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六，天阴得像口倒扣的锅。燕子凌晨四点就被赵淌油摇醒了。她迷迷糊糊坐起来，棉袄冰凉，贴在皮肤上激得她一哆嗦。院子里已经有动静了，农用车突突地响，车灯把窗户照得一明一暗。

“今儿进的海鱼多，得早点去占地方。”赵淌油的声音从外面传来，闷闷的。

海鱼？燕子想起三天前赵淌油从县城拉回来的那几个白色泡沫箱。打开时冷气直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冻得硬邦邦的鱼：带鱼银亮得像刀片，黄花鱼瞪着死不瞑目的眼，还有几条她不认识的大鱼，鳞片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蓝光。

“这能卖出去吗？”她当时问。

“咋不能？城里人就认这个。”赵淌油信心满满，“咱村老张家上回办事，特意去县城买的海鱼，说是有面子。”

面子，燕子看着那些冻鱼，想：海里的鱼死在了冰里，运到千里之外的北方，被摆在地摊上，为了一个叫“面子”的东西。这鱼要是有魂，会不会觉得委屈？

她穿好最厚的棉裤，套上两层袜子，还是觉得脚底透凉。

院子里，赵淌油正在往车上搬泡沫箱。箱子很轻，但大，他一次抱两个，弓着背，像只搬粮食的蚂蚁。

燕子想搭把手，他说：“你别动，一会儿有你累的。”

到了驴堆集，天还没亮透。集市上已经人影绰绰，呵出的白气在昏黄的灯光下凝成团。

赵淌油把车停在上次卖鱼的老位置——挨着卖粉条的老头，对面是卖春联的摊子，但今年换人了，是一对年轻夫妻，卖的是塑料灯笼和中国结，影影绰绰地显出红彤彤一片。

“今年春联摊咋换人了？”燕子一边卸箱子一边问。

“听说去年那两口子去南方了。”卖粉条的老头搭话，“儿子在那边打工，叫他们过去享福。”

去南方了？燕子手顿了顿。南方有海吗？那对夫妻会不会去看海？他们写春联时相视而笑的画面，她还记得。

摊位摆好，天亮了。赵淌油把泡沫箱盖子打开，冷气扑面而来。他把冻鱼一条条摆出来，在鱼身上撒了些碎冰。带鱼摆成一排，银光闪闪的；黄花鱼眼睛用牙签撑开，看着挺新鲜；那几条大鱼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赵淌油写了块纸板：“深海野生大黄鱼”。

“野生？真的假的？”燕子小声问。

“谁知道。”赵淌油咧嘴一笑，“反正批发海鱼的老板这么说的，说这样写好卖，价格还能搞高一些。”

集市渐渐热闹起来。人们缩着脖子，踩着冻得硬邦邦的地面，呵着白气，东张西望。经过鱼摊时，都会多看两眼那些海鱼——在这个内陆小镇，海鱼还是稀罕物。

“带鱼咋卖？”第一个顾客是个中年男人，穿着棉大衣，领子竖得老高。

“十八一斤。”赵淌油报出早就想好的价格。

“这么贵？猪肉才十二！”

“这是海鱼，从海边运过来的，光运费就多少？”赵淌油说得理直气壮。

男人犹豫了一下，蹲下来翻看带鱼。

燕子站在一旁，手揣在袖子里，脚在棉鞋里冻得发麻。她看着那些冻鱼，想起杂志上的一张照片——蔚蓝的大海，白色的浪花，海鸥在天上飞。照片下面的字她记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海能纳百川，能容下那么多鱼，那么多船，那么多故事。而她呢？连心里那点委屈都快装不下了。

“来两条吧。”男人终于下了决心，“给我挑宽的。”

赵淌油麻利地挑鱼，上秤，装袋。燕子收钱，找零。手指冻僵了，数钱时哆哆嗦嗦，一张五块的纸币掉在地上，被风吹得打了个旋。男人捡起来递给她，笑着说：“天冷，手不好使。”

燕子道了谢，把纸币捋平，放进钱盒。钱盒是旧的月饼盒，铁皮的，摸着冰凉。里面的钱渐渐多了，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一块的，还有几个钢镚。都是冷的，沾着鱼腥味和冰碴子。

上午生意不错，海鱼卖出去大半。赵淌油脸上有了笑模样，话也多了些，跟买鱼的人吹嘘：“这鱼可是从渤海湾运过来的，新鲜着呢！你看这眼睛，多亮！”

燕子看着他，觉得很陌生。这个平时在自己面前闷葫芦似的男人，在集市上竟能说会道，跟谁都能聊几句。可他回到家，跟她，跟儿子，怎么就没什么话说呢？

中午时分，二嫂子来了。还是那身花棉袄，脸冻得红扑扑的，手里拎着个布袋子。

“哟，卖上海鱼啦！”二嫂子凑过来看，“这鱼长得真怪，扁扁的，像刀片。”

“带鱼，炖着吃香。”赵淌油说。

“多少钱？”二嫂子问。

“给你算便宜点，十六。”赵淌油难得大方。

二嫂子挑了条最小的，说要回去炖豆腐。付钱时，她凑到燕子耳边：“燕子，我跟你说个事儿。”

燕子心里一紧：“啥事儿？”

“我昨天去县城，看见你家小子了。”二嫂子压低声音，“在饭店里，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可精神了！我隔着玻璃看他切菜，那刀工，刷刷的，跟电视里一样！”

燕子眼睛一亮：“真的？他在省城学厨师，怎么会在咱们县城？”但她的心里还是肯定二嫂子看错认认错人了。

“骗你干啥！”二嫂子拍拍她的手，“你家小子有出息！等学成了，开个大饭店，你就等着享福吧！”

享福。又是这个享福。燕子看着二嫂子兴冲冲离开的背影，想：二嫂子觉得什么是享福？是儿子有出息？是男人听使唤？还是她自己想得开？

下午，天更阴了，风刮得紧。集市上人少了些，赵淌油让燕子看着摊，自己去吃碗热面。燕子坐在小马扎上，缩着脖子，看着对面的灯笼摊。那对年轻夫妻正在吃午饭，女的从保温桶里倒出两碗汤，热气腾腾的。男的接过来，吹了吹，先喂了女的一口。女的笑了，眼睛弯弯的。

燕子看着，心里某处软了一下。她想起刚结婚时，她给赵淌油送饭到地里，也是这样，看着他吃，自己心里甜。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甜没了？像糖化了，只剩下一滩黏糊糊的水。

她把手伸进棉袄内兜，摸出那本杂志。这些天她一直带着，像带着一个秘密，一个念想。冻僵的手指翻开书页，找到折角的那一页。字太小，看不太清，但她记得上面的话：“婚姻不是避风港，而是需要共同划桨的船。”

她和赵淌油在一条船上，划了二十年。可桨在哪？谁在划？好像一直是她在划，他在船上坐着，偶尔搭把手，更多时候在看风景——船外的风景，路上的风景，别人的风景。

“大姐，买鱼。”

燕子慌忙把杂志塞回去，抬起头。是个年轻女人，穿着羽绒服，围着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要哪种？”燕子站起来。

“黄花鱼吧，炖汤。”女人蹲下来挑鱼，“大姐，天这么冷，你们真辛苦。”

“习惯了。”燕子说。

“我婆婆以前也卖过鱼。”女人挑好两条鱼，递给燕子，“她说冬天卖鱼最受罪，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

燕子笑了笑，没说话。上秤，算钱。女人付了钱，没马上走，看着燕子：“大姐，你手……抹点护手霜吧，都裂口子了。”

燕子低头看自己的手，确实裂了好几道口子，红红的，像小孩的嘴。她下意识把手往后缩：“没事，老皮了。”

“老皮也得护着。”女人从包里掏出个小铁盒，“这个给你，我自己做的，蜂蜡加橄榄油，治裂口特好使。”

燕子愣住了，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女人把铁盒塞进她手里：“拿着吧，不值钱。我婆婆要是还在，肯定也会给你。”

说完，女人拎着鱼走了。燕子握着那个还带着体温的铁盒，站在寒风里，很久没动。铁盒小小的，圆圆的，盖子上画了朵梅花。她打开，里面是淡黄色的膏体，闻着有股蜂蜜的甜香。

她挖了一点，抹在手背上。膏体很润，抹开，凉丝丝的，但很快就有种温润的感觉从皮肤渗进去，一直渗到心里。

赵淌油回来了，带回来两个烤红薯。看见她手里的铁盒：“啥玩意儿？”

“一个客人给的，护手的。”燕子说。

赵淌油瞥了一眼：“城里人就是讲究。咱们这里又不是城市，还有人这样讲究？”

燕子接过烤红薯，掰开了，小口小口吃。红薯很甜，很烫，烫得舌头麻，但舒服。她吃着，看着摊位上剩下的鱼。海鱼的眼睛都冻住了，呆呆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它们从海里来，死在了冰里，现在又要被人买走，下油锅，上餐桌，变成一道菜，一个面子，一句“今天吃了海鱼”。

它们的命就这样了，而她的命呢？

傍晚收摊时，鱼卖得差不多了。赵淌油数着钱，脸上笑开了花：“今天挣了七百多！还是海鱼利润高！”

燕子收拾着泡沫箱，把没卖完的几条小鱼装起来，准备带回家自己吃。她的手抹了蜂蜡膏，暖和了些，但裂口还是疼，一用力就疼。

回家的路上，赵淌油门开着农用车，哼着小调。燕子坐在旁边，怀里抱着钱盒子。天已经完全黑了，车灯照亮前面一小片路，路两边是光秃秃的杨树，枝桠张牙舞爪的，像要抓住什么。

“等过年，给儿子买个新手机。”赵淌油忽然说，“他现在学厨师，得有个好手机，联系方便。”

燕子“嗯”了一声。她想起儿子切菜的样子，二嫂子说的“刷刷的，跟电视里一样”。儿子在走自己的路，一条她不懂但为他高兴的路。

“你也买件新衣裳。”赵淌油又说，“过年了，穿鲜亮点。”

燕子又“嗯”了一声。她想起那件枣红夹袄，去年做的，还没穿几次。今年过年，还穿它吧。

到家后，儿子打电话回来。声音欢快：“妈，今天我们学雕花了！我用萝卜雕了朵牡丹，老师夸我有天赋！”

燕子听着，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笑容：“好，好。好好学。”

“妈，等我学成了，过年回家给你雕一桌花！”儿子在电话那头说，“牡丹，月季，菊花，摆一桌子，可好看了！”

“嗯，妈等着。”燕子说，眼眶有点热。

挂了电话，赵淌油问：“小子说啥？”

“说学雕花了，用萝卜雕牡丹。”燕子说。

“雕那玩意儿干啥？又不能吃。”赵淌油嘟囔一句，但脸上带着笑。

夜里，燕子躺在床上，赵淌油的鼾声很快响起。

窗外好像终于下雪了，落在窗台上簌簌地响。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杂志，她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四十岁，人生才刚刚开始》。文章里说，四十岁的女人，孩子大了，责任轻了，是时候为自己活了。可以去学点东西，可以去旅旅游，可以去做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

为自己活！燕子盯着这几个字，她一直为别人活：为爹娘，为丈夫，为儿子。现在爹没了娘老了，丈夫有他的车，儿子有他的路。她呢？她是谁？除了“赵淌油媳妇”、“孩子他妈”，她还是谁？

她想起白天那个女人给的蜂蜡膏。那女人说：“我婆婆要是还在，肯定也会给你。”那女人的婆婆也是个卖鱼的女人，手也裂口子，也冷，也累。但她有人惦记，死了还有人记得她的好。

她呢？如果她死了，谁会记得她？赵淌油会记得她做的饭，儿子会记得她的好，可谁会记得她心里的苦，她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也许南墙会记得。那个在北方小城摆摊的男人，那个手冻裂了心里却热的男人，那个站在她家墙外看着她哭的男人。

她摸出那个铁盒，打开，又抹了点蜂蜡膏在手背上。膏体温润，渗进皮肤里，暖洋洋的。她忽然想给南墙写封信，告诉他今天卖海鱼了，告诉他一个陌生女人给了她一盒蜂蜡膏，告诉他儿子会用萝卜雕牡丹了。

她最终什么也没写，只是把铁盒贴在胸口。铁盒凉，但里面的蜂蜡膏是暖的，像那个女人的善意，像二嫂子的笑声，像儿子电话里的兴奋，像杂志上的字，像她心里还没完全熄灭的那点火。

窗外的雪下大了，簌簌的声音越来越大，像谁在低语。她听着雪声，慢慢闭上眼睛。

梦里，她看见一片海，蓝色的，一望无际的，潮水哗哗地涌上来，又退下去。她赤脚站在沙滩上，沙子很细，很软，海水很凉。远处有个人在招手，是南墙。她跑过去，海水没过了脚踝，没过了膝盖。但她不怕，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那人面前，看清了，不是南墙，是年轻时的自己。穿着红衣裳，扎着两条辫子，眼睛亮晶晶的，像星星。

年轻的燕子看着她，笑了：“你来了。”

她说：“我来了。”

年轻的燕子说：“海好看吗？”

她说：“好看。”

年轻的燕子说：“那你还等什么？”

她醒了。天还没亮，雪还在下。赵淌油的鼾声均匀地响着。她躺在黑暗里，手心里攥着那个铁盒。铁盒上画着的梅花，在黑暗里看不见。但她知道它在。就像她心里的那片海，在黑暗里看不见。但它也在，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