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那天，燕子正在地里补种麦子。弯腰，戳坑，撒种，掩土。一套动作重复了千百遍，腰酸得直不起来。天阴着，铅灰色的云低低地压着，像要下雪。北风已经刮起来了，刀子似的，割得脸生疼。

儿子去技校已经三个月了。厨师班，半年制，包吃住。送他走那天，赵淌油没去，说活忙。燕子一个人把儿子送到县城车站，看着客车开走，扬起一路尘土。儿子在车上冲她挥手，她也挥手，挥着挥着，眼泪就下来了。不是舍不得，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块，那个会心疼她手裂了的孩子，走了。

回到家，院子空落落的。鸡在刨食，狗在睡觉，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就是不一样了。儿子房间的门关着，里面静悄悄的，没有游戏声，没有翻书声。燕子推门进去，床铺叠得整整齐齐，书桌上落了薄薄一层灰。她拿起书桌上儿子用过的铅笔，铅笔头秃了，是她削的。她握在手里，握了很久，直到手心出汗。

日子又回到了从前的轨道。赵淌油出车，她种地。十几亩地，秋收的玉米秆还在地里立着，黄澄澄的，像一片衰败的森林。她要赶在上冻前把麦子补种种下去，不然明年就少了收成。一个人，一把锄头，从早到晚。累了就坐在地头歇会儿，看着远处的村庄冒起炊烟。谁家女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长长的，在风里飘。

有时候她会想起南墙。想起那些深夜的聊天，想起他说“等我们都自由了，一起去看海”。可南墙已经消失了，像一滴水蒸发在夏天的烈日下，连个水印都没留下。她试过给那个叫“知了”的账号发消息想问问南墙的消息，可“知了”也再没上过线。

也许，南墙他认命了，继续在地里刨食，继续在婚姻的牢笼里沉默？也许，他换了账号换了名字，在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女人说“我懂你”？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个灰暗的头像像一块石头，沉在她心里最深的角落。偶尔想起，会钝钝地疼。

这天补完最后一垄麦子，天已经擦黑。燕子直起腰，觉得整个脊椎都要断了。她慢慢往家走，脚步拖沓。路过村口小卖部时，老板娘喊她：“燕子，有你的信！”

信？燕子一愣。谁会给她写信？儿子每周打电话，娘家有事也是打电话。她接过信，牛皮纸信封，字是用钢笔写的，工工整整，写着她的名字和地址。寄信人地址只写了“内详”，邮票是普通的八毛钱邮票，盖着模糊的邮戳，看不清是哪里寄来的。

她心里突地一跳。捏着信像捏着一块炭火，烫手，又舍不得扔。

回到家，赵淌油还没回来。她关上门，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就着昏黄的灯光看信。手有点抖，撕了三次才撕开信封。

信纸是普通的横格纸，折得整整齐齐。展开，两页，密密麻麻的字。字迹不算漂亮，但很用力，每一笔都像要戳破纸背。

“燕子：

见信好。

请原谅我这半年没有音信。因为她要跟我离婚。

说来可笑，我攒了十年的勇气想离婚，最后却是她先提的。她说受够了这种日子，受够了我的窝囊，受够了这个穷家。她把理发店盘了，钱全拿走，说要出去闯闯。走的那天连头都没回。

我站在门口看她走远，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掏了个洞。但奇怪的是，我不难过，反而松了口气。好像一直等着这一天，终于等来了。

房子是她的，地是我爹的。她不要地，我也不要房。最后协商的结果是，房子归她，地归我，但地她暂时种着，每年给我一点口粮钱。我知道这条件不公平，但我认了。我只想快点离开，越快越好。

走的那天，我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凑了三千块钱。买了一张去北方的火车票，随便选了个小城，就来了。

现在我在这个小城摆摊，卖小百货。袜子、手套、头绳、钥匙扣，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每天天不亮就出摊，天黑才收摊。冬天冷，手都冻裂了。但心里是热的，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日子，再苦再累，也是我选的。

这个小城靠海，但我还没去看过海。摊子离不开人，一天不出摊，就一天没收入。我想等攒够了钱，租个固定店面，再去海边看看。

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逃出来了。虽然逃得狼狈，逃得一无所有，但我逃出来了。

我其实去看过你。就在我离开家的前一天，我去了你们村。在你家院墙外站了很久，看见你在院子里喂鸡，穿着那件枣红色的夹袄（你在论坛里说过，你喜欢那件衣服）。我没敢叫你，怕给你惹麻烦。你们村里的人我都认识，万一被谁看见，传出去，对你不好。

你比我想象的瘦，但精神还好。喂鸡的动作很熟练，一看就是做了很多年的。看着看着，我就哭了。不是为自己哭，是为你哭。你那么好，那么能干，却要困在那个院子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想过带你走。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千百遍。但我不能。你有儿子，有家，有地。我不能这么自私，把你拖进我的狼狈里。

所以我就站在墙外，看着你，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再没回头。

燕子，好好过日子。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撑不下去了，就来北方找我。地址在信的背后，我租了个小房子，虽然破，但能遮风挡雨。

如果不来，也没关系。知道你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好好活着，就够了。

保重。

南墙”

信读完了，燕子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不动。信纸在她手里微微颤抖，像风中的叶子。

他来看过她，在她不知道的时候，在她喂鸡的时候，他站在墙外，看着她。她想起那天，确实是个晴天，她穿了那件枣红夹袄，喂鸡时总觉得有人在看，回头看了几次，什么都没看见。原来是他。

他哭了。为她哭。

他说他想过带她走。

他说如果撑不下去，就去找他。

这些话，一句一句像锤子，敲在她心上。敲得她呼吸困难，敲得她眼前发黑。

她把信捂在胸口，好像这样就能捂住那颗狂跳的心。可心不听使唤，咚咚咚，像要跳出来。她想起那些深夜的聊天，想起他说“你是个好女人”，想起他说“一起去看海”。原来那些话不是随口说说，他是认真的。可他走了。一个人走的。去了北方，去了一个靠海的小城，摆摊卖小百货。手冻裂了，心里却是热的。

而她呢？还在这里。在这个院子里，喂鸡，种地，等丈夫回家，等儿子电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窗外的风大了，吹得窗户咯咯响。要下雪了。北方的雪应该更大吧？他那个小摊，能在雪天出摊吗？手冻裂了，有药膏擦吗？

她猛地站起来，想把信藏起来。藏哪儿？衣柜里？床底下？都不安全。赵淌油虽然不翻她的东西，但万一呢？儿子虽然不在家，但总会回来。

最后，她把信折好，塞进棉袄的内兜里。贴着胸口放着，能感觉到纸的硬度，和字迹透过纸背的凹凸。

那一夜，她没睡。赵淌油的鼾声像往常一样，可格外刺耳。她躺在他离他不远的床上，却觉得隔着千山万水。

黑暗中，她睁着眼睛，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变亮。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南墙信里的话，一会儿是儿子打电话的声音，一会儿是赵淌油数钱的样子，一会儿是麦田，是海，是那个她从没见过的小城。

她想，如果她走了会怎样？赵淌油会找她吗？大概会。不是舍不得她，是舍不得这个免费的劳力，舍不得这个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家。儿子会哭吗？会的。儿子会说“妈你骗我”吗？会的。村里人会怎么说？会说她跟野男人跑了，会说她不要脸，会说她疯了。

她不怕别人说。她怕的是儿子。怕儿子恨她，怕儿子因为她的离开，一辈子抬不起头。

可是，如果她不走呢？就在这个院子里，在这个婚姻里，熬到老，熬到死？像娘一样，熬到头发白了，腰弯了，最后变成一抔土？

她想起娘。娘嫁给爹，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爹脾气暴，喝醉了就打娘。娘从不还手，只是护着头，等爹打累了，娘再去给他熬醒酒汤。燕子问过娘：“为什么不走？”娘说：“走了，你们怎么办？”娘为了她们姐妹三个，熬了一辈子。

自己是不是学了娘的忍，学了娘的熬，学了娘的把苦往肚子里咽。

天亮了。雪没下下来，但天阴得更沉了。燕子起床，做早饭。熬粥时，她看着灶膛里的火，火苗一跳一跳的，像在跳舞。她忽然想，如果她是那火苗，会不会也想跳出灶膛，哪怕只是一瞬间？

赵淌油起来了，洗漱，吃饭，出门。整个过程没说一句话。燕子也没说。他们像两个哑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赵淌油走后，燕子从棉袄里掏出那封信，又看了一遍。字迹已经模糊了——是她的眼泪滴在上面，晕开了墨水。她小心地擦干，折好，放回内兜。

然后她开始干活。喂鸡，喂猪，打扫院子。一切如常，好像那封信从来没来过，好像她的心从来没乱过。

中午，儿子打电话回来。说学校里一切都好，老师夸他刀工好，说他以后能当大厨。燕子听着，嗯嗯地应着。儿子问：“妈，你咋了？声音不对。”

“没咋，有点感冒。”燕子说。

“那你多喝热水，记得吃药。”儿子叮嘱。

挂了电话，燕子站在电话机旁，很久没动。儿子的声音还在耳边，奶声奶气的，已经变声了，但那股依赖还在。她想起儿子小时候发高烧，她整夜抱着，不敢睡。儿子搂着她的脖子说：“妈，你别走。”她说：“妈不走，妈就在这儿。”

现在，儿子长大了，走了，去学厨师，去闯世界。而她，还在这儿。

下午，她去地里看种下的麦种。麦种已经发芽了，嫩嫩的，绿绿的，从土里钻出来，怯生生地看着这个世界。她蹲在地头，看着那些嫩芽。风吹过来，嫩芽摇晃着，但根扎在土里，稳稳的。

她的根呢？扎在哪儿？扎在这个家里？扎在这片土地上？还是扎在儿子身上？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南墙的信像一阵风，吹得她心里那棵早就枯死的树发出了新芽，虽然小，虽然弱，但毕竟是芽。

晚上，赵淌油回来了，带回一沓钱，扔在桌上：“今年的运输款结清了。”

燕子数了数，一万二。不少，够儿子半年的学费了。她把钱收好，放进柜子里，锁上。钥匙在手里，沉甸甸的。

“儿子打电话了。”她说。

“嗯。”赵淌油应了一声，打开电视。

“他说老师夸他刀工好。”

“嗯。”

“他说以后想开个饭店。”

“嗯。”

三个“嗯”像三块石头，堵住了燕子所有想说的话。她看着赵淌油的背影，宽厚的，结实的，像一堵墙。一堵她撞了二十年，撞得头破血流，却纹丝不动的墙。

她忽然想，如果这堵墙倒了，会怎样？

这个想法让她打了个寒颤。她不敢再想，转身进了厨房。

夜里，她又拿出那封信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像要把每个字都刻在心里。读到最后一句“保重”时，她的眼泪又下来了。这一次，她没有擦，任它流。泪水滴在信纸上，把“保重”两个字晕开，像两朵小小的花。

她把信贴在胸口，好像这样就能贴近那个写信的人，那个在北方小城摆摊的男人，那个手冻裂了心里却热的男人，那个站在她家墙外看着她哭的男人。

她想给他回信，告诉他麦子发芽了，告诉他儿子学厨师了，告诉他她的手今年又冻裂了。可她没写。

她把信折好放进一个铁盒里。铁盒是装饼干的，早就空了。她把信放进去，盖上盖子，像封存一个秘密。然后她把铁盒藏在衣柜最底层，压在冬衣下面。

做完这些，她躺回床上。南墙现在在干什么？收摊了吗？吃饭了吗？手还疼吗？想家吗？想她吗？

这些问题像无数只小虫，在她心里爬。痒，疼，难受。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懂她的苦，有一个人为她哭过，有一个人对她说“如果撑不下去了，就来找我”。

这就够了。就像在漫长的黑夜里，看见远处一点灯光。虽然微弱，虽然遥远，但那是光。

她翻了个身，面向窗户。窗外，月亮很圆，很亮。月光照进来，照在墙上，照在地上，照在她脸上。

她闭上眼睛，在心里说：南墙，你也保重。

然后，她睡着了。睡得很沉，半年来第一次，没有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