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中心的灯光惨白得像手术室。

我和林涛站在观察窗外，里面，孙副队和法医老陈正在对那截指骨做初步检验。骨头躺在不锈钢托盘里，在无影灯下泛着淡淡的黄色。

“确实是人类指骨，左手食指第一节，从骨骼发育程度判断，年龄在五到七岁之间。”老陈的声音通过对讲机传出来，有些失真，“骨表面有轻微磨损，但无利器切割痕迹。死亡时间……至少二十年以上，具体需要进一步做碳十四检测。”

“能提取DNA吗？”孙副队问。

“可以试试，但时间太久，骨质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矿化，成功率不高。”老陈小心地夹起指骨，“我会从骨髓腔取样。”

“尽快出结果。”

孙副队走出来，脸色凝重。

“已经派人去调1975年周小花溺亡案的卷宗了，但希望不大。那个年代的案件记录很简略，而且……”他顿了顿，“李富贵当时是革委会主任，他要是想压下一个案子，太容易了。”

“孙副队，”我说，“如果周小花是被谋杀的，那周婷就有足够的动机报复。她妹妹死了，她可能目睹了一切，却什么也做不了。这种恨，积累了三十年，足够让她变成现在的‘周先生’。”

“有道理。”孙副队点头，“但周婷现在在哪儿？她是怎么知道张红梅的？又是怎么策划这一切的？她一个农村妇女，有这么大本事？”

“也许她不是一个人。”林涛说，“从现场布置的精密程度看，凶手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如果周婷一直在农村，她学不到这些。除非……她离开红星村后，经历了什么，或者认识了什么人。”

“查周婷的户籍迁移记录。”孙副队对旁边的警员说，“从1975年她妹妹死后查起，看她去了哪儿，做了什么。”

“是。”

警员出去了。

“小莫，林涛，你们先回去休息。”孙副队说，“有消息我通知你们。”

“我想看看周小花的卷宗。”我说。

“卷宗调来需要时间，明天吧。”

“好。”

离开市局，已经是晚上九点。

秋风吹在脸上，有点凉。街上行人稀少，只有霓虹灯不知疲倦地闪烁。

“林涛，你觉得周婷会躲在哪儿？”我问。

“如果我是她，我会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一个没人认识我，但又能随时观察事态发展的地方。”林涛说，“比如省城。她可以改名换姓，租个房子，找份不起眼的工作。每天看着新闻，看着我们查案，然后一步步实施她的计划。”

“那她怎么知道张红梅的？张红梅做了变性手术，改了名，连户籍都改了。周婷怎么找到她的？”

“也许她一直在关注。从黄金案曝光，到我们破案，到张红梅冒充小明——这一切都在媒体报道中出现过。如果周婷真的在省城，她看到新闻，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张红梅。”林涛分析，“她可能先接触了张红梅，试探她，发现她对当年的事一知半解，就利用她，把她当棋子。”

“那张红梅就甘愿被利用？”

“如果周婷承诺告诉她真相，或者给她钱，张红梅可能会答应。她太想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太想报复抛弃她的人了。周婷利用了这一点。”

我想起张红梅在审讯室说的话：“我需要钱，就答应了。”

很简单的动机，却很致命。

“林涛，我想再去一趟红星村。”我说。

“去干什么？”

“找周婷的家。如果她真的在计划什么，也许会留下线索。而且，我想见见村里老人，问问周婷和周小花的事。”

“明天我陪你去。”

“嗯。”

回到家，我爹还没睡，在客厅等我。

“小莫，吃饭了吗？”

“吃了。”我放下书包，“爹，你认识周婷吗？村东头老周家的女儿。”

我爹愣了一下，眼神有点躲闪。

“怎么突然问这个？”

“她可能和案子有关。爹，你要是知道什么，告诉我。”

我爹沉默了，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

“周婷那孩子……命苦。她妹妹小花死的时候，她才十岁。亲眼看见妹妹从河里捞上来，浑身泡得发白，手里还攥着一块玉——就是那块玉兰花玉佩。她哭得昏过去好几次，醒来后就变了个人，不说话，不哭，就盯着一个地方看，像丢了魂。”

“后来呢？”

“后来她爸妈带她去看医生，说是受了刺激，得了癔症。治了大半年，好点了，但还是不说话。十五岁那年，她突然说要出去打工，就跟着村里人去南方了。再后来，听说嫁人了，嫁到外省，再没回来。”

“她爸妈呢？”

“她爸在她走后第二年就病死了，说是心病。她妈一个人过了几年，也走了。老周家就没人了，房子也塌了。”我爹叹气，“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

“爹，周婷走之前，有没有见过什么人？或者，留下什么东西？”

我爹想了想，摇头。

“没有。她就拎了个小包袱，头也不回地走了。村里人说她心狠，爹妈都不要了。可我知道，她是心死了。妹妹死了，家没了，留下还有什么意思？”

心死了。

一个十岁就心死的女孩，三十年后回来报复。

她能做出什么事？

我不敢想。

“爹，你早点睡，我回屋了。”

“小莫，”我爹叫住我，“你……你要小心。周婷那孩子，要是真变成坏人，那一定是被逼的。可被逼的坏人，更狠。你别一个人行动，有事叫警察，叫你同学。”

“我知道，爹。”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却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周婷。

十岁的女孩，亲眼看见妹妹的尸体，手里攥着玉兰花玉佩。

那块玉，是白玉兰的？还是小花的？

为什么会在周小花手里？

是白玉兰给她的？还是她捡的？

如果是白玉兰给的，为什么给？封口费？

如果是捡的，在哪儿捡的？鬼哭潭？

我想起白玉兰的日记，她提到1972年拍照时，树后有个女孩在偷看，眼睛像猫。

那个女孩，就是周婷。

她看见了拍照，看见了小明小花，看见了我妈、白玉兰、陈建国。

后来，她妹妹死了，手里攥着玉佩。

再后来，她离开家乡，三十年不归。

三十年后，她回来了，带着仇恨，带着计划，带着一个“周先生”的身份。

她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我们都是棋子。

包括张红梅，包括赵队长，包括我。

而她自己，是棋手。

她想赢什么？

复仇？公道？还是……毁灭？

我不知道。

但我必须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和林涛又去了红星村。

这次，我们直接去村东头老周家的旧址。

老周家的房子果然塌了，只剩几堵残墙，长满了荒草。邻居说，这房子二十多年没人住了，早就成了蛇鼠的窝。

我们在废墟里翻找。

残砖碎瓦，烂木头，破瓦罐。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林涛，你看这个。”我在墙角发现了一个铁盒子，埋在土里，锈得不成样子。

挖出来，打开。

里面是一些零碎东西：几枚褪色的红领巾徽章，一个生锈的蝴蝶发卡，几颗玻璃珠，还有……一本硬皮笔记本。

笔记本是红色的，塑料封皮，印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字样。扉页上，用铅笔写着：“周婷的日记，1975-1978。”

是周婷的日记。

我和林涛对视一眼，小心地翻开。

字迹很稚嫩，是小学生的字，但很工整。

“1975年7月20日。今天妹妹死了。她去河边洗衣服，再也没回来。爸爸在鬼哭潭找到她，她漂在水上，手里拿着一个亮晶晶的东西。是块玉，白玉兰花的形状。爸爸把玉扔了，说晦气。我偷偷捡回来了，藏在枕头底下。妹妹喜欢亮晶晶的东西，她一定很喜欢这块玉。”

“1975年7月25日。妹妹下葬了。妈妈哭晕了好几次，爸爸一直抽烟，不说话。晚上，我梦见妹妹了，她站在河边，浑身湿透，对我说：姐姐，是李爷爷推我下去的。我吓醒了，再也没睡着。”

李爷爷。

李富贵。

真的是他。

“1975年8月1日。今天我去找李爷爷，问他为什么推妹妹。他很凶，说小孩子别胡说，再胡说就把我也扔河里。我跑了，躲在玉米地里哭。我不敢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不会信的。李爷爷是革委会主任，谁都怕他。”

“1975年8月10日。我又梦见妹妹了。她说她冷，水里好冷。我抱着她的玉睡觉，好像能暖和一点。玉上刻着字，我看不清，太小了。但我记得，白玉兰阿姨有一块一样的玉，她经常拿出来看，看着看着就哭。”

“1975年9月1日。开学了。我不想上学，同学们都躲着我，说我家有晦气。只有王老师对我好，给我糖吃，还问我妹妹的事。我不敢说，我怕。”

“1975年9月15日。今天放学，我看见白玉兰阿姨在河边烧纸，一边烧一边哭。我走过去，她看见我，吓了一跳。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想她女儿。我说我妹妹也死了，是被李爷爷推下去的。她捂住我的嘴，说别乱说，会没命的。然后她塞给我一块糖，匆匆走了。”

“1975年10月1日。国庆节，村里开会。李爷爷在台上讲话，说要在鬼哭潭建水闸，防洪水。大家都鼓掌，可我知道，他是想淹掉什么东西。黄金，我听见他跟人说过，鬼哭潭有黄金。妹妹一定是看见了黄金，才被灭口的。”

“1975年10月20日。我病了，发烧，说胡话。妈妈说我一直在喊妹妹的名字，还有李爷爷，白玉兰阿姨。爸爸请了赤脚医生，打了一针，好了。但我更不想说话了。说什么呢？说了也没人信。”

“1975年12月25日。今天下雪了。我去妹妹坟上，把玉埋在她坟边。玉是她的，该陪着她。可是晚上，玉又出现在我枕头底下。是妹妹送回来的吗？她不想一个人？”

日记到这里，断了一段时间。

再往后翻，是1978年的记录。

“1978年3月5日。我十五岁了。爸爸病了，咳血，没钱治。妈妈去求李爷爷借钱，李爷爷说可以，但有个条件——让我嫁给他儿子李建国。我才十五岁，李建国都二十五了，还离过婚。妈妈哭着回来，说对不起我。我说我不嫁，死也不嫁。”

“1978年3月10日。爸爸的病更重了。妈妈又去求李爷爷，答应了婚事。我知道后，跑出家门，在妹妹坟前坐了一夜。我想死，可我不能死，我要给妹妹报仇。”

“1978年3月15日。白玉兰阿姨来找我，给了我一个像章，是五角星的，背面刻着我的名字。她说这是她捡的，是我的。我说不是，我的像章早就丢了。她看着我，眼神很奇怪，说：周婷，有些事，忘了最好。然后她走了。我把像章扔了，扔在河里。”

“1978年3月20日。爸爸死了。临死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婷婷，离开这儿，永远别回来。我哭了，点头。爸爸闭上眼睛，再也没睁开。”

“1978年3月25日。爸爸下葬了。李爷爷来了，假惺惺地哭了两声，然后对妈妈说，婚事该办了。妈妈说守孝三年，等三年后。李爷爷不高兴，但没逼。”

“1978年4月1日。我决定走。收拾东西，只有几件衣服，还有妹妹的玉。妈妈给我煮了十个鸡蛋，塞了五十块钱，说：婷婷，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别回来了。我跪下给她磕了三个头，转身走了。没回头。回头，就走不了了。”

日记到这里结束。

后面是空白页。

我合上日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十岁的周婷，承受了太多。

妹妹被杀，父母无助，自己被逼婚，最后背井离乡。

她带着仇恨离开，三十年不归。

三十年后，她回来了。

带着玉兰花玉佩，带着河祭铜钱，带着老照片。

她要复仇。

向李富贵复仇，可李富贵已经死了。

向李建国复仇，可李建国也死了。

向所有和黄金案有关的人复仇——白玉兰死了，陈建国死了，我妈死了。

那她还能向谁复仇？

向他们的后代复仇。

向小明复仇，向小花复仇，向……我复仇。

因为我是李秀英的女儿。

因为我妈当年没能救她妹妹。

因为我妈是白玉兰的朋友，是黄金案的知情者。

所以，我也是她的仇人。

“小莫，你看这儿。”林涛指着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在空白页的背面，用铅笔很淡地写着一行字，不仔细看几乎看不见：

“2002年9月28日，妹妹，姐姐回来了。所有欠你的人，一个都跑不掉。”

2002年9月28日。

是上周三，流浪汉刘老栓死亡的日子。

也是兰心和女知青淹死的日子（1970年9月28日），是小明小花的生日（1970年9月28日）。

周婷选择了这一天，开始她的复仇。

“她在省城。”我说，“9月28日，她在省城。她杀了刘老栓，布置了现场，放了玉佩碎片和铜钱。然后她去找张红梅，利用她，引我们上钩。她在看着我们，一直在看着。”

“下一个目标是小花。”林涛脸色严峻，“可小花在哪儿？我们还不知道。”

“也许周婷知道。”我说，“她可能已经找到小花了，或者快要找到了。我们必须比她快。”

“怎么找？我们连小花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我想起保险箱里的那截指骨。

“法医的DNA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最快明天。”

“等结果出来，如果是小明的，那张红梅就是冒充的。如果不是小明的……”我看着林涛，“那可能是小花的。周婷可能已经杀了小花，取了她一截指骨，放在保险箱里，作为警告，或者……作为祭品。”

林涛倒吸一口冷气。

“你是说，小花可能已经……”

“可能。”我攥紧拳头，“但我们不能放弃。就算小花死了，也要找到她的尸体，找到周婷，结束这一切。”

远处，老槐树在风中摇晃，叶子沙沙作响。

像叹息，也像哭泣。

三十年的恩怨，该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