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7日，凌晨三点，厦门。
我在梦里听见了钟声。
咚——
咚——
咚——
不是归墟的钟。是另一种。更轻，更远，像隔着厚厚的海绵传来的心跳。
我睁开眼，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出租屋的灯光从楼板渗下来，在墙面上画出一道模糊的光痕。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直到它开始流动。
不，不是光在动。
是时间。
那种感觉很难描述。就像你明明睁着眼，却知道自己在做梦；明明躺着，却觉得自己在下坠。周围的空气变得粘稠，呼吸的节奏和心跳的节奏错开，然后重新对齐——但差了一拍。
我坐起来，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烟。
没有烟。
2009年6月，我戒了。医生说尼古丁会干扰灵性感知，让时间流的锚定更不稳定。我试了三天，目前唯一的成果是成功把自己逼成了一个更暴躁的人。
我看了眼闹钟。凌晨三点零七分。
又是一个睡不满四小时的夜晚。
1999年9月9日之后，我的人生就变成了两段：之前，和之后。之前的事我记得很清楚——高考成绩、初恋女友、入职培训时穿的皮鞋尺寸。之后的事也记得很清楚——伤口换药的频率、不同型号镇静剂的颜色、以及浑天司心理评估问卷的满分是多少。
唯独中间那块，像是被谁拿橡皮擦狠狠蹭过。
医生说这是“时间流创伤”的典型症状。我的一部分记忆被蚀界稀释了，像滴进水里的墨水，再也收不回来。也许某天会随着时间沉淀，也许永远不会。
浑天司给我安排了“轻量级”的工作：监测东南沿海的灵性波动，每周提交一份报告。听起来很清闲，实际上也很清闲——大部分数据都是正常的，正常的蚀界潮汐，正常的裂隙呼吸，正常的、日复一日的平庸。
我躺在床上，听着楼下夜宵摊的炒勺声。有人喝醉了在唱歌，调子跑得离谱。蟑螂从墙角爬过，触须试探着空气。
睡不着。
我干脆坐起来，打开那台用了四年的组装电脑。屏幕亮起的瞬间，反射出我的脸——黑眼圈，胡茬，还有因为长期失眠而显得过于清亮的眼神。
二十七岁。看上去像三十七。
我开始例行查看今天的监测数据。邮件里躺着浑天司自动推送的图表：厦门周边三十公里内的灵性波动曲线，二十四小时连续采样。
红线在凌晨两点十五分跳了一下。
不是剧烈波动，只是一下。像心电图上的早搏。
我放大那段数据。
峰值高度：正常范围内。持续时间：0.3秒。频率谱：偏高频。
但位置——
我把鼠标停在那行坐标上。
思明区，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梧桐巷17号。
我记得那个地址。1998年，我跟李宥之去那里买过一本绝版的古籍地图。店名叫“怀古书屋”，老板姓赵，是个书贩子，也是半个圈内人。
赵怀古。他还活着？还在开店？
凌晨三点十五分。我现在出门，四十分钟能到。
我套上外套，下楼。
厦门的夜有种黏腻的潮湿。海风带着咸味，把路灯的光晕都熏得模糊。我沿着空荡荡的街道走，偶尔有出租车驶过，溅起积水。
梧桐巷的入口很窄，两边的骑楼把月光挤成一道细缝。我走进去，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回响。
怀古书屋还亮着灯。
不对。凌晨四点，书店应该关门。
我放轻脚步，贴着墙壁靠近。卷帘门半掩，透出昏黄的灯光。有人在里面说话——不止一个人。
“……时间锚定器需要三个条件。”一个陌生的男声，带着闽南口音，“稳定的灵性节点、钥匙、还有药引。”
“药引是什么？”这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很年轻，也许二十出头。声音里有种紧绷的、压抑着颤抖的冷静。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在1999年9月9日之后，在幸存者的病房里，在无数个需要告别却来不及告别的时刻。
“一个能承载时间规则的生命体。”男声说，“通常是高序列的‘医者’或者‘旅行者’。沈钧的原话是：‘药引必须是自愿的，而且必须对所锚定的时间有强烈的执念。’”
沈钧。1999年事故幸存者之一，羲和项目的理论顾问。2006年死于癌症。
他知道药引的事？
我往前挪了半步，试图看清屋内的情形。
然后我看到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