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多有劲头啊。

一节晚自习，笔尖沙沙划过稿纸，便能流淌出一篇被语文老师拍着桌子叫好范文。辩论赛上，我能引经据典，将对方的论点逐一拆解，看着对手额头冒汗，评委老师眼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赞许。站在领奖台上，从校领导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奖杯，对着话筒发言时，声音清朗，字句间都透着一股理所当然的、属于胜利者的意气风发。

可现在呢？

笔尖悬在纸上，像被黏住，落不下去。偶尔划出几个字，也干瘪生涩。脑子里那些汹涌的灵感和清晰的逻辑，仿佛一夜之间被抽干，只剩一片吱呀作响的空白。

真的，就像那些老话说的——江郎才尽了。

这认知像冰刺，扎进心里最软处。我闭眼埋进枕头，意识却不由沉入记忆温暖的潮水，近乎贪婪地攫取往昔碎片，仿佛那是唯一的解药。

我的家乡，在地图上需要放大好几倍才能看清轮廓的边远县城。气候是出了名的极端，夏天燥热，冬天苦寒。教育资源更是贫瘠得像被反复冲刷的河床，留不下多少肥沃的东西。我的家庭，毫无疑问，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通不过的一户。父母用微薄的工资，支撑着一个关于“读书改变命运”的最朴素的梦想。

家门口通往镇中心小学的土路，坑坑洼洼，雨天泥泞，晴天扬尘。无数鞋底日复一日踩踏，留下深浅印记，那是许多孩子懵懂求学的起点。就在这困窘的起点上，我像颗落进贫瘠土地的异类种子，倔强破土，成了邻里口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记忆的画卷，从幼儿园那间刷着绿漆墙裙的教室展开。午后的“练字课”，对大多数孩子而言，无异于一场必须忍耐的刑罚。彩色卡通墙贴下，矮矮的小课桌挤在一起。孩子们哪坐得住？手里的铅笔早被丢到角落，蜡笔才是主角，在废纸上画出狂放不羁的、谁也看不懂的线条和色块。更有按捺不住活泼天性的，像出笼的小兽，哧溜一下滑下椅子，在狭窄的过道里追逐打闹，小皮鞋敲击水磨石地板，发出清脆又杂乱的“哒哒”声，混合着毫无顾忌的尖叫与大笑，几乎要掀翻糊着旧报纸的、低矮的天花板。

而我，总是那片小小喧嚣风暴中心，一个突兀的静止点。

背挺得笔直，小手紧攥一支半旧HB铅笔——笔杆被汗渍浸润得发亮，顶端有浅浅牙印。

我的全部世界，似乎都缩在了面前田字格本那一个个红色的方框里。从歪歪扭扭、总也写不圆润的“ɑ、o、e”，到横平竖直的“一、二、三”，我描得极慢，极用力。小眉头微微蹙着，嘴唇抿成一条认真的直线，呼吸都放得很轻。有调皮的男孩旋风般跑过，带起的风掀动了我的本子一角，甚至撞掉了桌角的橡皮。我只是抬起眼，安静地看了一眼那橡皮，又看了一眼跑远的、欢腾的背影，然后，便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重新低下头，舌尖不自觉地抵着上颚，琢磨起下一笔该从哪里起锋，又该在哪里顿住回收。那方小小的红色格子，对我而言，就是全部需要征服的疆域。

带班的老师，一位总是穿着干净的确良衬衫、身上有淡淡雪花膏香味的女老师，总会在这时踱到我身边。她弯下腰，温暖干燥的手掌轻轻落在我的发顶，带着鼓励意味揉了揉，声音软和得像刚晒过太阳的棉花被：“瞧瞧我们山青，这字写得，横是横，竖是竖，比书上印的还端正呢。这孩子，心静，坐得住，将来准有大出息。”

“出息”这个词，随着我背起书包走进镇中心小学，开始变得具体、辉煌，带着金属奖牌碰撞的清脆响声。

一年级，学校里小学生硬笔书法比赛，我的作品捧回金灿灿的获奖证书。同年，市里少儿毛笔字大赛，我又拿回烫金的二等奖奖状。班主任——嗓门洪亮、喜欢把衬衫下摆扎进皮带的中年男人，拿着那两份证书，像举胜利旗帜大步上讲台，让午后阳光恰好照在烫金字体上：“同学们！看肃山青同学！这就是态度！这就是功夫！字如其人，端端正正！他是全班的骄傲，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那一刻，我能清晰感受到从教室各角落投来的目光——羡慕、钦佩、还有孩童天性中灼热的不服气。这些目光聚焦在我身上，非但没让我如芒在背，反像无形的手托着我脊背，让我不由自主挺得更直，下巴微抬。一种关于“优秀”所能带来瞩目与快感的模糊认知，悄然埋下种子。

往后的三、四、五年级，市里组织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特等奖那尊造型各异、却同样闪亮的水晶或金属奖杯，几乎成了我的“专属收藏”。每次捧着沉甸甸的奖杯回家，父亲总会找来一块柔软的绒布，细细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直到它光可鉴人，然后才郑重其事地摆放在客厅那个带玻璃门的木头柜子最上层。

家长会，是大多数父母沉默的节日。

可对我不同。班主任每一次点名表扬，言辞都更热烈，前景更灿烂。我坐教室后排靠窗，看父亲在众多家长目光中不自觉挺直微驼的腰杆，嘴角压不住笑意；母亲则微微侧头，用手背迅速抹过眼角——后来她说，那是高兴，是骄傲，是笑出的眼泪。周围叔叔阿姨压低的议论，像沾蜜糖的风钻进耳朵：“老肃家祖坟冒青烟了！”“看看人家这孩子，多省心！”“这娃，脑瓜子灵光，好苗子！”

小学六年，我家那面刷半截白漆的墙，几乎被奖状覆盖。三好学生、五好小公民、优秀班干部……红黄粉绿，一张摞一张，边缘因反复粘贴微微卷曲发黄。母亲曾在一个夏日午后，小心翼翼将它们全部揭下抚平，仔细数过——整整三十八张。叠在一起的厚度，超过我当时用的语文课本。

小升初那场考试，我以只差三分满分的成绩，敲开了全省最好初中的大门。

初一那年，我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改编了郭沫若先生的《天上的街市》，没想到竟被一本颇有名气的文摘看中，刊登了出来。

后来一节课上，老师提前到教室。她没立刻上课，而是拿起那本杂志走到讲台中央，推了推眼镜，用特有的、带情感起伏的声调，逐字逐句朗读我的文章。教室安静极了，只有她清朗声音回荡。读罢，她合上杂志，目光扫过全班落在我身上，带着毫不掩饰的赞赏与鼓励。短暂寂静后，掌声骤然响起，零星的，随即汇成热烈浪潮，几乎掀翻屋顶。我的脸发烫，心在胸腔鼓噪，那是混合巨大惊喜、羞赧与某种难以言喻膨胀感的复杂情绪。

下课后，课桌被同学们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抢杂志，手指划过印我名字的那页，啧啧赞叹。连隔壁班高年级学长学姐也闻讯跑来，趴窗台笑着喊：“嘿！小作家！” 从那天起，某种闸门仿佛被打开。灵感不再是偶尔来访的客人，成了常驻的汹涌洪水。常常一节晚自习，一篇结构完整、文笔流畅甚至偶有亮眼的作文便已成型。语文老师爱不释手，常在班里朗读。我路过其他班级时，总能听见老师说：“这篇范文，是我们年级肃山青同学写的，大家好好学学！”

我的高光时刻远不止于此。演讲台上，我握着话筒，字字铿锵，台下掌声雷动；辩论赛场上，我唇枪舌剑，力压群雄，评委老师频频点头。初三那年，学业再忙，我也没放下手中的笔，利用课余时间，我写就的中篇小说《密匣》，竟被一家省属青年期刊看中，出版了。消息传开，整个学校都沸腾了，宣传栏里贴上了大大的喜报，路过的学弟学妹们踮着脚尖，指着我的名字，叽叽喳喳地讨论：“就是他！就是写《密匣》的那个学长！”那时的我，不用特别努力，成绩也能稳稳地站在年级前三的位置，活成了所有人眼中“自带光环”的少年。

中考，我以741分（满分750）毫无悬念考入全省顶尖的示范性高中，直接进入“火箭班”。更令人瞩目的是，我还获得了前往C市一所全国排名前五十名校交流一学年的珍贵机会。去新学校报到那天，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校长亲自在办公室接待我。他握着我的手，目光充满欣赏，声音温和有力：“肃山青同学，我看过你的材料，非常优秀。来到这里，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不可限量”四字，带着温度和重量，被我妥帖收藏心底，在无数夜晚反复咀嚼，化作前行动力。父母脸上藏不住的笑容，像阳光照亮我远行后略显空荡的日子。

在C市的交流学习生涯，更是把我的“风光”推上了顶峰。

初来乍到，我没有丝毫怯场，第一次摸底考试，就冲进了年级前八，震惊了整个年级。紧接着的生物、化学竞赛，我一举拿下全市二等奖，颁奖台上，我穿着崭新的校服，迎着台下闪烁的闪光灯和无数道目光，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血液在血管里奔流的热度，那是一种属于少年人的、纯粹的意气风发。后来，编程竞赛、物理竞赛的赛场，也频频出现我的身影。一张张设计精美、印着鲜红印章的奖状，塞满了我的行李箱，也填满了父母在电话那头的骄傲。

更让我暗自欣喜的是，我的文笔似乎在这片更广阔的天地里得到滋养淬炼。无论清澈散文还是精巧小说，校报文艺版的一个固定版面，几乎成了我的“专属领地”。每期带油墨香的新报纸发下来，总有同学第一时间翻到那一版，指着我的名字兴奋招呼同伴：“快看！肃山青又有新文章了！”

那时的我，稳稳站在青春最为耀眼的聚光灯下，脚下是鲜花与掌声铺就的道路，眼前是仿佛触手可及的、璀璨的未来。

我何曾想过，有朝一日，那汹涌的才思会枯竭，那清晰的头脑会混沌，那无尽的精力会消散？何曾想过，自己会从那样的高台跌落，陷入如今这般看一行字都头疼、写一个字都艰涩、连保持清醒都需竭尽全力的泥沼？

从前那份仿佛能掌控一切、挥斥方遒的意气，早已被后来铺天盖地的无声落差与挫败，一寸一寸，碾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