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中心的地下停尸房，冷得像冰窖。

三具小小的骸骨并排放在不锈钢解剖台上，盖着白布，在白炽灯下显出单薄的轮廓。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某种更古老的气味——泥土、霉菌，以及死亡本身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气息。

孙副队、我、林涛，还有法医老陈，站在解剖台前，谁都没说话。

“都是女孩，年龄在五到八岁之间。死亡时间大概在1975年到1978年之间，具体需要进一步检测。”老陈掀开白布的一角，露出其中一具骸骨的头骨。

头骨很小，天灵盖的位置有明显的凹陷，裂纹呈放射状散开。

“致命伤是钝器击打，凶器应该是铁锤或者斧头这类有重量的东西。一击毙命，凶手很熟练，知道打哪里能立刻致死。”老陈指着另一具骸骨的肋骨，“这个孩子肋骨断了三根，是死前被打断的，说明凶手先施虐，再灭口。”

“能确认身份吗？”孙副队声音沙哑。

“很难。没有衣物，没有随身物品，只有这个。”老陈从旁边的托盘里拿起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块玉兰花玉佩的碎片，还有一张折叠的、泛黄的纸。

纸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铅笔字迹已经模糊，但还能辨认：

“李富贵杀我。1976.3.15”

下面还有一个名字，更模糊，只能看出是两个字，第二个字是“花”。

“第二个孩子手里攥着这个。”老陈又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个生锈的铁皮文具盒，印着雷锋的头像。打开，里面有几支铅笔头，一块橡皮，还有一张小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一寸大小，是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扎着羊角辫，笑得很甜。背面写着：“小娟五岁留念，1975年春”。

“小娟……”孙副队盯着照片，“红星村1975年到1978年，有没有失踪的女孩叫小娟的？”

“有。”我低声说，“王大爷的孙女，王娟，1975年夏天失踪，当时六岁。家里找遍了，没找到，以为是被人贩子拐走了。王大爷找了一辈子，到死都没找到。”

“王娟……”孙副队闭上眼睛，“另外两个孩子呢？”

“需要查当年的失踪记录。但那个年代，孩子丢了，很多都不报案，以为是走丢了，或者自己跑了。”老陈叹气，“尤其是女孩，更不受重视。”

不受重视。

所以死了，也没人在意。

像野草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

“玉佩碎片……”我拿起那个塑料袋，“和现场发现的，是同一块玉佩吗？”

“玉质、雕工、大小都一样，应该是同一块玉佩的不同碎片。”老陈说，“但这块玉佩原本是完整的，后来被人故意砸碎，分开放置。凶手——或者说，保存证据的人，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这些孩子的死，都和这块玉佩有关。”

“是白玉兰的玉佩。”我说，“她把玉佩给了这些孩子，作为信物，或者……作为护身符。但李富贵发现了，杀了孩子，砸了玉佩。白玉兰把碎片收集起来，藏在不同的地方，作为证据。”

“可白玉兰为什么不直接把证据交出去？”林涛问。

“她不敢。”我看着那些小小的骸骨，“李富贵是革委会主任，一手遮天。她要是敢说，下一个死的就是她，还有小明和小花。她只能忍，只能装疯，只能等。等一个机会，等一个能扳倒李富贵的人。”

“可她没等到。”孙副队说，“等到她死，李富贵还活着，还逍遥法外。直到1999年黄金案爆发，他才倒台。可这些孩子，永远等不到公道了。”

公道。

迟到了三十年的公道。

不，也许永远不会来。

因为凶手已经死了，死得轻松，死得没有痛苦。

而这些孩子，死在黑暗的山洞里，尸骨无人认领，真相无人知晓。

“周婷找到这些骸骨，是想告诉我们，李富贵到底有多恶。”我握紧拳头，“但她也想告诉我们，所有知情不报的人，都是帮凶。包括白玉兰，包括我妈，包括陈建国，包括……所有人。”

“所以她也要报复那些人。”林涛说，“用她的方式，以罪治罪。”

以罪治罪。

用谋杀揭露谋杀，用死亡控诉死亡。

很极端，很疯狂。

但当你见过最深的黑暗，你也会变成黑暗本身。

“孙副队，”外面有警员敲门，“山东警方回消息了。周明确有其人，1997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2001年毕业，在当地中学教书。照片和身份信息都对得上，人还活着，现在就在山东。”

周明还活着。

那师大的“周明”，是假的。

是周婷冒用了一个不存在的人的身份。

“查师大学生处的档案，看这个‘周明’的入学材料是哪儿来的。”孙副队说。

“已经在查了。但师大的老师说，‘周明’的材料齐全，照片、身份证、录取通知书都有，看不出来问题。除非……他用了高仿的假证件，而且做得很真，连学校都骗过了。”

“能做这么真证件的，不是一般人。”林涛说，“周婷背后，可能还有人帮她。或者说，她这三十年，建立了一个网络，一个专门帮她复仇的网络。”

网络。

如果真是这样，那周婷的复仇，才刚开始。

“孙副队，”我对讲机响了，是去鹰嘴崖的警察，“山洞深处还有发现。在一个很隐蔽的侧洞里，有一张小木桌，桌上放着一些东西。像是……祭坛。”

祭坛？

“什么东西？”

“一个香炉，几炷烧完的香，还有……三个小木牌，上面刻着名字：王娟，李小花，周小花。”

王娟，第一个骸骨。

李小花？是小花？白玉兰的女儿小花？

周小花，周婷的妹妹。

“木牌旁边，还有一本笔记本。很旧了，塑料封皮，上面有血。”

“拍照片，把东西全部带回来，注意保护现场。”

“是。”

对讲机安静了。

祭坛，木牌，笔记本。

周婷在山洞里，给死去的孩子设了祭坛。

她在祭奠她们，也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仇恨。

“李小花……”我念着这个名字，“如果小花真的死了，那她的骸骨在哪儿？为什么不在山洞里？”

“也许没死，也许骸骨在别的地方。”林涛说，“但周婷把她的名字刻在木牌上，说明在她心里，小花已经死了。或者说，她希望小花死。”

“为什么？”

“因为小花是李富贵的女儿，是罪恶的产物。周婷恨李富贵，恨到连他的血脉都恨。她要让李富贵断子绝孙，要让他的后代，一个都不剩。”

所以她要杀小花。

下一个，是小花。

那张纸条，不是警告，是预告。

“我们必须找到小花，在周婷之前。”我说。

“怎么找？我们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也许有一个人知道。”我想起一个人，“张红梅。她是小明的变性人，是小花的哥哥。她可能知道小花的下落，或者，有线索。”

“可张红梅说了，她不知道。”

“她可能隐瞒了什么。或者，她自己不知道，但她手里有线索，只是没意识到。”

我们离开法医中心，再次去看守所。

张红梅看见我们，有点惊讶。

“又怎么了？”

“张阿姨，你再仔细想想，你妹妹小花，有没有给你留过什么东西？或者，你有没有她的照片，信件，任何能联系到她的东西？”

张红梅摇头。

“没有。我离开红星村的时候，才八岁，什么都不懂。后来做了手术，改了名，和过去彻底断了。但我……我一直留着这个。”

她从囚服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用红布包着，层层叠叠。

打开，是一枚铜钱。

和现场发现的一样，刻着“河祭”，背面是“1978”。

“这是小花给我的。1978年，我们要被送走的前一天晚上，她偷偷塞给我，说：哥哥，这个给你，以后凭这个相认。我那时候小，不懂，就收下了。后来做了手术，觉得自己不配当哥哥，就把铜钱收起来，再也没拿出来过。”

“1978年……”我接过铜钱，“小花怎么会有这个？”

“不知道。可能是白玉兰阿姨给的，或者……她自己捡的。”张红梅说，“但我觉得，这铜钱不吉利。每次拿出来，就做噩梦，梦见小花在水里喊救命。”

“你知道小花被送去哪儿了吗？”

“听刘婆婆说，是送去北边的一个孤儿院，具体哪儿，不知道。刘婆婆说，那家人姓赵，是退休教师，没孩子，想领养一个女孩。小花被选中了，因为……因为她长得好看，也乖。”

“姓赵，退休教师，北边……”林涛看向我，“会不会是省城？北边最大的城市就是省城。如果小花被送到省城的孤儿院，后来被人领养，改名换姓，现在可能就在省城。”

“有可能。”我说，“但省城这么大，孤儿院那么多，怎么找？”

“查1978年省城孤儿院的领养记录，看有没有一个1970年出生、来自红星村的女孩。”林涛说，“虽然希望渺茫，但可以试试。”

“我去联系民政局。”孙副队说。

“还有，”我看着那枚铜钱，“这铜钱背面是1978年，正是小花被送走那年。周婷在现场放的铜钱，是1970年和1972年。她在用铜钱标注时间点，告诉我们，每个时间点都死过人。1970年，兰心和女知青。1972年，拍照。1978年，小花被送走。她下一个要标注的时间点，是什么？”

“1999年。”林涛说，“你妈死的年份。”

“对。她可能在准备一枚1999年的铜钱，然后……”我没说完。

然后，杀人。

杀谁？

小花？还是……我？

“小莫，”孙副队看着我，“这几天，你必须24小时有人保护。我会派两个人，暗中跟着你。林涛，你也是，小心点。”

“嗯。”

“还有，”孙副队转向张红梅，“张红梅，你也是目标之一。虽然你在看守所，相对安全，但周婷可能会想办法接触你。如果她联系你，立刻报告。”

“我知道。”张红梅点头，眼神复杂，“我也想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

离开看守所，天已经全黑了。

路灯亮起，街上车流如织，霓虹灯闪烁。城市的夜晚，繁华，喧嚣，却掩不住暗处的杀机。

我和林涛并肩走着，都没说话。

“小莫，你怕吗？”林涛突然问。

“怕。”我坦白，“但怕没用。该来的，总会来。”

“如果小花还活着，你希望她过得好吗？”

“希望。”我说，“但也许，她过得并不好。被领养的孩子，如果遇到不好的家庭，可能会受苦。而且，她如果知道自己的身世，知道父亲是李富贵，母亲是白玉兰，她会怎么想？会恨吗？会像我一样，想查清真相吗？”

“也许她已经知道了。”林涛说，“也许她也在查，而且，可能已经查到周婷了。所以周婷才要杀她，因为她太接近真相了。”

“你是说，小花可能在找周婷复仇？”

“有可能。如果小花知道是李富贵杀了白玉兰，逼疯了周婷，她可能会恨周婷，恨她毁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周婷先下手为强。”

复仇与反复仇。

一场没有尽头的循环。

“林涛，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亲人犯了罪，你会怎么办？”我问。

林涛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正义和亲情，不一定是对立的。犯了罪，就该受罚，哪怕是我的亲人。可如果亲人犯罪是因为被逼的，是因为保护我，那我……我可能也会犹豫。”

“如果是我妈呢？如果她真的为了保护小明小花，隐瞒了真相，间接导致了其他孩子的死，她该受罚吗？”

“该。”林涛看着我，“但你会恨她吗？”

“不会。”我说，“我会难过，会痛苦，但不会恨。因为她是我妈，她爱我，她也尽力了。在那个年代，她一个弱女子，能做的有限。我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过去的她。”

“所以周婷恨所有人，是因为她没有人可以原谅。”林涛说，“她的妹妹死了，父母死了，家没了。她只有恨，恨支撑她活了三十年。如果恨没了，她就什么都没了。”

是啊，什么都没了。

所以她才这么极端，这么决绝。

因为她早就一无所有了。

除了恨。

手机响了，是孙副队。

“小莫，师大的‘周明’消失了。宿舍没人，电话关机，同学说他昨天就没回来。我们查了监控，他昨晚十点离开学校，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牌是假的。现在下落不明。”

消失了。

“他肯定知道我们查到他了，所以跑了。”

“也可能，他要开始下一步行动了。”孙副队声音沉重，“小莫，你和林涛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你们，送你们去安全屋。”

“不用，我们自己回去。”

“不行，太危险。周婷可能就在附近看着你们。听我的，站在原地别动，我的人五分钟就到。”

“好。”

挂了电话，我看了看四周。

街灯昏暗，行人匆匆，没人注意我们。

但也许，有一双眼睛，正在某个角落，冷冷地看着我们。

像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