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精神自觉的明光照出了深藏潜意识之下本能将人心玩弄于鼓掌的伎俩，当心灵之信带给灵魂苏醒和自己站起来的力量，愚昧的坚冰开始溶解，爱国之心开始回归她的本真，“国家”不再是那个不能批评、不能辨析、不能祛魅、不能质疑、被外在权力和内在本能双重加持、双重加固、双重封装的精神图腾，人们渐渐意识到恰恰因为爱这个国，希望她越来越好，所以爱之深责之切，为她去伪存真，为她辨明事理，为她存善去恶，让“国家”这个概念不再被绝对权力绑架，不再被专制特权集团当作护身符成为它们对国民无下限作恶的遮羞布兼免罪牌，只要以“国家”的名义，任何罪恶都成了不容质疑的正义，让国家回归所有国民的共同体，所有人共同的家园，一起守护，一起打理，一起建设，一起分享。
再者，当自己内心的精神主体开始复活，人们自然而然看到并认识到所谓“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存在，国，就是人之国，有“人”才有国，有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国。
当内心的精神主体开始回归，人们自然而然看到专制权力将作为东方文明最重要基点之一的“个人主义”有意无意解释为自私自利其实是彻头彻尾、更是别有用心的谎言，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作为相互对立的概念更是荒谬，因为两者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不存在对立，专制统治者之所以要将它们对立起来，使“个人主义”在这种预设语境下显得像是私与恶的一端，而“集体主义”像是公与善的一端，就是为了要用它们所代表的所谓“集体”来消灭个人的精神主体性。
从现象上来说，精神主体性的载体就是个人，个人是唯一的精神主体，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就是对这个精神主体在文化、法律和制度上的确立与承认，“个人主义”的真正核心不是那个与“集体”对立的“个人”，而是“个人”作为精神主体的存在。
所以，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其基点都是对这个根本主体的承认，至少是默认，基于这种个人主义的“人本位”正是所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根脉所系。
但反文明的专制制度则恰恰相反，要让专制的核心——权力本位——成为可能，乃至必然，就必须压制并消灭个人作为精神主体的意识，因此所有专制政权必然都树立起某种外在主体来达到这一关乎它存亡与延续的最高目的。
这个外在主体可以是某种思想、某种礼教、某种主义、某种宗教或干脆就以“国家”的名义。
这个外在主体掌握在专制权力手里，可不是说说而已的理论，而是让专制权力可以在精神上、肉体上对国民生杀予夺的超级杀器，当专制权力为自己披上这件主体的外衣，它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成了人间没有其名却有其实的神。
而没有精神主体性的人对这样的神是没有免疫力的，甚至必须仰赖这样一尊神来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支柱，于是它们自然而然就成了专制的最佳受体。
可人毕竟是人，终究是心灵的存在，即便处于本能和专制奴役下，可只要有一丝源自真理与灵魂的光亮，心灵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求自我觉醒和自我救赎，这实在是对专制统治的最大威胁，可专制权力，尤其是附身于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堡垒之国的权力集团太深谙人性的弱点与幽暗了，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就必须把那种心灵光亮偷梁换柱成道义上看似无懈可击的外在道德主体，而一旦人接受这种伪主体，这伪主体便成了它的绝对真理，并让它有了看似无比充分的理由以真理自居——或者更准确地说以掌握着由权力集团靠话语权建构出的被证明是真理的阵营一员自居，这样一来既满足了真理感，又满足的归属感，由此真理的光便再难透进它心里，让绝对权力的受众对真理和灵魂产生永不失效的自发免疫力，并匍匐在这外在主体之下永远自甘为奴，让绝对权力的统治得以千秋万代。
其实原生状态的个人，虽然是精神主体，但并不一定具有精神主体性，人类内心的两股强大暗流，很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间拱手丢弃自己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主体性。
这两股暗流，一者是本能，二者是无知之墙——无法勘破无知之墙而投入伪知的怀抱无法自拔。
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本身并不是问题，就像婴儿，虽然行事几乎完全出于本能，但这样的本能是无心的，不会对心灵构成任何污染。可是随着心智从萌芽中抽出枝干，种种天性或渐渐自显或被外界唤起，在世事中经历越来越多渴望与不可得的落差，心逐渐对本能有了贪欲与执念，这时本能便开始慢慢成为问题，若心灵对此不能自觉，则通往最大人欲的本能必然利用这贪念和执着攫取对人心越来越大的掌控力，直至完全消灭人的心灵，让人完全成为本能的奴隶，只为满足本能的欲渴、逃避本能的恐惧而活，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再有任何精神主体性，就是一个彻底被奴化的动物性的存在，至于奴役它的是内在本能，还是外在那个掌握着本能所渴望的一切资源的绝对权力其实已没有区别。
本能就是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其实就是摧毁了精神主体性后鸠占鹊巢成为绝对主体的本能在外部世界的显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权力和灵魂是绝不能并存的，只有消灭了灵魂的地方才能建立起绝对权力，而这与本能的统治是完全同质的，只有消灭了灵魂，本能才能建立起对人的绝对掌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