源自她的外祖母考陶琳的影响。
1903年，年仅两岁岁的考陶琳跟随父母来到了西安鄠邑，她在那里成长，在学校里结交了中国伙伴，之后当上了护士，在西安度过了十几年美好的青春岁月。
1961年，四岁的伊丽莎白坐在外祖母考陶琳的膝上，听她讲述在中国的故事。
直到晚年，她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甚至保持着中国的生活习惯，中国话便是她的第二乡音，中国的春节就是她的“圣诞节”。
一百多年前，一个生活在西欧地区的匈牙利家庭为何会历经漫长的旅途、举家奔赴中国？
头一夜，这些陌生的人物依次进入梦境，让戚甲强分不清是梦幻还是真实。
醒来后他揉揉眼睛，用过了劲，眼珠有些酸痛，便觉得不像是梦幻，或者他梦境中的那些人物不像是凭空出现的，说不定历史上曾经真的出现过。
不过偶尔做一梦，梦境里出现了什么都是正常的，也没往心里去。
但是第二夜，他再次重复了那个梦境。
故事始于考陶琳的父亲约根·费克特，也就是伊丽莎白的外曾外祖父。
19世纪末，年轻的费克特还在教会学校上学时便坚信“四海之内皆兄弟”，还确立了人生目标——做一名医生。
于是，他选择到医学院进修，并获得了行医资格。当得知有机会去中国救死扶伤时，约根毫不犹豫。
经过教会的资助和数年艰苦的筹备，费克特先独自辗转数月来到陕西，随后于次年把家人全部接了过来。
那时，中国名义上还是大清朝的天下，但这个朝廷已经摇摇欲坠，流民遍地，匪事猖獗，太多的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像约根这样的西方医生的到来，对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来说意义非凡。
为了应对当地巨大的医疗需求量，费克特更是勇敢地做起了“开拓者”，自己参与设计和建造，为古都盖起了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医院。
由于当时医院建立的经费来自于匈牙利各地普通百姓的个人捐款，就连建造所需的床单都是认捐的项目，人们把这所医院称为“床单医院”。
这所医院，正是如今的西安沙河医院。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它不再是一家只有60张床位的“床单医院”，而是成为拥有1200个床位，并能为这个城市的十几万人提供卫生和健康服务的综合性三甲医院。
于是，带着家族先辈对这片土地的无限眷恋与牵挂，那年伊丽莎白终于来到了西安市沙河医院，并担任“名誉院长”，将西欧与鄠邑的百年情缘重新联结在了一起。
之后，不管带着怎样的工作任务而来，只要访问中国，西安市沙河医院就是伊丽莎白必到的一站。
外曾外祖父当年或许不会想到，经过了几代人之后，自己在中国的脚印和影响依然清晰，甚至比当时更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