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山区,1998年初秋。
周晓梅站在新建的“晨光幼儿园”门口,仰头看着那块崭新的木制招牌。招牌是她自己设计的,浅蓝色的底,用白色油漆写着“晨光”两个字,旁边画着太阳和云朵的简笔画。字体圆润,像孩子的笔迹。
幼儿园不大,两层小楼,原来是街道的老年活动室,她租下来,花了半年时间改造。外墙刷成鹅黄色,窗户漆成天蓝色,墙上画着卡通动物。院子里有滑梯,秋千,沙坑,还有一小块菜地,种着西红柿和黄瓜。
今天是开园第一天。早上七点半,已经有家长陆续送孩子来了。大多是附近小区的双职工家庭,孩子三四岁,牵着妈妈的手,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新地方。
“王老师早!”
“李老师辛苦啦!”
周晓梅微笑着和每个家长打招呼,蹲下来摸摸孩子们的头,声音温柔得像春天的风。她今天穿了件米白色的针织开衫,里面是碎花连衣裙,头发松松地绾在脑后,用一根木簪固定。三十二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皮肤白皙,眼睛很亮,笑起来眼角有浅浅的细纹,但不显老,反而添了几分温和。
“周园长,这是我家轩轩,以后麻烦您了。”一个年轻妈妈把孩子往前推了推。
“不麻烦,轩轩真可爱。”周晓梅牵起小男孩的手,“来,跟妈妈再见,我们进去玩积木。”
“妈妈再见!”轩轩脆生生地喊,蹦蹦跳跳地跟着她进了教室。
忙到九点多,孩子们都安顿好了。周晓梅回到办公室,倒了杯热水,坐在窗边的藤椅上,看着院子里玩耍的孩子。
阳光很好,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在木地板上投出明亮的光斑。空气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还有孩子身上特有的、奶香奶香的味道。
一切都很好。
和平,安宁,像她一直梦想的那样。
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相框,是她和养父母周安平、王秀兰的合影,1995年拍的,在豫园。照片上三个人都笑得灿烂,她挽着养母的手臂,头靠在养父肩上,像真正的一家人。
她拿起相框,指尖轻轻抚过养父母的脸。
“爸,妈,我做到了。开了幼儿园,像你们希望的那样。”她低声说,眼圈有点红。
周安平三年前心脏病突发去世了,王秀兰悲伤过度,半年后也走了。他们走得很突然,没来得及看到她的幼儿园开张。这是她心里永远的遗憾。
但她记得养父的话:“晓梅,人这辈子,能平平安安地活着,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就是最大的福气。”
她一直记着。
所以,哪怕当年知道自己是领养的,知道亲生父母可能还活着,她也没去查。不是不想,是不敢。她怕真相太残酷,怕打破现在的平静。
她宁愿不知道。
就当自己是周安平和王秀兰的亲生女儿,就当过去的十几年是一场梦。
“园长,有您的信。”助理小张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周晓梅有点意外。这年头,很少有人写信了,都是打电话,发邮件。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没贴邮票,没写寄信人,只有手写的“周晓梅 亲启”几个字。字迹很工整,但有点僵硬,像是不常用笔的人写的。
“谁送来的?”
“不知道,早上开门的时候就在门缝里塞着。”小张说。
“哦,谢谢,放这儿吧。”
小张出去了,带上门。
周晓梅拿起信封,掂了掂,很轻。撕开封口,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是黑白的,很旧了,边角卷曲。上面是五个人,站在一棵老槐树下。三个大人,两个小孩。她认出来了,是小时候的她,还有……小明?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1972年夏,红星村留念。愿友谊长存。——秀英、玉兰、建国、小明、小花”
秀英,玉兰,建国,小明,小花。
这些名字,她记得。
在福利院的时候,她偷偷藏着一张照片,是白玉兰给她的,上面是她们母女俩的合影。白玉兰说,那是她妈妈。但她从没见过妈妈,只有照片。
后来照片丢了,可能是搬家的时候弄丢了。她难过了很久。
现在,这张照片又出现了。
谁送来的?
她拿起信,展开。
信是打印的,宋体字,很工整:
“周晓梅(李小花):
你好。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有些事,我必须告诉你。
你的亲生母亲是白玉兰,父亲是李富贵。1970年,白玉兰被李富贵强奸,生下了你和你哥哥小明。你们是双胞胎,1970年9月28日出生,在红星村。
白玉兰为了保护你们,把你们送走,托付给李秀英和陈建国照顾。但李富贵发现了,要杀你们灭口。白玉兰装疯,躲过一劫。你被送到省城福利院,后来被周安平夫妇领养。小明被送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1999年,李富贵死了,但他的儿子李建国还在,还想杀你们。我已经处理了他,你不用怕。
但还有一个人,你必须小心。她叫周婷,是你父亲李富贵害死的另一个女孩周小花的姐姐。她要为妹妹报仇,要杀光李富贵所有的孩子,包括你。
她现在在找你。如果你收到这封信,立刻离开上海,换个地方,改名换姓,永远别让她找到。
照片是1972年拍的,是你和你哥哥小明唯一的合影。留个念想吧。
最后,替我跟你说声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妈妈,没能保护好你们。
一个知道真相的人。2002年10月5日。”
信很短,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扎进周晓梅的眼睛里。
她浑身冰凉,手抖得拿不住信纸,薄薄的纸页飘落在地。
亲生母亲是白玉兰,父亲是李富贵。
强奸,双胞胎,送走,追杀。
周婷,复仇。
每一个词,都像重锤,砸碎了她苦心经营了三十年的平静。
不,不可能。
她不是周安平和王秀兰的女儿,她是强奸犯的女儿,是疯女人的女儿,是另一个疯女人要追杀的对象。
不……
她蹲下来,抱住头,浑身发抖。
“园长,您没事吧?”小张推门进来,看见她的样子,吓了一跳。
“没……没事。”周晓梅强撑着站起来,脸色苍白得像纸,“我有点不舒服,先回家休息。今天……今天你多费心。”
“好,您快回去休息吧,脸色太差了。”小张担心地说。
周晓梅抓起照片和信,塞进包里,跌跌撞撞地走出幼儿园。
外面阳光灿烂,车水马龙。可她却觉得冷,刺骨的冷,像掉进了冰窟。
她拦了辆出租车,报了个地址。
车子在繁华的街道上穿行。她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街景,脑子里一片空白。
直到现在,她才明白,为什么养父母从不提她的过去,为什么每次她问起,他们都欲言又止。
他们知道。
他们什么都知道,但为了保护她,选择了沉默。
而她,像个傻瓜,以为自己是幸运的,以为逃过了不幸,拥有了新的人生。
原来,不幸一直在追着她,从1970年,追到2002年,从红星村,追到上海。
逃不掉的。
车子在一个老式小区门口停下。她付了钱,下车,走进小区。
小区很旧,六层的红砖楼,墙壁上爬满了爬山虎。她走到3号楼,上到四楼,掏出钥匙,打开401的门。
这是她自己的房子,两室一厅,不大,但很干净。装修很简单,白墙,木地板,原木家具。客厅的墙上挂着她和养父母的合影,还有几张幼儿园孩子们画的画。
她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
包里的照片和信,像烧红的炭,烫着她的皮肤。
她坐了很久,直到天色渐暗,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在地板上投出长长的、暗红色的光影。
她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
打开,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养父的怀表,养母的银镯子,她的出生证明,领养证明,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
是她和白玉兰的合影,她大概三四岁,被白玉兰抱在怀里。白玉兰很年轻,很漂亮,但眼神忧郁,嘴角却带着温柔的笑。
她一直以为,那是她妈妈。
现在她知道了,是的,是妈妈。
可这个妈妈,是被强奸的,是疯了的,是死了的。
而她的爸爸,是个强奸犯,杀人犯,人渣。
她捂着脸,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
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剧烈的颤抖。
不知过了多久,她擦干眼泪,拿起那封信,又看了一遍。
“周婷,她要为妹妹报仇,要杀光李富贵所有的孩子,包括你。”
周婷。
这个名字,很陌生。
但“周小花”,她记得。在福利院的时候,听老员工提过,1975年淹死的一个女孩,很可怜。
原来,是她的姐姐?
不,不是姐姐,是仇人。
要杀她的仇人。
她该怎么办?
逃?逃去哪儿?周婷能找到她一次,就能找到第二次。
躲?躲一辈子?像老鼠一样,活在暗处?
不。
她深吸一口气,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
她不想逃,也不想躲。
她活了三十三年,前八年颠沛流离,后二十五年平静安宁。她知足了。
如果周婷真的要杀她,那就来吧。
但在那之前,她要知道一切真相。
她要回省城,回红星村,去她出生的地方,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要找到那个“知道真相的人”,问清楚,她妈妈到底是怎么死的,她哥哥小明在哪儿,周婷到底想干什么。
然后,她要面对。
不管是生,是死,她都要面对。
她转身,走回书桌前,拿起笔,在信纸的背面,写下一行字:
“我知道你在找我。别伤害无辜的人。十天后,省城红星村,老槐树下,我等你。周晓梅(李小花)。”
她把这张纸,装进一个新的信封,写上地址:“省城师范大学,周婷 收”。
她不知道这个地址对不对,但这是她唯一知道的线索——信是从省城寄来的,周婷可能在省城。师大,是她曾经读书的地方,也许,周婷在那里有眼线。
只能赌一把了。
她把信封好,放进包里。
然后,她开始收拾行李。
几件换洗衣服,证件,银行卡,还有那个铁盒子。她犹豫了一下,把养父母的合影也带上。
最后,她拿起电话,打给助理小张。
“小张,我家里有点急事,要回老家一趟。幼儿园……先关门吧,等我回来再说。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园长,您没事吧?声音听起来……”
“我没事,别担心。帮我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工资我会照发。就这样,挂了。”
她放下电话,拎起行李箱,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
也许,回不来了。
但她不后悔。
有些真相,必须面对。
有些债,必须还。
哪怕用命还。
她关上门,走下楼梯,走进夜色里。
上海的夜,繁华依旧。
霓虹灯闪烁,车流如织,行人匆匆。
没人知道,这个看起来温柔安静的女人,正走向一场宿命的对决。
也没人知道,在省城,在红星村,在那些被遗忘的往事里,有一张网,正在慢慢收紧。
而网中央,是她。
周晓梅。
李小花。
白玉兰和李富贵的女儿。
周婷的猎物。
也是,猎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