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清晨五点，天还没亮透，我和我爹就起来了。

我爹在建筑队加了两天班，挣了六十块钱。加上之前卖地剩下的，凑了一百块，用布包了，贴身藏着。

“小莫，把这个带上。”他从床底下摸出个小布包，递给我。

打开，里面是那把削铅笔的小刀，还有……一把弹簧刀。

弹簧刀是旧的，刀鞘锈了，但刀身雪亮，一按按钮，“咔”一声弹出来，寒光闪闪。

“爹，这哪来的？”

“工地上捡的。”我爹说，“防身用。万一……万一有事，别犹豫，往要害捅。捅完就跑，别管后果。”

我握着弹簧刀，手心出汗。

“爹，咱们是去调查，不是去拼命。”

“有备无患。”我爹把刀鞘套上，“收好，别让人看见。”

我把它塞进书包最底层，和小刀放在一起。

六点，我们出门。天蒙蒙亮，街上还没什么人。早班车已经开了，我们走到车站，等了十分钟，车来了。

去省城要两个小时，票价十五块。我爹买了票，我们坐在最后一排。车上人不多，都是早起赶路的。有去省城卖菜的农民，有去进货的小贩，还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大概是去省城玩。

车开了，我靠着车窗，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风景。田野，村庄，工厂，然后是高楼大厦。离省城越近，楼越高，车越多，人也越多。

这是我第一次来省城。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红绿灯闪烁，行人行色匆匆。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庞大，像一头巨兽，张着嘴，等着吞噬我们。

“爹，咱们去哪儿？”我问。

“省博物馆。”我爹看了看手里的纸条——上面是陈富贵写的地址，“中山路128号。”

我们下了车，在路边买了两个烧饼，一边吃一边问路。走了半个小时，终于找到了省博物馆。

那是一栋宏伟的欧式建筑，白色的大理石柱子，高高的台阶，气派的大门。门口挂着牌子：“省博物馆，周一闭馆，周二至周日9:00-17:00开放”。

今天是周六，正好开放。

门口已经有游客在排队了。大多是外地来的，背着相机，拿着小旗，跟着导游。我和我爹混在人群里，跟着往里走。

“门票，一人十块。”检票员说。

我爹掏出二十块，买了票。

进了大门，是一个巨大的展厅，摆满了各种文物：青铜器，瓷器，玉器，书画……游客们围在展柜前，指指点点，拍照留念。

“周馆长在哪儿？”我爹问一个工作人员。

“馆长办公室在二楼，左转最里面。”工作人员指了指楼梯。

我们上了二楼。走廊很长，铺着红地毯，两边挂着字画。走到尽头，有一扇深红色的木门，上面挂着牌子：“馆长办公室”。

我爹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

推门进去。

办公室很大，很气派。一整面墙的书架，摆满了书。巨大的办公桌，后面是宽大的皮椅。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椅子上，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看起来文质彬彬。

是周馆长。

他抬起头，看见我们，愣了一下，随即露出职业化的笑容。

“两位是……”

“周馆长，您好。”我爹上前一步，“我们是红星村的，上次白玉堂老先生来，我们见过。”

周馆长眼神一凝，但笑容不变。

“哦，我想起来了。您是陌建军同志，这位是……陌小莫小朋友，对吧？”

“是我。”我说。

“请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两位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我和我爹在沙发上坐下。沙发很软，坐下去几乎陷进去。我有点不自在，挪了挪身子。

“周馆长，”我爹开口，“我们想问问，上次白玉堂老先生带走的那三件文物，手续都办妥了吗？”

“办妥了。”周馆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打开，“捐赠证明，出境证明，都齐全了。白老先生已经带回台湾了。”

“那剩下的黄金和古董……”

“都在这儿。”周馆长指了指窗外，“在库房，暂时保管。等案件彻底结束，会正式上交国家，纳入馆藏。”

“我们能看看吗？”

周馆长犹豫了一下：“库房重地，外人不能进。不过……既然两位是案件相关人员，又是白老先生的朋友，我可以破例一次。但只能看，不能碰，不能拍照。”

“行。”我爹点头。

周馆长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

“小王，开一下三号库房，我带两位客人参观一下。对，现在。”

放下电话，他站起来。

“走吧。”

我们跟着他下楼，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一扇厚重的铁门前。门口有个年轻工作人员，看见周馆长，赶紧开门。

“馆长。”

“嗯，你出去吧，我带客人看看。”

“是。”

工作人员出去了，关上门。

库房里很暗，只有几盏壁灯，发出昏黄的光。一排排架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有些箱子开着，露出里面的文物。

“这些，就是鬼哭潭里找到的黄金和古董。”周馆长指着一个架子，“金条六十根，银元三千块，瓷器二十三件，玉器十八件，字画十六幅，都在这里。”

我走过去，仔细看。

金条码得整整齐齐，在灯光下泛着暗黄的光。银元装在木箱里，一枚枚擦得很亮。瓷器摆在锦盒里，玉器放在绒布上，字画卷在画筒里。

一切都和我们在鬼哭潭看到的一样。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周馆长，”我突然开口，“这些黄金，是白玉堂老先生家的祖产，对吧？”

“对。”

“那上面应该有记号吧？比如‘白记’之类的？”

周馆长眼神闪烁了一下。

“有，每根金条底部都刻着‘白记，民国三十七年’。我们检查过了，都对得上。”

“能拿一根看看吗？”

周馆长皱眉：“小朋友，这些是文物，不能随便碰。”

“就看看，不碰。”我说。

他犹豫了一下，从架子上取下一根金条，递给我。

“小心点，很沉。”

我接过金条。很沉，冰凉。翻过来，看底部。

确实刻着字：“白记，民国三十七年”。

但字迹……有点怪。

我见过真的金条，白玉堂给我看过。那些字是阴刻的，很深，很清晰。可这根金条上的字，是阳刻的，浮在表面，而且边缘有点毛糙。

像是……后刻的。

“怎么了？”周馆长问。

“没什么。”我把金条还给他，“就是好奇，看看。”

“看完了吗？”

“看完了。”

“那咱们出去吧，这里空气不好。”周馆长说。

我们走出库房，回到办公室。

“周馆长，”我爹突然说，“您认识陈富贵吗？”

周馆长手一抖，杯子里的水洒出来一些。

“陈富贵？哪个陈富贵？”

“王建国和陈建国的父亲，退休教师，住在省城。”我爹盯着他的眼睛，“他前几天来过红星村，说了一些事。”

“什么事？”

“他说，黄金不止这些，还有一批，在省城。”我一字一句，“他还说，让我们查省博物馆馆长，姓周。”

办公室里死一般寂静。

周馆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眼神变得冰冷。

“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您明白。”我说，“陈富贵的钢笔里，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K是王建国，但他背后还有人。黄金不止那些，还有一批，在省城。查省博物馆馆长，姓周。’”

周馆长猛地站起来，椅子“哐当”一声撞在墙上。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想知道真相。”我爹也站起来，挡在我前面，“周馆长，您要是心里没鬼，就别紧张。坐下来，好好说。”

周馆长盯着我们，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坐下，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陈富贵……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他儿子陈建国是被王建国、李富贵、陌青山、程老蔫合谋杀死的。因为他发现了黄金的秘密，想去举报。”我说，“他还说，他知道黄金有两批，一批在鬼哭潭，一批在省城。鬼哭潭那批，是白玉堂家的祖产。省城那批，是……是解放前某个大人物的私藏，被你们偷了，伪装成白玉堂的祖产，混在一起，想浑水摸鱼。”

周馆长夹着烟的手指在抖。

“陈富贵还知道什么？”

“他还知道，‘老K’是王建国，但王建国上面还有人。这个人，能在省里甚至北京说上话，能压住黄金案，能让你当上馆长，能让李建国那种人在红星村横行霸道二十五年。”我一口气说完，“这个人，就是你，周馆长。或者说，是你背后的人。”

周馆长沉默了，一口接一口抽烟。

烟灰缸里很快堆满了烟头。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呛得我咳嗽。

“你们打算怎么办？”他终于开口。

“报警。”我爹说。

“报警？”周馆长笑了，笑得很冷，“报警有用吗？省公安厅的副厅长，是我姐夫。你们觉得，警察会信你们，还是信我？”

我心里一沉。

果然。

“老K”不是一个人，是一张网。周馆长是网上的一个结，他上面还有人，下面也有人。李建国，王建国，都是网上的虫子。

“那你想怎么样？”我问。

“很简单。”周馆长掐灭烟，“把陈富贵的纸条给我，把钢笔给我，然后闭嘴。我可以给你们一笔钱，够你们在省城买套房子，安安稳稳过日子。否则……”

“否则怎样？”

“否则，”他盯着我，“你爹在建筑队干的活，很危险。哪天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或者被砖头砸了，很正常。你一个小姑娘，在县城上学，路上遇到车祸，或者被人贩子拐了，也很正常。”

赤裸裸的威胁。

我爹气得浑身发抖。

“姓周的，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周馆长冷笑，“李建国那种莽夫都能杀人，我周某人杀人，会更干净，更利索。你们信不信？”

我按住我爹的手。

“周馆长，你要纸条和钢笔，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告诉我全部的真相。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老K’到底是谁？王建国背后的人，到底是谁？说完，我就把东西给你，从此消失，再也不提这件事。”

周馆长盯着我，看了很久。

“你一个小丫头，知道这些干什么？”

“我要让我妈瞑目。”我说，“她死得不明不白，我要知道，害她的人，到底是谁。”

周馆长叹了口气，重新点了一支烟。

“行，我告诉你。但听完之后，你必须把东西给我，然后滚出省城，永远别再回来。”

“我答应你。”

“小莫……”我爹想说什么。

“爹，没事。”我握住他的手，“听听也好，死也死个明白。”

周馆长深吸一口烟，开始说。

“黄金确实有两批。一批是白玉堂家的祖产，埋在地窖里。另一批，是解放前省城一个大银行家的私藏，存在银行的保险库里。1949年，银行家逃到台湾，保险库里的东西没人认领，就成了无主之物。”

“1966年，文革开始，银行被砸，保险库被撬。我和几个人——包括李富贵的父亲，王建国和陈富贵的父亲，还有你太爷爷陌青山——趁机把里面的黄金古董搬空，藏在各自家里。”

“后来风声紧，我们不敢动。直到1970年，李富贵当了革委会主任，有了权，就想把黄金转移出去卖掉。可转移需要借口，正好白玉堂的女儿白玉兰在红星村下乡，我们就想了个办法——把银行家的黄金，说成是白玉堂的祖产，埋到鬼哭潭，等风头过了再挖出来卖掉。”

“可这事被白玉兰的女儿兰心，还有一个女知青看见了。李富贵怕事情败露，就把她们杀了，扔进鬼哭潭，伪装成意外。白玉兰疯了，我们以为没事了。”

“没想到，陈建国那小子，不知从哪儿听到了风声，去鬼哭潭调查，发现了黄金。他去找白玉兰，白玉兰把真相告诉了他。他就写了举报信，要寄给上面。信被我们截了，然后……他就死了。”

“怎么死的？”

“灌醉，扔进鬼哭潭，伪装成自杀。”周馆长说，“动手的是李富贵、王建国、陌青山、程老蔫。我在省城，没参与，但我知道。”

“后来呢？”

“后来，黄金一直藏在鬼哭潭。李富贵死了，传给他儿子李建国。李建国想独吞，就和王建国合谋，把陌青山和程老蔫踢出局。陌青山自杀，程老蔫病死了。黄金就落在李建国和王建国手里。”

“可他们为什么不动？”

“动不了。”周馆长说，“黄金太多，太扎眼，一出手就会被人盯上。他们想等机会，等一个能洗白黄金的渠道。这个渠道，就是我。”

“你？”

“对。”周馆长点头，“我是博物馆馆长，有权力把黄金古董‘鉴定’成普通文物，然后‘收购’进馆，再找机会‘调包’出去。这样，黄金就洗白了，可以光明正大地卖。”

“所以李建国和王建国，一直在等你？”

“等了我二十年。”周馆长说，“直到去年，机会来了。我姐夫升了副厅长，我当了馆长，权力够了。我让他们把黄金从鬼哭潭挖出来，送到省城，我负责洗白。可没想到，中间出了岔子。”

“什么岔子？”

“白玉兰没死，她装疯，收集了证据。你妈李秀英，不知从哪儿知道了真相，去找白玉兰，拿到了证据。李建国怕事情败露，就杀了你妈，伪装成车祸。可你妈死前，把证据给了你。”

“然后我就开始查。”

“对。”周馆长看着我，“你一个小丫头，坏了我们的大事。李建国那蠢货，连个小孩子都搞不定，还把自己搭进去了。王建国也进去了，黄金暴露了，一切都完了。”

“可黄金不是还在博物馆吗？”

“在，但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周馆长苦笑，“上面盯得紧，我动不了。只能等，等风头过去，再想办法。”

“那陈富贵呢？他在这件事里，是什么角色？”

“他？”周馆长冷笑，“他是个可怜虫。儿子死了，不敢声张，只能暗中调查。查了二十五年，查到了我头上。可他没证据，动不了我。就把线索留给你，想借你的手，把我拉下马。”

“他成功了。”

“还没。”周馆长盯着我，“只要你把纸条和钢笔给我，我就还是安全的。陈富贵那边，我会处理。他活不了多久了，癌症晚期，没几个月了。等他死了，就再也没人知道真相了。”

癌症晚期？

我愣住了。

难怪陈富贵那么憔悴，难怪他把线索留给我，难怪他说“以后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原来，他快死了。

“现在，”周馆长伸出手，“把东西给我。”

我从书包里拿出钢笔，递给他。

他接过，拧开笔尾，拿出纸条，看了一眼，然后点燃打火机，把纸条烧了。

灰烬落在烟灰缸里，像黑色的蝴蝶。

“钢笔呢？”他问。

“这个不能给你。”我说，“这是陈建国留下的，我要留着。”

周馆长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笑了。

“行，留着吧。反正纸条已经烧了，死无对证。你们可以走了。”

我和我爹站起来，往外走。

走到门口，我突然回头。

“周馆长，最后一个问题。”

“说。”

“‘老K’到底是谁？是你，还是你姐夫？”

周馆长眼神一冷。

“这不是你该问的。滚。”

我们走出办公室，下楼，出博物馆。

阳光很烈，刺得我睁不开眼。

“爹，咱们现在怎么办？”我问。

“回县城。”我爹说，“把这事告诉赵队长。”

“可周馆长说他姐夫是副厅长……”

“副厅长怎么了？”我爹咬牙，“副厅长就能无法无天了？我就不信，这世上没王法了！”

我们坐车回县城。

路上，谁都没说话。

我心里乱糟糟的。

周馆长的话，像一把锤子，砸碎了我最后一点幻想。

我以为凶手只有李建国、王建国。

可现在看来，他们只是小喽啰。真正的黑手，是周馆长，是他姐夫，是那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我们斗得过吗？

我不知道。

但我必须斗。

为了妈，为了陈建国，为了白玉兰，为了兰心，为了所有死了的人。

也为了我自己。

回到县城，已经下午了。

我们没回家，直接去了公安局。

赵队长在开会，我们在办公室等。等了半个小时，他出来了，脸色不太好。

“建军，小莫，你们怎么来了？”

“赵队长，我们有重要情况汇报。”我爹说。

“进来说。”

我们进了办公室，关上门。

我爹把省城之行，周馆长的话，一五一十说了。

赵队长听完，脸色越来越沉。

“周馆长……周文涛。我知道他，省博物馆馆长，省政协委员，文化界的名人。他姐夫是公安厅的副厅长，叫周文武，确实是个大人物。”

“那咱们怎么办？”

赵队长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

“这事太大了，超出了我的权限。我得向上面汇报。”

“上面会管吗？”

“不知道。”赵队长摇头，“周文武是副厅长，在省里根基很深。要动他，得有铁证。你们有证据吗？”

“纸条被周馆长烧了。”我说。

“钢笔呢？”

“钢笔在我这儿，但里面没东西了。”

“那等于没证据。”赵队长叹气，“光凭你们的口供，动不了周文涛，更动不了周文武。他们会反咬一口，说你们诬告，说你们想敲诈。”

“那难道就让他们逍遥法外？”我爹急了。

“当然不。”赵队长说，“但得从长计议。你们先回去，这事别再跟任何人说。我会想办法，看能不能从别的渠道找证据。”

“什么渠道？”

“王建国。”赵队长说，“他是关键人物，知道内情。如果能让他开口，指认周文涛和周文武，就有希望。”

“可王建国会开口吗？”

“不知道，但得试试。”赵队长说，“我明天就去提审他。你们先回去，等消息。”

我们离开公安局，回家。

一路上，我爹闷闷不乐。

“小莫，你说赵队长能信吗？”

“能。”我说，“赵队长是好人。”

“可好人斗不过坏人。”

“斗不过也得斗。”我说，“爹，咱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能回头了。”

“嗯。”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我爹做了饭，我们默默吃了。吃完饭，我写作业，我爹在灯下发呆。

“小莫，”他突然说，“爹想好了。要是这事不成，咱们就离开这儿，去南方，去没人认识咱们的地方，重新开始。”

“爹，咱们能去哪儿？”

“哪儿都行。”他说，“爹有力气，能养活你。你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离开这糟心的地方。”

“可妈还在这儿……”

“你妈不在了，可你还得活。”我爹眼圈红了，“爹不能再让你出事。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爹就真没法活了。”

我鼻子一酸，抱住他。

“爹，我不会出事的。咱们都会好好的。”

“嗯，好好的。”

夜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事。

周馆长，周文武，王建国，陈富贵，白玉堂……这些人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转。

还有妈。

妈，你在天上看着吗？

你的三儿，又遇到难题了。

但这次，我不怕。

我有爹，有朋友，有赵队长。

还有你给我的勇气。

我会查下去的。

直到真相大白，直到坏人伏法。

一定。

窗外，月亮很圆，很亮。

像妈的眼睛，温柔，坚定。

妈，你等着。

我会让那些害你的人，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