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公安局的审讯室，白炽灯惨白的光打在女人脸上。

她坐在铁椅上，戴着手铐，眼睛还红肿着，是防狼喷雾的后遗症。但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点诡异的笑。

赵队长坐在她对面，低着头，肩膀垮着，像个等待审判的囚犯。旁边坐着市局派来的两位审讯员，一位是刑侦支队的副队长，姓孙，五十多岁，板着脸。另一位是记录员，年轻的女警。

“姓名。”孙副队开口，声音像生锈的铁。

“张红梅。”女人说。

“年龄。”

“五十二。”

“职业。”

“无业。”她顿了顿，补充，“以前是县纺织厂的工人，1998年下岗了。”

孙副队看了一眼手里的材料。

“张红梅，1960年出生，本省人，未婚，无子女。户籍地是县城东街十七号，但邻居说那房子空了三年了。你这三年去哪儿了？”

“到处走走。”张红梅说，“打工，流浪，哪儿有活就去哪儿。”

“为什么冒充李明？”

李明，是小明的本名。陈建国和我妈的儿子，如果真存在的话。

张红梅笑了，笑得很苦涩。

“我没冒充，我就是李明。”

“你是女的。”

“我做了手术。”张红梅说，“1990年，在省城做的。我有诊断书，在包里。”

孙副队示意旁边的警察去拿包。

是一个旧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磨得发白。警察从里面翻出一张折叠的诊断书，已经发黄了，但印章和签字还清晰。

“省第一人民医院，性别重置手术证明，1990年7月15日。患者张红梅，原名李明，性别认同障碍……”

诊断书在几个人手里传阅。

“为什么要做手术？”孙副队问。

“因为我是个错误。”张红梅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我生下来就是个错误。父母不要我，把我送走。养父母家穷，把我当牲口使。后来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知道我妈是知青，我爸也是知青，他们不要我，因为我是个耻辱。我想，如果我是个女孩，也许他们会爱我。所以我去做了手术，改名张红梅，想重新活一次。”

“可你妈已经死了。”

“我知道。”张红梅说，“但我恨她，恨陈建国，恨所有抛弃我的人。我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让他们身败名裂，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的真面目。”

“所以你杀了流浪汉刘老栓？”

“我没杀人。”张红梅摇头，“我只是布置了现场。人不是我杀的。”

“那是谁杀的？”

“不知道。”张红梅说，“有人把尸体放在那里，让我去布置。报酬是一万块钱。我需要钱，就答应了。”

“谁让你做的？”

“一个男人，电话联系的，没见过面。声音很年轻，像二十多岁。他说他姓周。”

周？

周馆长已经死了，判了死刑，执行了。

周文武还在监狱里。

还有谁姓周？

“他怎么联系你的？”

“公用电话，每次号码都不一样。他让我去公园西侧第三张长椅下面拿一个塑料袋，里面有钱和指示。我照做，布置完现场，再打电话告诉他，他会把另一半钱放在同一个地方。”

“塑料袋还在吗？”

“扔了，在公园垃圾桶里。”

孙副队示意警察去找。

“那个盒子，是你放在陌小莫家的吗？”

“是。”张红梅点头，“也是他让我放的。盒子是他给我的，里面的照片和纸条也是他准备的。他让我去陌小莫家，趁她爹不在，用万能钥匙开门，把盒子放茶几上。我照做了。”

万能钥匙。

难怪门锁好好的。

“他为什么要你这么做？”

“他说，要引陌小莫出来，让她知道真相。”张红梅看着我，“他还说，陌小莫是个聪明的孩子，一定会追查到底。到时候，就能把所有人都引出来，一网打尽。”

“所有人是谁？”

“不知道，他没说。”张红梅说，“但我觉得，他是在报复。报复所有和黄金案有关的人，包括我，包括赵队长，包括陌小莫。”

孙副队看向赵队长。

“赵建军，你有什么要说的？”

赵队长抬起头，眼睛布满血丝。

“我交代。1972年，我拍了那张照片，卖给了李富贵，得了五块钱。1999年，我泄露了李秀英的行踪，导致她被杀。我有罪，我认罪。”

“还有什么？”

“没了。”赵队长摇头，“我就做了这两件事，其他的，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早自首？”

“我怕。”赵队长声音嘶哑，“我怕坐牢，怕丢工作，怕被人戳脊梁骨。我错了，一错再错，最后害死了秀英姐。我对不起她，对不起小莫，对不起所有人。”

他捂住脸，哭了。

审讯室里一片沉默。

只有赵队长的哭声，和张红梅轻轻的呼吸声。

孙副队看向我。

“陌小莫，你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站起来，走到张红梅面前。

“那张照片，1970年县一中的照片，是你放的吗？”

“不是。”张红梅说，“盒子里的东西，都是他准备的。我打开看过，有照片，有纸条，有铜钱。但那张县一中的照片，我不认识。不过……”

“不过什么？”

“照片背面那行字，‘赠友人’——那个‘友人’，可能是我爸。”

“陈建国？”

“嗯。”张红梅点头，“我爸的字，我认得。他以前给我养父母写过信，要我的照片。我偷偷看过，是他的笔迹。”

陈建国给我妈的照片题字？

为什么？

“你爸还活着吗？”

“不知道。”张红梅说，“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75年，他淹死之前。他来养父母家看我，给我带了一包糖，还有一本字典。他说，要好好读书，将来离开这儿。然后他就走了，再也没回来。后来就听说，他淹死了。”

“你恨他吗？”

“恨过，后来不恨了。”张红梅说，“他也有他的难处。一个知青，未婚生子，在那个年代，是死罪。他能来看我，给我带东西，已经算有良心了。比我妈强，我妈一次都没来看过我。”

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淡，但眼神里的痛，藏不住。

“你妹妹小花呢？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不知道。”张红梅摇头，“我们出生就被分开了。我养父母说，小花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可能是外省。我这辈子，没见过她。”

“纸条上写‘下一个是小花’，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张红梅脸色变了。

“他要杀小花？为什么？小花什么都不知道，她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也许就是因为不知道，才要杀。”我说，“知道秘密的人，都要死。你是第一个，小花是第二个，也许还有第三个，第四个。”

“不……”张红梅颤抖起来，“小花不能死，她是我妹妹……”

“你知道怎么联系那个姓周的吗？”

“不知道，都是他联系我。”

“电话号码还记得吗？”

“记得几个，但肯定都没用了。”

孙副队让人拿来纸笔，张红梅写了几个号码。

“我们会去查。”孙副队说，“张红梅，你涉嫌参与谋杀案现场布置，非法入侵他人住宅，冒充他人身份，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你有权保持沉默……”

后面的话，我没听。

我看着赵队长，他低着头，肩膀还在抖。

“赵叔叔。”我叫他。

他抬起头，眼睛红肿。

“小莫，对不起……”

“我只有一个问题。”我说，“1972年，你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第六个人？树后面那个孩子。”

赵队长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我会问这个。

“有……”他点头，“是个小女孩，七八岁的样子，穿得很破，脸上脏兮兮的，躲在树后面偷看。我拍完照片，她就跑了。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村里看热闹的孩子。”

“长什么样？”

“记不清了，就记得眼睛很大，很亮，像猫一样。”

“后来见过她吗？”

“没有。”赵队长摇头，“就那一次。”

我转身，走出审讯室。

林涛在门口等我。

“怎么样？”

“张红梅不是凶手，是棋子。真凶还在暗处，下一个目标是小花。”我说，“林涛，我要去查1970年县一中的档案。”

“现在？”

“现在。”

县一中在城南，是所百年老校。红砖的教学楼爬满了爬山虎，操场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

档案室在一栋老楼的顶层，管理员是个退休返聘的老教师，姓王，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在整理旧档案。

“王老师，我们是公安局的，想查一下1970年的学生档案。”林涛出示了证件。

王老师推了推眼镜，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我们。

“1970年？那可远了。那年的档案，在库房最里面，不好找。”

“麻烦您了，很重要。”林涛说。

王老师叹了口气，起身，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

“跟我来吧。”

库房在地下室，很暗，一股浓重的霉味。一排排铁架子，上面堆满了纸箱，纸箱上贴着标签：年份，班级。

“1970年……”王老师打着手电，一排排找，“高一（一）班，高一（二）班，高一（三）班——找到了，在这儿。”

他从架子上搬下一个纸箱，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吹了吹灰尘。

纸箱打开，里面是一沓沓泛黄的学生档案表，用牛皮纸袋装着，按学号排列。

“你们找谁？”

“李秀英，白玉兰。”我说。

王老师翻找了一会儿，抽出两个档案袋。

“给。”

我接过，小心地打开。

李秀英的档案很简单：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入学成绩，学期评语。照片是黑白的，十六岁的我妈，扎着两条麻花辫，笑得有点腼腆。

家庭住址一栏，写着“红星村三组”。

父母姓名：父李富贵，母王秀芝。

李富贵？

同名同姓？

不对，我妈的父亲，我外公，叫李富贵？那个李富贵，是黄金案的主谋，李建国的爷爷？

我脑子嗡的一声。

“林涛，你看这个。”

林涛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也变了。

“李富贵……不会这么巧吧？”

“查白玉兰的。”我说。

白玉兰的档案更简单。姓名，白玉兰，性别女，出生年月1953年7月，家庭住址是县城西街十五号。父母姓名：父白建国，母周文秀。

白建国，周文秀。

都不是上海人。

“王老师，”我问，“这个白玉兰，是上海来的知青吗？”

“白玉兰？”王老师想了想，“哦，那个很漂亮的女学生。她不是上海人，是本地人。她爸是县文化馆的干部，她妈是小学老师。家里条件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下乡了。”

“她和我妈李秀英，是好朋友吗？”

“是啊，形影不离的。她俩一个村的，都是红星村来的。不过李秀英家条件差，学费都是白玉兰帮忙垫的。那孩子心善，经常帮李秀英。”

原来是这样。

白玉兰和我妈，早就认识，是同学，是朋友。

白玉兰家条件好，帮过我妈。

所以后来在红星村，她们关系才那么好。

“王老师，1970年高一（三）班，有没有一个叫陈建国的学生？”

“陈建国？有，是转学来的，北京来的知青子弟。就上了一学期，后来就下乡了。”王老师翻了翻，抽出一个档案袋。

陈建国的档案。照片上的他很清秀，戴着眼睛，眼神有点忧郁。家庭住址是北京东城区某某胡同，父母姓名：父陈富贵，母李秀珍。

陈富贵，李秀珍。

是王建国和陈建国的父母。

“王老师，这三位学生，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王老师想了想，摇头。

“太久了，记不清了。不过……1970年9月，学校出过一件事，闹得挺大。”

“什么事？”

“有个女学生，怀孕了，退学了。”王老师压低声音，“当时是丑闻，学校压下来了，没声张。那女学生退学后就消失了，有人说她回老家了，有人说她自杀了。具体是谁，我不知道，学校档案里也没记。”

怀孕，退学。

1970年9月。

我妈和白玉兰入学是9月1日。

如果那时候有人怀孕，应该是更早的事。

“那个女学生，是高一的吗？”

“是，就高一（三）班的。”王老师说，“所以那件事后，学校对高一（三）班管得特别严。后来高二分班，那个班就散了。”

高一（三）班。

我妈，白玉兰，陈建国，都在那个班。

怀孕的女学生，会不会是我妈？

不，如果是她，她怎么可能继续上学？还拍了入学留念的照片？

除非……怀孕的不是她。

是别人。

“王老师，能查一下1970年9月退学的学生名单吗？”

“我找找。”王老师又翻出一个本子，是当年的学籍变动记录。

他翻到1970年9月那一页，手指一行行往下滑。

“找到了。1970年9月15日，高一（三）班，周晓梅，退学。原因：病休。”

周晓梅。

姓周。

“这个周晓梅，家里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档案上没写。不过能上县一中的，家里应该有点背景。”

周晓梅。

周馆长姓周，周文武姓周，周晓梅也姓周。

是巧合吗？

“王老师，有周晓梅的照片吗？”

“没有，退学的学生，档案都抽走了，只留了名字和退学原因。”

线索又断了。

但我感觉，这个周晓梅，很关键。

1970年9月，她退学。同年9月28日，兰心和女知青淹死。

她退学，和黄金案有关吗？

“林涛，你说有没有可能，怀孕的女学生是周晓梅，孩子是……李富贵或者谁的？”

“有可能。”林涛说，“但如果是这样，她退学后去哪儿了？孩子呢？生下来了吗？如果生下来了，现在应该三十二岁了。会不会是……”

“小花。”我说。

如果小花是周晓梅和李富贵的孩子，那她和我妈、和陈建国，就没有血缘关系。

可照片上，她和我妈那么亲近。

除非……周晓梅和我妈是朋友，托她照顾孩子？

不，太复杂了。

“王老师，能借我们复印一下这三份档案吗？”林涛问。

“可以，但别弄坏了，原件要还回来。”

“谢谢。”

我们复印了档案，离开学校。

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街上车来车往。

“林涛，我觉得我们离真相很近了。”我说，“周晓梅，李富贵，白玉兰，我妈，陈建国——这几个人，在1970年，一定发生了什么。导致了后来的黄金案，导致了小明和小花的出生，导致了一系列的死亡。”

“可周晓梅在哪儿？小花在哪儿？那个姓周的，又在哪儿？”

“也许，答案在红星村。”我说，“1972年的照片是在红星村拍的，小明和小花如果真存在，也应该在红星村长大。我们得回去一趟。”

“什么时候？”

“明天。请假去。”

“我陪你。”

“嗯。”

回到家，我爹已经做好了饭，在等我。

“小莫，今天怎么样？”

“有进展。”我简单说了说，没提赵队长的事，怕他难受。

“那个张红梅，真是你哥？”我爹问。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她说的话，有一部分是真的。”我说，“爹，明天我要回红星村一趟。”

“回村？干啥？”

“查点事。林涛陪我，没事的。”

我爹沉默了一会儿，点头。

“行，去吧。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嗯。”

夜里，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一个个画面。

1970年的县一中，我妈和白玉兰站在教学楼前，笑得灿烂。

1972年的红星村，五个人站在老槐树下，拍照的人躲在树后。

1999年的河边，我妈躺在血泊里，手里攥着红绳。

2002年的公园，张红梅戴着帽子，眼神疯狂。

这些画面之间，缺了一根线。

一根能把所有事情串起来的线。

这根线，也许就在红星村。

也许，就在那棵老槐树下。

窗外，月亮很圆，很亮。

像一只冰冷的眼睛，注视着人间的一切。

我闭上眼睛，心里默念。

妈，保佑我，找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