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第一儿童福利院在城东的老工业区边缘，一栋四层的灰白色小楼，被高大的梧桐树环绕。楼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墙壁上爬满了深绿色的爬山虎，有些窗户的玻璃裂了，用胶带粘着。院子不大，水泥地坪裂开细密的纹路，缝隙里长出倔强的野草。一个生锈的秋千架孤零零地立在院子角落，座椅的木板已经腐烂。

早上八点半，我和林涛站在锈迹斑斑的铁门外。门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老花镜，正捧着搪瓷缸子喝茶，看我们一眼，慢吞吞地问：“找谁？”

“您好，我们想查一下1978年的收养记录。”林涛出示了证件。

老头眯眼看了看证件，又看看我们，嘟囔了一句：“又是警察……进来吧，院长在二楼。”

我们走进去。院子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梧桐树叶的沙沙声。楼里光线昏暗，走廊两侧的绿色墙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黄的腻子。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混合着陈旧木头和灰尘的气息。

院长办公室在二楼尽头。门开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坐在办公桌后，短发，戴着金丝眼镜，正在整理一摞文件。看见我们，她抬起头，眼神温和但带着疲惫。

“你们是警察？”

“我是市局刑侦队的林涛，这位是协助我们调查的陌小莫同志。”林涛再次出示证件，“想查询1978年3月20日入院的一个女孩，叫李小花，编号78-037。”

“李小花……”院长低声重复这个名字，手指无意识地敲了敲桌面，“1978年，太久了。那时候的档案，都放在地下室的仓库里。而且，按规定，收养记录是保密的，除非有法院的搜查令，或者……”

“院长，这个案子涉及多条人命，时间紧迫。”林涛把孙副队签的协查函递过去，“李小花很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

院长接过协查函，仔细看了看，叹了口气。

“跟我来吧。”

她起身，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带我们下楼。

地下室在楼梯背后，一扇厚重的铁门，锁着。院长用钥匙开了三次锁，门“嘎吱”一声推开，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

里面很大，很暗，像半个篮球场。一排排高大的铁架子从地面延伸到天花板，上面堆满了纸箱，都用牛皮纸包着，贴着手写的标签：“1970-1975”“1976-1980”“1981-1985”……

“1978年的在这边。”院长打着手电，走到中间一排架子前，仰头看了看，指着一个纸箱，“那个，绿色标签的。”

箱子在架子最上层，离地两米多。林涛搬来一个木梯，爬上去，把箱子抱下来，放在旁边一张落满灰的木桌上。

纸箱很沉，表面的牛皮纸已经发脆，一碰就掉渣。标签上用毛笔写着：“1978年入院及领养记录”。

院长戴上白手套，小心地打开纸箱。

里面是一本本硬壳文件夹，用麻绳捆着，按月份排列。她找到三月份的，解开麻绳，翻到3月20日。

“1978年3月20日，入院儿童登记表。”她抽出一张泛黄的表格，递给我们。

表格是手写的，蓝色钢笔字，有些地方墨水洇开了。姓名：李小花。性别：女。出生日期：1970年9月28日。入院原因：家庭变故，无人抚养。送养人：李娟（教师）。备注：随身物品包括衣物三套，玉兰花玉佩一枚。

下面贴着一张黑白一寸照片。照片上的女孩七八岁的样子，很瘦，眼睛很大，眼神怯生生的，但很干净。和我妈、白玉兰她们合影里的小花很像，只是长大了些。

“后来的领养记录呢？”我问。

院长继续翻，找到后面几页。

“1978年5月10日，被领养。领养人：周安平，男，35岁，省钢铁厂工程师。配偶：王秀兰，女，33岁，小学教师。家庭住址：省城东城区东风路15号3单元201室。领养原因：婚后多年无子。备注：孩子改名为周晓梅。”

周晓梅？

1970年县一中怀孕退学的女学生，也叫周晓梅。

是同一个人吗？

不，年龄对不上。如果1970年怀孕退学的周晓梅当时十六七岁，到1978年也二十三四了，不可能是三十五岁的工程师。

是巧合，还是……

“这个周安平，后来怎么样了？”林涛问。

“不知道。领养记录只到这儿，后面就没了。”院长说，“不过，你们可以去户籍系统查，看这个周晓梅现在在哪儿。”

“院长，1978年以后，有没有人来查过李小花的档案？特别是最近几年。”我问。

院长想了想，摇头。

“没有。福利院的档案一般不对外，除非是本人或者直系亲属，拿着证明来。但……”她顿了顿，“不过去年秋天，有个女人来过，说要查她妹妹的资料。我问她妹妹叫什么，她说记不清了，只记得是1978年送来的。我说没有具体信息查不了，她就走了。”

“长什么样？”

“四十多岁，戴着口罩，看不清脸。个子不高，挺瘦的，说话声音很轻，有点沙哑。对了，她眼睛很特别，很大，很亮，但眼神……怎么说呢，有点空，像没什么感情。”院长描述道。

是周婷。

她去年就来过，但没查到。为什么？因为李小花改名周晓梅了，她不知道新名字，所以查不到。

“她当时还问什么了吗？”

“就问了1978年的女孩，有没有脖子上戴玉佩的。我说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她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走的时候，在院子里那个秋千架旁边站了很久，还摸了摸秋千，动作很轻，像在摸什么宝贝。”院长说，“我当时觉得她有点怪，但没多想。福利院经常有来寻亲的人，很多都这样，魂不守舍的。”

周婷在秋千架旁站了很久。

她在想什么？想妹妹周小花？还是想她自己？

“院长，我们能看看1978年院里的照片吗？集体照，或者活动照。”我说。

“照片不在这里，在档案室隔壁的小仓库，堆着很多老东西。我带你们去。”

隔壁房间更小，更乱，堆满了废弃的桌椅、教具、还有几个大木箱。院长打开一个木箱，里面是相册，几十本，用牛皮纸包着。

“都在这里了，你们自己找吧。我得上去处理点事，找完了叫我。”院长把钥匙留给我们，转身走了。

我和林涛开始翻相册。

相册是按年份排列的，我们找到1978年的。厚厚的硬壳相册，黑色绒布封面，已经褪色了。翻开，里面是黑白的，偶尔有几张彩色照片，颜色也褪得差不多了。

照片大多是集体活动：六一儿童节表演，国庆节游行，运动会，还有日常的生活照——孩子们吃饭，睡觉，上课，做游戏。

我们一页页翻过去，眼睛盯着每一个女孩的脸。

“这儿。”林涛突然指着一张照片。

是1978年国庆节，孩子们在院子里唱歌表演。第二排中间，一个女孩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系着红领巾，正在指挥。她脖子上的玉佩，在阳光下很显眼。

是李小花，或者说，周晓梅。

照片背面写着：“1978年国庆，合唱比赛。指挥：周晓梅（原李小花）。”

“她在这儿过得不错。”林涛说，“看起来挺开朗的。”

是啊，照片上的女孩笑得灿烂，眼睛弯成月牙，和入院登记表上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判若两人。

“看这张。”我又翻到一页。

是1979年春节，孩子们包饺子。周晓梅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擀面杖，脸上沾着面粉，对着镜头做鬼脸。旁边站着一个女人，三十多岁，围着围裙，正笑着帮她擦脸。

照片背面写着：“1979年春节，包饺子。晓梅和妈妈王秀兰。”

妈妈。

王秀兰，周安平的妻子，小花的养母。

她看起来很温柔，笑得眼睛弯弯的，手轻轻搭在小花肩上，像真正的母女。

“她遇到了好人家。”林涛轻声说。

“嗯。”我点头，心里却有点酸。

如果小花真的过得好，那周婷的出现，会不会毁了她现在的生活？

继续往后翻。

1980年，1981年，1982年……周晓梅每年都出现在照片里，一年年长大，从瘦小的女孩，变成挺拔的少女。照片里的她总是笑着，身边总有王秀兰，或者周安平。他们带她去公园，去动物园，去爬山，去图书馆。看起来，是个幸福的家庭。

但1983年以后，周晓梅的照片突然变少了。1984年只有一张集体毕业照，1985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她是不是离开福利院了？”林涛问。

“可能被正式领养了，或者……出事了。”我合上相册，“查周安平家的户籍，看周晓梅后来怎么样了。”

“好。”

我们抱着相册和档案回到院长办公室，把情况说了。

“周安平……”院长想了想，“我有印象。他是我们福利院的捐助人之一，每年都来捐款，直到……1990年左右吧，就没来了。听说他调去外地工作了，全家都搬走了。”

“搬去哪儿了？”

“不知道，没联系了。”

线索又断了。

“院长，能看看福利院的捐助记录吗？也许有地址。”

“捐助记录不在这里，在财务室。但财务室的老会计退休了，现在的会计可能不清楚。”院长说，“我帮你们问问。”

她打了几个电话，问了几个老员工，最后得到一个模糊的地址：“好像是搬去上海了，周安平的单位外派。具体地址，没人知道。”

上海。

几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找一个人，太难了。

“还有别的线索吗？比如，周晓梅的同学，老师，或者……她有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我问。

“我想想……”院长皱眉，“对了，当年福利院有个老师，姓陈，特别喜欢周晓梅，经常给她开小灶。陈老师退休后好像住在城西，但具体地址……”

“陈老师叫什么？”

“陈玉芬。今年应该七十多了。”

“有联系方式吗？”

“我找找通讯录。”

院长翻出一个破旧的本子，一页页找，最后找到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不知道还能不能打通。”

林涛拨了号码。

响了七八声，就在我们要放弃时，电话通了。

“喂？”一个苍老但清晰的女声。

“您好，是陈玉芬老师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向您了解一个学生的情况，周晓梅，1978年入院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晓梅……你们找她干什么？”

“有个案子，需要她协助调查。您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我不知道。”陈老师的声音突然变得冷淡，“我跟她很久没联系了。你们找别人吧。”

“陈老师，这关系到她的安全。有人要杀她。”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更久。

“杀她？为什么？”

“很复杂，一时说不清。但如果您知道她在哪儿，请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她。”林涛恳切地说。

“我……”陈老师犹豫了，“你们真是警察？”

“是的，您可以打110核实我的警号。”

“算了，我信你。晓梅那孩子，命苦。好不容易有个好人家，过上好日子，可千万别再出事了。”陈老师叹了口气，“她后来考上大学了，在省师范大学，学教育。1990年毕业，本来要留校的，但养父母调去上海，她跟着去了。之后……就断了联系。”

“她大学学的教育？具体什么专业？”

“学前教育。她喜欢孩子，说以后要开个幼儿园，让所有没家的孩子都有地方去。”陈老师声音有些哽咽，“多好的孩子啊……”

“那她养父母的单位，您知道吗？”

“周安平是省钢铁厂的工程师，王秀兰是东风路小学的老师。单位外派去上海，好像是宝钢那边。具体的，我不清楚。”

“陈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周晓梅……她知道自己的身世吗？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吗？”

“知道。她很早就知道了，养父母没瞒她。但她不介意，说周安平和王秀兰就是她亲爸妈。那孩子，懂事得让人心疼。”陈老师说，“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找到她，保护好她。她不该再受苦了。”

“我们会的，谢谢您。”

挂了电话，我和林涛对视一眼。

“省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1990年毕业。”林涛说，“查毕业生档案，看有没有周晓梅。如果有，应该有照片，能知道她现在长什么样。”

“而且，如果她在上海，周婷可能还没找到她。但一旦我们开始查，周婷可能会顺着我们的线索，也找过去。”我说，“得抓紧时间。”

“我让我爸联系上海警方，协助查找周安平一家。同时，我们去师大查毕业生档案。”林涛说。

“好。”

我们离开福利院，坐车去省师范大学。

路上，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心里沉甸甸的。

小花，周晓梅，1970年9月28日生，和我同一天生日。

她今年应该三十二岁了。如果活着，应该在某个幼儿园当老师，或者自己开了幼儿园。她可能结婚了，有孩子了，过着平静的生活。

可周婷的阴影，正在慢慢笼罩过去。

我必须找到她，在她被黑暗吞噬之前。

车子在师大门口停下。

林涛打电话联系了学校档案室，对方说需要手续，让我们等。

我们坐在校门口的长椅上等。

秋日的阳光很暖，照在身上，却驱不散心里的寒意。

“小莫，”林涛突然说，“如果找到小花，你打算怎么跟她说？告诉她，她的亲生父亲是李富贵，母亲是白玉兰，姐姐是周婷，现在姐姐要来杀她？”

“我不知道。”我摇头，“也许，什么都不说，只是保护她，让她继续过平静的生活。”

“可她有权利知道真相。”

“有时候，不知道，才是幸福。”我看着远处操场奔跑的学生，“她已经经历了太多，不该再被卷进来。”

“可如果周婷找到了她，她还是会知道。而且，可能会死。”林涛说，“与其被动等死，不如主动面对，至少还有机会活下去。”

“也许吧。”我苦笑，“但谁能替她做决定呢？”

“你。”林涛看着我，“你是她妹妹，虽然是名义上的，但你有责任保护她，也有责任告诉她真相。至于怎么选，让她自己决定。”

妹妹。

是啊，从血缘上，小花是李富贵的女儿，我是李秀英的女儿，我们算同父异母的姐妹。

虽然这个“父”，是个人渣。

但血缘就是血缘，斩不断。

“我试试。”我说。

档案室的工作人员出来了，拿着一个文件夹。

“周晓梅，学前教育专业，1990年毕业。这是她的学籍档案和毕业照。”

我接过文件夹，打开。

学籍表上的照片，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圆脸，大眼睛，笑得很甜。和福利院照片上的小花很像，只是更成熟，更阳光。

照片下面，是家庭住址：上海市宝山区某路某号。

“这个地址，是1990年填的，现在可能变了。”工作人员说。

“没关系，有线索就好。”林涛拍下地址，发给他爸。

我看着毕业照上周晓梅的笑脸，心里默默说：

姐姐，等我。

我来救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