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公安局的刑警队在一栋老楼里，墙皮有些斑驳，走廊里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和旧纸张的味道。赵队长的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门半开着。

我敲了敲门。

“进来。”

推门进去，赵队长正站在窗前抽烟，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办公桌上摊着几张放大过的照片，用证物袋装着。

“赵叔叔。”我叫了一声。

赵队长转过身，看见我，掐灭烟，勉强笑了笑。

“小莫来了，坐。”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林涛也在，站在墙边的档案柜旁，对我点了点头。

“照片在这里。”赵队长把桌上的证物袋推到我面前，“你看一下，但别碰，戴手套。”

我接过他递来的白手套，小心地戴上，拿起最上面一个证物袋。

是那张老照片。

黑白，四寸大小，边角已经发黄卷曲。照片上，五个人站在一棵老槐树下——我认出来了，是红星村村口那棵，现在还在。

左边是我妈，李秀英。十八九岁的样子，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碎花衬衫，手里拿着一本书，笑得眉眼弯弯。她旁边是白玉兰，比照片上年轻许多，清秀文静，手搭在我妈肩上。右边是陈建国，个子很高，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站在白玉兰旁边。

中间是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大概七八岁。男孩瘦瘦的，眼睛很大，有点怯生生的样子，穿着打了补丁的短褂。女孩扎着羊角辫，脸上有点婴儿肥，正咧嘴笑，缺了颗门牙。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1972年夏，红星村留念。愿友谊长存。——秀英、玉兰、建国、小明、小花”

小明，小花。

很普通的名字，在当时的农村，十个孩子里可能就有两三个叫这个。

“认识吗？”赵队长问。

我摇头：“不认识。从没听我妈提过。”

“村里的老人也说不认识。”赵队长叹气，“我让村干部查了1972年前后的户籍记录，红星村当时确实有两个孩子叫小明和小花，但都跟照片上对不上。一个叫王小明，1975年就随父母搬走了。一个叫李小花，1973年生病死了。”

“那照片上这两个……”

“可能是小名，或者根本就不是红星村的人。”赵队长指着照片，“你看他们的衣服，虽然旧，但很干净，补丁也补得整整齐齐。不像特别穷的人家。而且背景这棵老槐树，不只在红星村有，附近几个村都有。所以这两个孩子，不一定是红星村的。”

“那他们怎么会和我妈她们在一起拍照？”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赵队长又点了一支烟，“你妈、白玉兰、陈建国，都是知青，住在知青点。这两个孩子，可能是附近村里的，经常去知青点玩，混熟了，就一起拍照。但奇怪的是，我问遍了当年在红星村下乡的知青，没一个人记得有这两个孩子。”

“会不会是拍照那天临时遇到的？”

“不可能。”赵队长摇头，“你看他们的站位，很自然，很亲密。你妈的手搭在小女孩肩上，白玉兰搂着小男孩。如果是临时遇到的孩子，不会这么亲近。”

确实。

照片上，五个人就像一家人。

我妈和白玉兰像两个姐姐，陈建国像大哥，两个孩子像弟弟妹妹。

“赵叔叔，”我指着照片右下角，“这里，树后面，是不是有个人影？”

赵队长把另一张放大照片推过来。

是局部放大，对准老槐树树干后面的阴影。确实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很小，只露出半个身子，像是躲在树后偷看。看身高，也是个孩子，六七岁的样子。

“这个能看清吗？”

“看不清。”赵队长说，“技术科处理过了，只能看出是个小孩，男女都分不清。但从高度和比例看，应该比照片上那两个孩子小一点。”

三个孩子。

拍照的两个，偷看的一个。

“赵叔叔，这个案子，和三十年前的黄金案，是不是有关系？”

赵队长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但太巧了，巧得让人不得不怀疑。玉佩碎片，河祭铜钱，三十年前的老照片，所有线索都指向红星村，指向黄金案。可黄金案已经结了，主犯都判了，谁还会翻旧账？”

“也许有漏网之鱼。”林涛突然开口。

赵队长看他一眼：“继续说。”

“黄金案牵扯那么广，周馆长、周文武、李建国、王建国，他们上面下面肯定还有人。虽然抓了一批，但不可能一网打尽。也许有人侥幸逃脱，现在想报复，或者……想掩盖别的秘密。”

“什么秘密？”

“不知道。”林涛摇头，“但照片上这两个孩子，可能就是关键。他们知道什么，或者看见了什么，所以被人灭口了。现在有人想彻底抹掉他们的存在，连照片都要毁掉。”

“可照片为什么出现在流浪汉死亡的现场？”

“警告。”我说，“警告知道内情的人，或者警告想追查的人——别多管闲事，否则下场和那个流浪汉一样。”

办公室里一阵沉默。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桌面上投出方形的光斑，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小莫，”赵队长看着我，“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或者，有没有人找过你？”

我想起那个戴劳力士的男人。

“昨天下午，有个男人去我家超市，打听我和我爹。四十多岁，戴帽子，看不清脸，说话带外地口音，手上戴着劳力士表。”

赵队长立刻坐直身体。

“具体什么时间？”

“下午三点左右。”

“穿什么衣服？”

“灰色夹克，蓝色裤子，很普通。”

“戴什么帽子？”

“鸭舌帽，黑色的。”

赵队长快速记录。

“他还说什么了？”

“就问了我爹是不是陌建军，我是不是在省实验上学。我爹说是，他就买包烟走了。”

“烟是什么牌子？”

“红塔山。”

赵队长记完，放下笔，眉头紧锁。

“红塔山十块钱一包，普通工薪阶层抽不起。戴劳力士，抽红塔山，这人不简单。”他看向林涛，“去查一下昨天下午三点，建设路那片的监控。重点看超市门口，还有附近路口。”

“是。”林涛出去了。

“赵叔叔，您觉得这个人是谁？”

“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普通人。”赵队长说，“小莫，从今天起，你上学放学不要一个人走。让你爹接，或者让林涛陪你。晚上不要出门，家里门窗锁好。这个人既然能打听到你家超市，就能找到你家住址。”

“嗯。”我点头，心里有点发毛。

“另外，”赵队长压低声音，“关于照片上这两个孩子，我有个猜测，但需要验证。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包括林涛。”

“什么猜测？”

赵队长起身，关上门，回到座位上，声音压得更低。

“1972年，你妈十九岁，白玉兰二十岁，陈建国二十一岁。他们都是知青，住在知青点。按照当时的政策，知青不允许谈恋爱，更不允许结婚生子。但……年轻人，朝夕相处，难免会有感情。”

我心里一紧。

“您是说……”

“我只是猜测。”赵队长说，“照片上这两个孩子，看年龄，如果是1972年拍的，那他们应该是1965年左右出生的。1965年，你妈十六岁，刚下乡不久。白玉兰十七岁，陈建国十八岁。如果那时候他们有了孩子，也不是不可能。”

“可那时候有计划生育……”

“不是计划生育的问题，是作风问题。”赵队长摇头，“知青未婚生子，是要被批斗的，一辈子就毁了。所以如果真有孩子，一定会偷偷送走，或者……处理掉。”

处理掉。

这三个字像冰锥，扎进我心里。

“您的意思是，这两个孩子，可能是我妈、或者白玉兰、或者陈建国的私生子？”

“或者，是其中两个人的孩子。”赵队长说，“你妈和陈建国谈过恋爱，白玉兰和王建国有过孩子。但照片上这两个孩子，看不出像谁。而且如果是私生子，为什么敢一起拍照？还写在照片背面？”

是啊，如果真是见不得光的孩子，为什么要拍照留念？还大大方方地写上名字？

“也许……他们不知道是私生子。”我说，“也许他们以为自己就是普通孩子，和知青姐姐哥哥们玩得好，就一起拍照了。”

“有可能。”赵队长点头，“但问题又绕回来了——这两个孩子是谁？现在在哪儿？还活着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如果他们还活着，现在应该三十多岁了。

三十多岁的人，在省城，在县城，在农村，都有可能。

也许就在我们身边。

“赵叔叔，口红纤维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是常见品牌，商场到处都有卖。DNA检测还在做，需要时间。”赵队长说，“但有个发现——口红的颜色，是正红色，很鲜艳。一般年轻女孩很少用这种颜色，多是中年女性，或者……特殊职业者。”

特殊职业者。

“还有，”赵队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证物袋，里面是一枚铜钱，“这是现场发现的铜钱，你看看。”

我接过来。

铜钱很旧了，边缘有些磨损，但上面的字很清楚：正面是“河祭”，背面是“1972”。

1972年。

和照片同一年。

“这铜钱，是仿古的，不是真古董。”赵队长说，“我找人看了，做工很粗糙，像是小作坊做的。但‘河祭’这两个字，是专门刻上去的，笔画很深，很工整。”

“专门为这个案子做的？”

“很可能。”赵队长点头，“凶手在布置现场，每一样东西都有含义。玉兰花玉佩碎片，指向白玉兰。铜钱‘河祭’，指向黄金案。老照片，指向1972年。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这个案子和三十年前的事有关。”

“可凶手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两种可能。”赵队长竖起两根手指，“第一，凶手在炫耀，在挑衅，告诉我们他知道一切，我们却拿他没办法。第二，凶手在求救，或者……在引导我们查某个真相。”

“求救？”

“对。”赵队长眼神复杂，“有些凶手，杀人是迫不得已，或者有苦衷。他们留下线索，是希望有人能揭开真相，还他们清白，或者……帮他们报仇。”

“您觉得是哪种？”

“不知道。”赵队长摇头，“但不管是哪种，这个凶手很危险。他心思缜密，手法专业，而且对我们，对你，很了解。小莫，你一定要小心。”

“嗯。”

从公安局出来，已经中午了。

林涛送我回家。

“小莫，我爸跟你说了什么？”他问。

“没什么，就是让我小心。”我说。

“不对，他肯定说了别的。”林涛看着我，“你们关门了，说了二十多分钟。是不是有什么线索，不能让我知道？”

我犹豫了一下。

“林涛，赵叔叔只是猜测，还没证据。”

“什么猜测？”

“关于照片上那两个孩子的。”我压低声音，“赵叔叔怀疑，他们可能是当年知青的私生子。”

林涛愣住了。

“私生子？”

“嗯。1972年，那两个孩子七八岁，应该是1965年左右出生的。1965年，我妈十六岁，白玉兰十七岁，陈建国十八岁。如果那时候他们有孩子，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林涛皱眉，“如果是私生子，为什么敢拍照？还写上名字？”

“也许他们自己不知道，或者……拍照的人不知道。”

“谁拍的照片？”

我愣住了。

是啊，谁拍的照片？

照片上五个人，拍照的是谁？

“照片背面只写了五个人的名字，没写拍照的人。”我说，“也许就是路过的人帮忙拍的，或者……还有第六个人在场，只是没入镜。”

“那个躲在树后的孩子？”

“有可能。”

我们走到公交站，等车。

“小莫，”林涛突然说，“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戴劳力士的男人，可能和照片有关？”

“什么意思？”

“他打听你家，打听你，说明他对你感兴趣。为什么对你感兴趣？因为你是李秀英的女儿。而照片上，有你妈。也许，他就是照片上的人之一。”

“你是说……他是小明或者小花？”

“或者，是拍照的人，或者是树后那个孩子。”林涛说，“他现在三十多岁，戴劳力士，有钱有势。也许他知道当年的秘密，现在想找你，或者想灭口。”

灭口。

这两个字让我后背发凉。

“可如果他想灭口，为什么还去超市打听？直接动手不就行了？”

“也许他在确认，确认你是不是李秀英的女儿，确认你知道多少。”林涛说，“小莫，这段时间你真的要小心。我爸已经派人暗中保护你家了，但你自己也要警惕。”

“嗯。”

公交车来了，我们上车。

车上人不多，我们坐在后排。

“林涛，”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如果照片上那两个孩子真是私生子，他们会恨吗？恨自己的父母抛弃他们？”

“不知道。”林涛说，“但如果是我，我会恨。凭什么生了我又不要我？凭什么让我像个见不得光的影子，活在世界上？”

他的声音里有一丝压抑的愤怒。

我转头看他。

“林涛，你……”

“我没事。”他别过脸，“只是觉得，有些父母，不配当父母。”

我没再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林涛也是。

到站了，我们下车。

我家在老旧小区，楼道的灯坏了，有点暗。林涛送我上楼。

“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上去。”我说。

“我看着你进门。”林涛坚持。

我掏出钥匙，开门。

屋里黑漆漆的，我爹还没回来。

“我爹可能还在超市盘货，我给他打个电话。”我伸手开灯。

灯亮了。

然后，我看见了。

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东西。

一个黑色的木盒子，方方正正，没有锁。

盒盖上，用白色的粉笔画着一朵玉兰花。

和现场发现的玉佩碎片，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