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师范大学家属院在老校区的西侧,一栋栋红砖楼藏在茂密的法国梧桐后面,墙壁上爬满了爬山虎,在夜色里像墨绿色的绒毯。这是七八十年代建的职工宿舍,住的都是退休的老教师,晚上八九点就都熄了灯,安静得能听见远处马路上偶尔驶过的车声。
7号楼3单元201室,是李娟曾经的家。1979年她调走后,房子就空着,据说后来分给了别的老师,但一直没人住,说是不吉利。
我和林涛站在楼下的阴影里,仰头看着那扇黑漆漆的窗户。孙副队本来说派人来,但被我拦住了。人多动静大,容易打草惊蛇。而且,我有种感觉——如果李娟真的留下了什么,那东西,可能只有我能看懂。
“你确定要进去?”林涛压低声音问。
“嗯。如果周婷来找过李娟,那房子里一定有线索。”我看了看单元门,是老式的木门,玻璃碎了,用硬纸板钉着。锁是那种最简单的弹子锁,撬开很容易。
林涛从口袋里掏出两根细铁丝——他爸教的,说紧急情况用。他蹲在锁孔前,耳朵贴着门,手里动作很轻。不到十秒,“咔哒”一声,锁开了。
“走。”他推开门。
楼道里很黑,声控灯坏了。我们打着手电,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上到二楼。201室在走廊最里面,门是深绿色的,漆皮剥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木头。门上没贴春联,也没门牌,只有一张水电费催缴单,日期是三个月前。
门锁着,但锁孔有新鲜划痕,像是最近被人撬过。
“有人来过。”林涛摸了摸划痕。
“周婷?”
“可能。”林涛又掏出铁丝,这次更快,五秒就开了。
门推开一条缝,一股灰尘和霉味扑面而来。屋里很黑,窗户拉着厚重的窗帘,透不进一点光。手电光柱扫过,能看见客厅的轮廓:老式沙发,木头茶几,掉了漆的五斗橱,墙上还挂着一幅褪色的山水画。
“分头找,小心点。”我说。
客厅没什么特别的,都是几十年前的旧家具,抽屉里空空如也,只有几枚生锈的图钉,几张发黄的报纸。厨房的碗柜里摞着几个缺口的粗瓷碗,灶台上积了厚厚的灰。卧室里一张木板床,垫子已经发霉,床头柜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玻璃罩碎了。
“这里被彻底清理过。”林涛说,“有用的东西应该都被拿走了。”
“不一定。”我走到五斗橱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
里面是空的,但抽屉底板摸上去有点松动。我用指甲抠了抠,底板“咔”一声翘起来,露出下面一个夹层。
夹层里,放着一本硬壳笔记本,红色塑料封皮,印着“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周婷那本日记一模一样。旁边还有一个小布包,用红绳系着。
我拿起笔记本,翻开。
扉页上写着:“李娟工作笔记,1975-1978。”
是李娟的日记。
“1975年9月1日。新学期开始了,我接手四年级(三)班。班里来了个转学生,叫周小花,很瘦,眼睛很大,总是低着头,不爱说话。我问她家里情况,她只说爸妈死了,跟姐姐过。后来才知道,她姐姐就是周婷,在红星村很有名,因为妹妹淹死了,疯了。”
“1975年9月10日。周小花今天没来上学。我问了同学,说她姐姐不让她来了,说要带她去外地。我去家访,周婷不在,只有她妈妈,眼睛红红的,说周婷要带妹妹走,去深圳打工。我说孩子还小,要读书。她妈只是哭,不说话。”
“1975年9月15日。周小花回来了,但身上有伤,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我问她,她说是自己摔的。可我看那伤,像是被掐的,被拧的。我怀疑她姐姐打她,但没有证据。”
“1975年9月20日。我去了红星村,找到周婷。她看我的眼神很冷,像刀子。她说:‘老师,我家的事你别管。管了,对你没好处。’我气不过,说要报警。她笑了,说:‘报警?李富贵是革委会主任,报警有用吗?’”
李富贵。
又是他。
“1975年9月25日。周小花又没来上学。这次是真的走了。她妈妈给了我一封信,是周小花写的,很短的几个字:‘老师,对不起,我要走了。姐姐说,这里不安全。’我拿着信,去找校长,校长叹气,说这事我们管不了。李富贵打过招呼,周家的事,谁也别插手。”
“1975年9月30日。国庆节放假。我心里憋得慌,去河边散步,在鬼哭潭边看见了李富贵,还有几个男人,在捞什么东西。金光闪闪的,像是……黄金。我吓了一跳,赶紧躲起来。等他们走了,我过去看,岸边有几块碎金子,很小,但我认得,是真金。我没敢拿,走了。”
“1975年10月5日。我做了个噩梦,梦见周小花在水里喊救命,李富贵在岸上笑。我吓醒了,再也睡不着。我想举报,可我不敢。李富贵势力太大,我会没命的。我是不是很懦弱?”
“1975年10月10日。我听说,红星村又淹死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六岁,叫王娟。李富贵说是失足,可村里人都说,是被推进去的。因为那孩子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我越来越怕,晚上睡觉枕头底下放把剪刀。”
“1975年10月20日。我病了,发烧,说胡话。丈夫说我一直在喊‘黄金’‘杀人’。他问我怎么了,我没敢说。他是个老实人,胆子小,知道了只会害怕。算了,不说了。”
“1975年12月25日。今天是圣诞节,虽然不过这个节,但我想起了周小花。她今年该八岁了,在哪儿呢?过得好吗?她姐姐会照顾她吗?我不敢想。”
日记到这里断了几个月。
再往后翻,是1978年。
“1978年3月5日。我调走了,去外地。丈夫不同意,说好好的工作不要,跑那么远干什么。我没解释,只是哭。他心软,答应了。离开前,我去红星村看了看,老槐树还在,只是树下的人,都不在了。周家的房子塌了,像座坟。”
“1978年3月10日。白玉兰来找我,带着一个女孩,七八岁,很瘦,眼睛大大的,像周小花。她说孩子叫小花,是她女儿,但养不了了,想托我找个好人家,送去孤儿院。我问为什么,她只是哭,不说话。我答应了,因为那孩子看我的眼神,让我想起周小花。”
小花。
白玉兰的女儿小花。
“1978年3月15日。我联系了省城的一家孤儿院,院长是我同学,答应接收。送走孩子那天,白玉兰给了我一枚玉佩,玉兰花的,说给孩子留个念想。还给了我一封信,说如果有一天她出事了,就把信和孩子一起交给警察。我问她会出什么事,她摇头,说:‘该来的,总会来。’”
“1978年3月20日。孩子送走了,去了省城孤儿院。我没敢问是哪家,怕知道太多,惹祸上身。白玉兰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五百块钱,说是感谢费。我没要,还给她了。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说:‘李老师,你是个好人。可惜,好人活不长。’”
“1978年3月25日。我走了,离开了这个城市。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突然哭了。我觉得,我像个逃兵,逃跑了,把危险和秘密,都留给了别人。对不起,周小花。对不起,小花。对不起,所有死去的孩子。”
日记到这里结束。
后面是空白页。
我合上笔记本,手在抖。
“所以小花真的被送去了省城孤儿院,时间是1978年3月。”林涛说,“但哪家孤儿院?省城当时有十几家。”
“看这个。”我拿起那个小布包,解开红绳。
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孤儿院的集体照。几十个孩子排成三排,穿着统一的蓝白条纹衣服,背景是一栋老式楼房,门口挂着牌子:“省城第一儿童福利院”。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编号。
第二排左边第三个,一个瘦小的女孩,低着头,看不清脸,但脖子上挂着一枚玉佩——玉兰花的形状,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旁边写着:“编号78-037,李小花,1970年9月28日生,1978年3月20日入院。”
小花。
白玉兰的女儿小花。
“省城第一儿童福利院,我知道,还在,在城东。”林涛拿出手机,“我让我爸联系院方,查1978年的收养记录,看小花后来被谁领养了。”
“等等。”我指着照片上小花脖子上的玉佩,“这玉佩,和我这块一样。但小花那块应该在刘婆婆家,怎么会在照片上?”
“可能白玉兰给了她两块,一块戴着,一块留着。或者,照片是1978年拍的,后来玉佩被小花留在了刘婆婆家。”林涛分析,“但关键是,小花被谁领养了?如果周婷找到了她,那领养家庭可能也有危险。”
“先查。”我站起来,把笔记本和照片收好,“还有,李娟说白玉兰给了她一封信,说如果出事了就交给警察。那封信在哪儿?”
“可能在李娟手里,也可能被她藏起来了。”林涛环顾四周,“我们再仔细找找。”
我们又找了一遍,连墙缝、地板、天花板都检查了,没找到信。
“可能被周婷拿走了,或者被李娟带走了。”我说。
“如果被周婷拿走了,那她应该知道了小花的下落,所以才去孤儿院查。可孤儿院的记录是保密的,她怎么查到的?”
“她可能有同伙,或者……她冒充了什么人。”我想起周婷冒充周文的事,“她可以冒充警察,或者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去孤儿院调档案。”
“那她肯定已经找到小花了。”林涛脸色一沉,“小花有危险。”
“不一定。如果小花被领养后改名换姓,周婷不一定能找到。而且,如果小花知道自己的身世,可能会躲起来。”我说,“但我们必须比她快。联系孤儿院,现在就去。”
“好。”
我们离开李娟家,锁好门,下楼。
楼道里依旧漆黑,手电光柱扫过斑驳的墙壁,像探照灯扫过废墟。走到一楼,林涛突然拉住我。
“别出声。”他用气声说。
我停住。
楼道外的院子里,有脚步声。
很轻,很慢,在梧桐树下停住了。
然后,是打火机“咔哒”的声音,接着,一点红色的火星亮起,在夜色里像一只不眠的眼睛。
有人在抽烟。
我们屏住呼吸,躲在单元门的阴影里。
那人抽了几口,火星明灭,然后,转身走了。脚步声远去,消失在夜色里。
“是谁?”我问。
“没看清,但个子不高,像个女人。”林涛说,“会不会是周婷?”
“她为什么在这儿?监视我们?”
“可能。她知道我们会来。”林涛拉着我,“快走,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快步走出院子,上了停在路边的车。
车子发动,驶离家属院。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7号楼黑漆漆的,像一座沉默的墓碑。
“林涛,去省城第一儿童福利院。”
“现在?太晚了,人家早下班了。”
“那就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明天一早就去。”我说,“我总觉得,周婷已经在那儿了。或者,她正在去的路上。”
“好。”
车子拐上主路,汇入夜晚的车流。
窗外,城市的灯火如星河般流淌。
但在那些灯火照不到的黑暗里,有一双眼睛,正冷冷地注视着我们。
像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