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在沈昭手里捏得发皱，边角毛糙地刮着掌心。她站在洗手间隔间里，背抵着冰冷的隔板，撕开牛皮纸的动作干脆利落，没半点迟疑。
第一行字撞进眼里：【你母亲死那天，我在场。】
她呼吸顿了一下，手指没松，也没抖，只是把信纸翻过来。
背面写着另一段话：“三日后午夜十二点，我会完成一件无人能解的作品。钥匙在锁孔里，门不会响。这一次，我要缝上真正的罪。”字迹工整，像是抄写的，笔锋平直无情绪。
下面压着一枚铜币，边缘有细小划痕，铜绿斑驳。她认得这枚铜币——前两天技术科归档的照片里出现过，在三个不同案发现场的死者额头下方，都用血画过獬豸图腾，而每具尸体的衣领夹层中，都藏着这样一枚刻着古纹的铜钱。
她从风衣内袋抽出手机，对着信纸和铜币各拍了两张照，关掉闪光灯，动作熟练得像做过无数次。然后把铜币连同原信一起塞进随身携带的证物袋，拉好封口，放进内衣口袋，紧贴胸口。信封留在手里，毛糙的边缘还在蹭着她的指节。
走出隔间时她没看镜子，但水龙头拧开的一瞬，余光扫过镜面。她看见自己右眉骨到耳垂那道淡粉色疤痕，颜色比平时浅了些，大概是走廊灯光太白的缘故。她低头洗手，水流冲过手背，指甲缝里的灰被冲干净，一滴水珠顺着腕骨滑下去，砸在池底。
她擦干手，走出去。
重案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几台电脑屏幕闪着待机的蓝光。她回到工位，拉开抽屉取出一份空白报告单，开始敲键盘。标题是《关于接获重大犯罪预警信息的紧急通报》，时间填的是现在：下午五点二十五分。
写完后她立刻上传系统，附上照片和编号记录。不到两分钟，值班副队长从隔壁走出来，手里拿着打印出来的文件。
“沈昭，”他站在她桌边，“这种东西你也往上报？没地点、没目标、没具体行为描述，就一句‘要杀人’，还带枚来历不明的铜钱？这不是恶作剧就是妄想症写的。”
沈昭抬头，“它和前三起命案的物证一致。”
“前三起案子都没定性为系列案件，市局也没并案侦查。你现在拿一个匿名信说要出事，让我调警力布控？等真出了事再说也不迟。”
她说：“等出了事就不是预防，是善后了。”
副队长摇头，“立案标准摆在那里，没有现实危害证据链，不能启动应急响应。你自己留个心，要是再收到什么，直接交技术科做指纹和纤维分析就行。”
他转身走了。
沈昭没再说话，点了根烟，烟雾往上飘，她盯着电脑屏幕，右手食指在桌角轻轻敲了两下，节奏短促。
她打开另一个窗口，调出全市近三个月内所有独立出入式办公场所清单——法院档案室、科研所实验室、高校资料馆、公证处保管库……这些地方共同点是：有独立门锁、夜间清场、监控覆盖但盲区存在。
她一条条往下筛，勾选出六个符合“密室条件”的高危点位，打印出来。纸张刚出炉还有点烫手，她摊在桌上，用红笔圈出位置，又在笔记本上写下几行字：“偏好封闭空间；强调仪式感；作案时间选择午夜节点；使用象征性道具（铜币）；对司法程序有执念。”最后加了一句：“称自己为‘裁缝’，可能与缝合、修补、修正有关。”
她给这个临时文档命名：“X-19”，保存到加密分区。
做完这些，她起身，拿着截图回传达室。
老赵还在泡茶，枸杞在玻璃杯里浮沉。他听见脚步声就抬起头，假肢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很轻，但她已经习惯了。
“那信是谁送来的？”她问。
“门口放的，”老赵放下杯子，“我没看见人。监控正好重启，十五分钟黑屏。”
“什么时候？”
“五点零七到五点二十二之间。”
她把手机递过去，屏幕上是一帧监控截图：一个穿灰色连帽衫的人站在传达室门外，低着头，双手插在口袋里，没登记，也没进门，停留不到四十秒就走了。身形中等，看不出年龄。
“这个人，”她说，“前后半小时进出的人都查了，只有他没留下记录。”
老赵眯眼看了看，“我没注意。”
她收起手机，“下次这种东西，别让我一个人拆。”
老赵点头，没多问，只是把茶杯挪远了些，像是怕水汽模糊了什么。
她转身往回走，风衣下摆扫过走廊转角。
办公室灯还亮着，电脑屏幕上的地图标着六个红圈，X-19档案开着，最后一行写着：“嫌疑人具备反侦察能力，已知警方运作流程，可能曾参与现场勘查或内部工作。”
她坐下来，把钢笔放进内袋，指尖碰到证物袋的边缘。
窗外天完全黑了，楼下马路车灯划过墙面，一道一道。她没关灯，也没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