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中心的走廊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鸣。我和林涛坐在长椅上等待，墙上的电子钟显示下午两点十七分。孙副队从实验室走出来，手里拿着两份报告，脸色比进去时更凝重了。

“结果出来了。”他把报告递给我们，“指骨的DNA，和保险箱里玉佩上提取的微量生物检材做了比对，也和张红梅的血样做了比对。都不是。”

“都不是？”我怔住。

“指骨不是小明的，也不是小花的，更不是张红梅的。”孙副队指着报告上的数据，“这是一个我们尚未确认身份的孩子的指骨，女性，五到七岁之间，死亡时间在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之间。而且——”

他停顿了一下，翻开第二份报告。

“法医在指骨的骨髓腔里，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矿物质残留。化验后确定，是石灰岩成分，混合了少量硫化物。老陈说，这种矿物组合，在红星村附近的山洞里很常见。”

山洞？

红星村附近有山洞吗？

“有，”林涛突然说，“鬼哭潭后面的山崖上，有几个天然溶洞。小时候我们去探险过，里面有很多钟乳石，就是石灰岩。但大人不让我们去，说那里闹鬼，以前是土匪藏身的地方。”

“土匪……”孙副队若有所思，“1970年代，那些山洞可能被李富贵他们用来藏匿黄金。如果这个孩子死在山洞里，她的指骨怎么会出现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除非有人把骨头带出来，作为证据保存。”我说，“白玉兰，或者周婷。她们想证明，李富贵不只在鬼哭潭杀人，还在山洞里杀过人。”

“死的可能是另一个孩子。”林涛低声说，“除了兰心、女知青、周小花，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受害者。”

这个推测让走廊的温度骤降了几度。

如果真是这样，李富贵手上的人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孙副队，山洞的位置能确定吗？”我问。

“大致方位有，红星村的后山，当地人叫‘鹰嘴崖’，因为山形像老鹰的嘴。崖壁上确实有几个洞，但地势险峻，很少有人去。”孙副队看向林涛，“你们小时候怎么进去的？”

“有一条小路，很隐蔽，在鹰嘴崖的侧面。要抓着藤蔓爬一段，才能到洞口。我们那次进去，只敢在洞口看了看，里面太黑，没敢深入。”林涛说，“但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路还在不在，不好说。”

“派人去查看。”孙副队对身后的警员说，“联系当地派出所，找熟悉地形的向导。注意安全，带好装备，如果真有情况，不要贸然进入。”

“是。”

警员快步离开。

“小莫，”孙副队转向我，“周婷的日记里提到，她妹妹周小花手里攥着玉兰花玉佩，是她捡回来的。那块玉后来被她埋了，又莫名其妙回到枕头下。你怎么看？”

“我觉得，玉佩可能被周婷自己拿回去了。她说是妹妹‘送回来’，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实际上，她需要那块玉，因为那是妹妹留下的唯一念想，也是证据。”我分析道，“她把玉带在身边三十年，直到开始复仇，才把它砸碎，扔在凶杀现场。她在用这种方式宣告：我回来了，我要用你们的信物，给你们送葬。”

“有道理。”孙副队点头，“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周婷在1978年离开红星村，之后三十年没回来，她是怎么知道白玉兰在银行有保险箱的？又是怎么知道张红梅做了变性手术，冒充小明的？”

“也许她一直在暗中调查。”林涛说，“黄金案当年闹得很大，虽然被压下去了，但民间总有传闻。如果周婷真的想报仇，她一定会关注红星村的一切。1999年黄金案被你们侦破，媒体有报道，她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策划的。至于张红梅——她做过变性手术，改过名，但户籍系统里仍有原始记录。如果周婷认识户籍系统内部的人，或者雇了私家侦探，是有可能查到的。”

“私家侦探……”孙副队皱眉，“这倒是个思路。我让人查一下，最近几年有没有人调查过张红梅，或者李秀英、白玉兰这些人的背景。”

“还有，”我补充，“周婷需要钱。复仇需要经费——租房，买设备，雇人，甚至可能买凶。她一个农村妇女，哪来的钱？除非她嫁了个有钱人，或者自己赚了钱。查一下她的经济状况，也许有线索。”

“已经在查了。”孙副队说，“户籍显示，周婷1978年离开红星村后，去了广东。1982年在深圳登记结婚，丈夫叫王建华，是个建筑包工头。1985年，王建华在工地事故中死亡，周婷得到一笔赔偿金，大约三十万。这在当时是巨款。之后她就消失了，没有再婚记录，也没有固定工作记录。那三十万，足够她生活很多年，也足够她实施复仇计划。”

三十万，在1985年。

确实是一笔巨款。

“她丈夫的死，是意外吗？”林涛问。

“档案上写的是意外，脚手架倒塌，当场死亡。但当时工地的安全记录很混乱，不排除人为可能。”孙副队说，“不过时间太久，很难查证了。”

“如果周婷为了钱杀了丈夫……”我后背发凉，“那她的心，早就彻底冷了。复仇对她来说，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她人在哪儿。”孙副队揉了揉太阳穴，“她最后出现在深圳是1985年，之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出入境记录，没有银行大额转账，没有房产登记。她就像个影子，躲在暗处，策划了十七年。”

“也许她整容了。”林涛突然说，“如果她铁了心要复仇，一定会改头换面。三十万在当时够做几次整容手术了。改变容貌，换个身份，躲在省城，甚至就躲在我们身边。”

这个推测让空气更加凝重。

如果周婷真的整了容，改了身份，那她可能以任何人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邻居，路人，甚至……熟人。

“张红梅说，联系她的人是个年轻男人，姓周，声音二十多岁。”我想起这个细节，“如果周婷整容后声音也变了，或者用了变声器，是有可能伪装成男人的。但她为什么要伪装成男人？”

“为了降低怀疑。”林涛说，“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警方会更注意哪个？当然是女人。她伪装成男人，可以更方便地行动，也更容易取得张红梅的信任——张红梅对男性可能没那么警惕。”

一环扣一环。

周婷的计划，缜密得可怕。

“孙副队，我想再去见见张红梅。”我说。

“为什么？”

“她可能还隐瞒了什么。比如，那个‘周先生’有没有给过她照片，或者描述过什么。也许有线索，能帮我们锁定周婷现在的样子。”

“行，我安排。但时间不能太长，她现在是重要嫌疑人，不能单独见。”

“我明白。”

下午三点，我在看守所的会见室见到了张红梅。

她穿着囚服，头发凌乱，眼睛红肿，但神情平静了许多。看见我，她扯了扯嘴角，算是笑。

“小莫，你来了。”

“张阿姨，我想再问几个问题。”

“问吧，我知道的都说。”

“那个联系你的‘周先生’，除了电话，有没有给过你照片？任何照片，包括他本人的，或者别人的。”

张红梅想了想，摇头。

“没有。但他描述过自己的样子，说是戴眼镜，瘦高个，二十七八岁，像大学生。他说他是在网上看到我的信息，同情我的遭遇，想帮我找到真相。”

“网上？什么网？”

“一个寻亲网站，我注册过，想找我的亲生父母。”张红梅说，“他在那个网站给我发了私信，说能帮我。我一开始不信，但他说的很多事都对得上，我就信了。”

“他有没有提过他住哪儿？做什么工作？”

“说是在省城读研究生，学法律的。还说他有门路，能帮我查档案。”张红梅苦笑，“我当时被仇恨冲昏了头，他说什么我都信。现在想想，破绽百出。一个学生，哪有那么大本事？”

“他给你的钱，是现金还是转账？”

“现金，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在公园长椅下。每次都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信封。他很谨慎，信封和信纸都是最普通的那种，超市就能买到。”

“信封上有没有什么特殊标记？或者，信纸有没有什么特点？”

张红梅努力回忆。

“信纸就是普通的A4纸，打印的字。但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水洒在信纸上，发现纸的右下角有个很淡的水印，像是一朵花……玉兰花。”

玉兰花水印。

专用信纸。

“你还记得那家超市吗？在哪里？”

“记得，就在中山公园东门对面的‘好又多’超市。我观察过，那种信纸是超市自有品牌，很便宜，一包才三块钱。很多学生买去用。”

“好又多”超市，中山公园东门。

那附近有三所大学，学生很多。

“他有没有可能，就住在附近？”我问。

“有可能。他每次约我见面，都在中山公园附近，而且对那一带很熟，知道哪些地方没监控，哪些地方人少。”张红梅说，“小莫，你们要是抓到他，能告诉我吗？我想看看，把我当棋子的人，长什么样。”

“我会的。”我看着她，“张阿姨，你还恨吗？恨你的父母，恨那些抛弃你的人？”

张红梅沉默了很长时间。

“恨，但没用了。我的人生已经毁了，再怎么恨，也回不去了。现在我只想……只想在死前，知道我妹妹小花在哪儿。她过得好不好，还记不记得有我这个哥哥。”

“我们会找到她的。”我承诺。

离开看守所，天色已近黄昏。

林涛在门口等我。

“有收获吗？”

“有。周婷可能住在中山公园附近，或者在那一带活动。她伪装成一个二十多岁的男研究生，戴眼镜，瘦高个。用的信纸是‘好又多’超市自有品牌，带玉兰花水印。”我把情况告诉他。

“男研究生，戴眼镜，瘦高个……”林涛若有所思，“这个描述，有点像我们学校的一个人。”

“谁？”

“中文系的研究生，周明，去年入学。他是外地考来的，平时独来独往，戴黑框眼镜，很瘦，身高一米八左右。关键是，他也在学校附近的‘好又多’超市打工，勤工俭学。”

“周明……”我念着这个名字。

姓周。

年龄也对得上——如果周婷整容后看起来年轻二十岁，她今年应该四十二岁，但伪装成二十七八岁的研究生，是可能的。

“能查到他吗？”

“能，我去学生处问问。”林涛拿出手机，“但如果是他，他肯定有准备。我们得小心，别打草惊蛇。”

“嗯。”

等林涛打电话的间隙，我站在看守所门口，看着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车流。

夕阳把天空染成血色，云层像被撕开的伤口。

如果周明就是周婷，那她此刻在哪儿？在做什么？是不是正躲在某个窗口后，冷冷地看着我们奔波？

她布了这么大的局，花了这么多年，绝不仅仅是为了杀几个人。

她要的是彻底的毁灭——毁灭李富贵的名声，毁灭黄金案相关的一切，毁灭所有知情者的人生。

而我和小花，是她最后的棋子。

不对。

我忽然想起周婷日记里的一句话：“所有欠你的人，一个都跑不掉。”

“欠你的人”——她妹妹周小花。

在她心里，欠她妹妹的人，除了李富贵，还有谁？

白玉兰。她明明知道李富贵的罪行，却没有站出来。

我妈和陈建国。他们知道真相，却选择了沉默。

甚至，那些袖手旁观的村民。

所有人，都欠她妹妹一条命。

所以她的复仇名单，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长。

“小莫，问到了。”林涛挂断电话，脸色古怪，“周明，二十五岁，山东人，父母都是农民。去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师大中文系研究生。导师说他性格孤僻，但学业优秀，经常泡在图书馆。不过……有同学反映，他有时候会突然消失几天，说是回老家，但没人知道他老家具体在哪儿。”

“山东人，口音能伪装吗？”

“能，如果他刻意练习的话。但口音可以伪装，学籍档案做不了假。如果他是周婷，那真的周明去哪儿了？他冒用别人的身份，是怎么通过入学审查的？”

“如果周明已经死了呢？”我低声说，“如果周婷杀了他，或者买通了他的家人，顶替了他的身份。一个农村孩子，来省城上学，突然消失，家里人可能都不知道。等知道的时候，她已经用这个身份生活很久了。”

“那得查周明的原生家庭。”林涛说，“我让我爸联系山东警方，核实一下。”

“好。”

我们坐车回市局。

路上，孙副队打来电话，语气急促。

“小莫，林涛，你们在哪儿？”

“在回去的路上，怎么了？”

“鹰嘴崖的山洞，有发现。”孙副队的声音压得很低，“当地派出所的同志进去了，在一个岔洞的深处，发现了一具……小孩的骸骨。不止一具，是三具。都是孩子，年龄在五到十岁之间。死亡时间，至少二十年。”

三具骸骨。

加上兰心、女知青、周小花，已经六个孩子了。

李富贵到底杀了多少人？

“骸骨旁边，还有一些东西。”孙副队继续说，“生锈的文具盒，破旧的红领巾，还有……几枚玉兰花玉佩的碎片。和现场发现的一样。”

玉佩碎片。

白玉兰的玉佩，怎么会出现在山洞里？

除非，那些孩子死前，见过白玉兰，或者……白玉兰去过山洞。

“孙副队，能确定死亡原因吗？”

“法医初步看，都是颅骨损伤，像是被重物击打致死。但详细的要等骸骨运回来检验。”孙副队顿了顿，“还有一件事，在一个孩子的骸骨手里，发现了一张折叠的纸，塑料布包着，还没烂。上面有字，很模糊，但能看出是‘李富贵杀我’。”

铁证。

李富贵杀孩子的铁证。

“谁放的？”

“不知道。可能是孩子临死前写的，也可能是后来有人放进去的。但不管怎样，这是重要证据。李富贵虽然死了，但他的罪行，必须公之于众。”

“那周婷……”

“她的复仇，可能才刚刚开始。”孙副队声音沉重，“她引导我们找到这些骸骨，是想让我们知道，李富贵到底有多罪恶。而她，要用更极端的方式，惩罚所有和这些罪恶有关的人。小莫，你们要小心。她现在，可能已经疯了。”

疯了。

一个被仇恨折磨了三十年的人，早就疯了。

但疯子的逻辑，往往最致命。

因为她不在乎后果，不在乎生死，只在乎复仇。

车子驶入市局大院。

天，彻底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