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银行旧址在县城老街上，一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门头上“中国人民银行”的红字已经斑驳。隔壁是新盖的工商银行大楼，玻璃幕墙亮得晃眼，衬得这栋老楼像被时代遗忘的老人。

“保险箱业务早就搬到新楼了。”新银行的大堂经理是个年轻姑娘，涂着鲜艳的口红，“老楼那边的保险箱，好多年前就通知客户来转移了。没人认领的，都集中保管了。”

“集中保管在哪儿？”林涛出示了证件。

姑娘看了一眼证件，态度恭敬了些：“在后院的仓库里。不过需要领导签字才能进。”

“找你们领导。”

行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姓吴，戴金丝眼镜，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

“1978年的保险箱？”吴行长翻着记录本，“那个时候的保险箱，用的是老式机械锁，钥匙是铜的，带编号。207号……我查一下。”

他打开电脑，输入编号。

“207号保险箱，租用人白玉兰，租期1978年12月5日至永久。永久租用？”吴行长推了推眼镜，“这种情况很少见，一般都是租几年。永久租用意味着一次性付清高额费用，而且不再续费，但银行有义务永久保管，直到租用人或指定继承人前来领取。”

“费用是多少？”

“1978年的话……永久租用，大概要五百块。那时候五百块是巨款了，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

白玉兰哪来这么多钱？

也许是我妈和陈建国凑的。

“保险箱现在在哪儿？”

“在老楼仓库，编号207的箱子一直没动过。”吴行长说，“但按规定，需要租用人本人，或者持有公证的授权书，或者法院的搜查令，才能打开。”

“我们有案件需要调查。”林涛说，“可以先看看吗？不打开，就确认一下。”

吴行长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行，我带你们去。但只能看，不能动。”

老楼仓库在地下室，阴冷，潮湿，一股浓重的霉味。一排排铁架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铁皮箱子，都贴着编号，落满了灰。

“207号……在这边。”吴行长打着手电，走到最里面的架子前。

架子最上层，一个暗绿色的铁皮箱子，大约三十厘米长，二十厘米宽，十五厘米高。箱体锈蚀严重，但锁孔还很清晰。编号“207”用白色油漆写着，已经黯淡了。

“就这个。”吴行长说，“放了二十四年了，从没人来开过。”

“能搬下来看看吗？”

“可以，小心点，挺沉的。”

林涛踮脚，把箱子抱下来，放在旁边的木桌上。

箱子比想象中沉，落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咚”声。

“里面是什么？”吴行长好奇地问。

“不知道。”林涛绕着箱子看了一圈，“钥匙孔有点锈，但应该还能开。吴行长，我们需要打开它，这是重要证物。”

“这……不合规矩啊。”吴行长为难，“要不开个搜查令？我这边也好交代。”

“来不及了。”林涛拿出手机，拨通了孙副队的电话，简单说明了情况。

孙副队答应马上协调县局开搜查令传真过来。

等待的时候，我盯着那个铁皮箱子。

二十四年，它静静地躺在这里，守着白玉兰的秘密，守着李富贵的罪证，守着两个孩子的身世。

如果当年白玉兰能早点打开它，把证据交出去，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也许她试过，但没成功。李富贵势力太大，她不敢。

或者，她想过等我妈来开，可我妈也死了。

“小莫，你看这儿。”林涛指着箱子的一个角。

那里有一小片暗红色的污渍，已经氧化发黑，渗进了铁锈里。

是血迹。

“有人开过箱子？”吴行长也看见了，脸色变了。

“不是开箱子留下的。”林涛仔细看了看，“血迹在箱子侧面，像是搬动的时候，手受伤了蹭上去的。看颜色，很久了，至少十年以上。”

谁的血？

白玉兰的？还是……别人的？

传真机响了，搜查令传过来了。

吴行长看了文件，签字，从一大串钥匙里找出207号的备用钥匙——永久租用的保险箱，银行都会留一把备用钥匙，以防万一。

“我来开。”他戴上白手套，把钥匙插进锁孔。

“咔哒……咔哒……”

锁锈住了，拧不动。

“有油吗？”林涛问。

吴行长让人拿来一小瓶润滑油，滴进锁孔。等了五分钟，再拧。

“咔。”

锁开了。

吴行长掀开箱盖。

一股奇怪的味道飘出来——不是霉味，是一种更陈旧的、难以形容的气味，像灰尘，又像……骨头。

箱子里的东西，让我们都愣住了。

最上面，是一沓信，用红绳捆着。下面，是几本笔记本。再下面，是一个用油布包着的长方形东西，大约二十厘米长，十厘米宽。

而最底下，在箱子的角落，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东西。

林涛戴上手套，先拿起那个白色的东西。

是一块骨头。

人的指骨，第一节，很细小，像孩子的。

骨头已经发黄，表面有细微的裂纹，但很完整。

“这……”吴行长脸色发白，“怎么会有骨头？”

林涛小心地把骨头放在桌上，然后拿起那包油布。

油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解开，里面是一个木盒子，松木的，和昨天张红梅拿的那个很像，但更小，更精致。

打开木盒子。

里面是一枚玉佩。

玉兰花形状的，白玉，温润通透。和之前发现的那两块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背面刻的字不同。

是“小明”。

小明的玉佩。

“两个孩子，一人一块玉佩。”我喃喃道，“小明的在保险箱，小花的在刘婆婆家。白玉兰把最重要的东西，分开放了。”

“看信。”林涛解开红绳。

一共十二封信，都是白玉兰写的，但收信人不同。有写给我妈的，有写给陈建国的，有写给“有关部门”的举报信，还有……写给小明的。

信的内容大致相同：揭露李富贵的罪行，陈述两个孩子是李富贵强奸所生，请求保护孩子，还她清白。

但所有的信，都没寄出去。

为什么？

是没来得及，还是不敢？

“看笔记本。”林涛拿起一本。

翻开，是日记。

白玉兰的日记，从1970年记到1978年，断断续续，但关键的事件都记了。

1970年9月28日：“今天在河边洗衣服，看见李富贵、陌青山、程老蔫、王建国，在捞黄金。兰心和那个女知青看见了，被他们抓住，扔进河里。我想喊，但不敢。我不是人，我是懦夫。”

1970年10月5日：“我怀孕了，是李富贵的。他强迫了我，就在知青点的仓库里。我不敢说，说了我就完了。秀英姐发现了，她问我，我哭了。她说她帮我，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她来养。”

1970年12月25日：“孩子生了，双胞胎，一男一女。秀英姐说，叫小明小花吧，好养活。李富贵知道了，他来找我，说孩子是野种，必须处理掉。我求他，他打我，说再闹就把我抓去批斗。”

1972年8月15日：“今天秀英姐、建国哥来看孩子，我们一起拍了照片。孩子们两岁了，会走路了，会叫妈妈了。可我不敢答应，只能躲在一边哭。树后面有个小姑娘在偷看，像是村东头老周家的丫头，才六七岁，眼睛大大的，像猫一样。她看见我们了，会不会说出去？”

1975年7月15日：“建国哥死了，淹死的。我知道是李富贵干的，因为他发现了黄金的秘密，想去举报。秀英姐哭晕过去，我抱着她，我们都怕。下一个会是谁？我？还是孩子？”

1978年12月3日：“李富贵要对孩子下手了。他说孩子是他的耻辱，必须除掉。我不能再等了，我要把证据藏起来，等有一天，真相大白。我把小明的玉佩和我的绝笔信放在保险箱，把小花的玉佩留在刘婆婆那儿。如果我和秀英姐都出事了，希望有人能找到它们，还孩子们一个公道。”

日记到这里结束。

最后几页，是空白的，但有一行字，用血写的，已经发黑：

“李富贵，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触目惊心。

我看得浑身发冷。

白玉兰承受了太多。被强奸，生子，目睹杀人，爱人被杀，孩子被威胁，最后装疯三十年，只为保护证据，保护孩子。

她得多痛苦，多绝望。

“这个骨头……”吴行长指着桌上的指骨，“是谁的？”

林涛拿起骨头，仔细看。

“是孩子的，六七岁左右。看骨头的颜色和状态，至少二十年以上了。但为什么会在保险箱里？是白玉兰放的？还是……别人放的？”

“会不会是小明的？”我说，“白玉兰把小明的玉佩和骨头放在一起，意思是……小明死了？”

“有可能。”林涛把骨头装进证物袋，“但如果是小明的，那张红梅是谁？她为什么有小明的诊断书，还知道那么多事？”

“也许张红梅是冒充的，但她确实知道一些内情。或者，小明没死，这骨头是别人的。”我看着那截小小的指骨，心里发毛。

谁的骨头？

为什么要放在保险箱里？

“林涛，看这个。”我指着箱子最底下，骨头旁边，还有一个东西。

是一个小小的、银色的东西，像纽扣。

林涛用镊子夹起来。

不是纽扣，是一个徽章，很小，直径不到一厘米，是五角星形状，中间有个“忠”字。是文革时期的像章，小孩戴的。

“这是……”吴行长凑近看，“这是当年红小兵戴的像章。我小时候也有一个，后来丢了。”

“谁戴的？”

“不知道，但这种像章很普通，几乎每个小孩都有。”吴行长说，“但这个像章背面，好像有字。”

林涛把像章翻过来。

背面刻着两个极小的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

是“周婷”。

周婷。

姓周。

“1972年照片上，树后面那个女孩，王大爷说像是村东头老周家的丫头。”我猛然想起，“老周家……是不是有个女儿叫周婷？”

“有可能。”林涛说，“这个像章，可能是那个女孩的。但她为什么把像章放箱子里？她和白玉兰什么关系？”

“也许她看见了什么，或者知道什么。白玉兰用像章做信物，或者……是威胁？”我说。

“威胁？”

“对。如果周婷看见了不该看的，白玉兰可能会用这个像章提醒她，或者威胁她闭嘴。”我越想越觉得可能，“但像章为什么在箱子里？白玉兰把它和其他证据放一起，说明很重要。”

“找到周婷，也许就知道了。”林涛把像章也装进证物袋。

我们把所有东西——信，日记，玉佩，骨头，像章——全部装好，准备带走。

“吴行长，这个箱子，我们暂时作为证物扣押。手续后续补上。”林涛说。

“行，我明白。”吴行长点头，“不过……这骨头的事，你们得查清楚。万一牵扯命案，我们银行也有责任。”

“放心，会查清楚的。”

离开银行，已经下午三点了。

“现在去哪儿？”我问。

“回市里，把这些东西交给孙副队，化验骨头和血迹。”林涛说，“另外，查周婷。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应该四十岁左右了。可能在本地，也可能在外地。”

“怎么查？”

“从红星村的户籍查起。1970年代，红星村姓周的人家不多，应该不难找。”

我们坐车回市里。

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个像章。

周婷。

如果她就是树后那个女孩，那她看见了1972年的拍照，看见了小明小花，看见了我妈、白玉兰、陈建国。

她看见了，但没说出来。

为什么？

是害怕，还是被收买了？

或者……她本身就是参与者？

回到市局，孙副队看见骨头，脸色凝重。

“我马上送法医中心。你们先去休息，有结果通知你们。”

“孙副队，周婷的线索……”

“已经在查了。红星村1970年代的户籍档案，县档案馆有备份。我派人去调了，明天能有消息。”

“好。”

从市局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爹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马上，在路上了。”

“小莫，今天查得怎么样？”

“有进展，回去跟你说。”

挂了电话，林涛送我回家。

“明天等消息，别着急。”他说。

“嗯。”

“小莫，”林涛停下脚步，看着我，“如果……如果周婷就是那个‘周先生’呢？”

我一愣。

“你是说，指使张红梅，布置现场，放盒子的人，是周婷？”

“有可能。”林涛说，“她对当年的事知情，有动机报复。而且姓周，对得上。她可能是想为白玉兰报仇，或者……为自己报仇。”

“她自己有什么仇？”

“不知道。但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目睹了那么大的秘密，可能会被威胁，被利用，甚至被伤害。她恨所有人，包括你妈、白玉兰、陈建国，还有那些孩子。”

我想起骨头。

孩子的指骨。

如果周婷就是“周先生”，那骨头是谁的？是她杀的，还是她捡的？

不寒而栗。

“先找到人再说。”我说。

“嗯。”

回到家，我爹已经做好了饭。

我把今天的事简单说了，没提骨头的事，怕他担心。

“白玉兰那孩子，太苦了。”我爹叹气，“你妈也是，明知道危险，还要帮她。她们姐妹俩，都是好人，可惜命不好。”

“爹，你说周婷会是谁？”

“周婷……”我爹想了想，“村东头老周家，有个女儿，好像叫周婷，比我小几岁。后来嫁到外地去了，再没回来。她爸是村里的木匠，人挺老实，但她妈有点……神神叨叨的，说女儿是灾星，生下来就不吉利。”

“为什么？”

“不知道，就听老人说过一嘴。说周婷生下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块玉，是玉兰花形状的。她妈说那是妖孽，要把玉扔了，但她爸不让，留下了。后来那玉不见了，说是被周婷自己弄丢了。”

玉兰花玉佩。

又是玉兰花。

“那块玉，后来找到了吗？”

“没有。但有人说，看见周婷把玉给了白玉兰。具体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我爹说，“小莫，你打听这个干啥？”

“没什么，就问问。”我说。

夜里，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碎片。

白玉兰的日记，孩子的骨头，周婷的像章，玉兰花玉佩……

这些碎片之间，有一条线。

一条沾着血和泪的线。

我拿出手机，给林涛发短信。

“查一下1970年左右红星村的死亡记录，特别是孩子。六七岁，女孩。”

过了一会儿，林涛回复。

“已经在查。孙副队说，1975年，红星村淹死过一个女孩，七岁，叫周小花。是周婷的妹妹。”

周小花。

小花。

和白玉兰的女儿同名。

是巧合，还是……

“死因是什么？”

“说是去河边玩，失足淹死的。但当时有人看见，她是被一个男人带走的。男人是谁，没看清。案子后来不了了之。”

被男人带走。

是李富贵吗？

他杀了兰心和女知青，又杀了周小花？

为什么？周小花看见了什么？

我猛地坐起来。

如果周小花就是树后那个女孩，那她看见了1972年的拍照，看见了小明小花，看见了我妈他们。

李富贵怕她说出去，就杀了她灭口。

而周婷，目睹了妹妹的死，或者知道了真相，但不敢说。

她恨，恨所有人。

所以她回来报复，用玉兰花玉佩，用河祭铜钱，用老照片，一步步揭开当年的秘密。

她要让所有人都痛苦，就像她痛苦一样。

而她下一个目标，是小花。

白玉兰的女儿，李富贵的女儿，她的“仇人”之女。

不，她可能已经动手了。

那张纸条：“下一个，是小花。”

也许小花已经死了，只是我们还没发现。

或者，小花还活着，但周婷在找她。

我们必须更快。

“林涛，明天一早就去查周婷的下落。要快。”

“明白。你早点睡，明天见。”

放下手机，我看着窗外。

夜色深沉，像一张巨大的网，笼罩着一切。

网里，是三十年的冤魂，是未解的仇恨，是还在流淌的血。

而我，就在网中央。

但我不会被困住。

我要撕开这张网，让阳光照进来。

让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