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夏是在夜里十一点过三分病倒的。她原本靠在床头翻画册，手心贴着脸颊，额头已经烫得发干，自己却没察觉。窗外风刮得紧，屋檐下的铁皮雨槽被吹松了一角，一下下敲着墙，像有人在外头轻轻叩门。她听见了，但没动。她以为是冷，便把薄被拉高了些，盖住肩膀。
可热度不退，反而往上蹿。她开始打抖，牙关磕在一起，发出细碎声响。她想下床去倒杯水，脚刚踩地，腿一软，整个人歪倒在床沿。头撞上木框，嗡的一声，眼前发黑。她撑着爬起来，手指抠住桌角，慢慢站稳。桌上还放着那封信——程明朗寄来的复印件，照片和字条都压在玻璃板下。她伸手去摸，指尖触到纸面，却不敢掀开看。她怕看了更烧，怕眼泪落下来，把字迹泡烂。
她退回床上，蜷成一团。被子裹得再紧也没用，冷一阵热一阵地往骨头里钻。她闭上眼，意识开始飘。梦里他回来了，穿灰色毛衣，站在巷口朝她笑。她张嘴喊他，声音却出不来，像从前一样。她急了，用手拍喉咙，可喉咙还是哑的。他转身要走，她追出去，脚底踩空，整个人往下坠。她猛地惊醒，额上全是汗，胸口起伏得厉害。
屋里静得吓人。挂钟的秒针走着，每一下都像钉子扎进耳朵。她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水杯，杯子空的。她想起白天没烧水，炉子凉着，灶台边的水壶也空着。她想喊人，可这老房子就她一人住，隔壁陈伯耳背，王婶家又隔着两条巷子。她咬着唇躺回去，手无意识地摸到枕头底下，抽出一本薄薄的练习本。
那是她写给他的信，写了三年，从没寄出过。
第一页写着：“今天槐花开得特别好，我想你。”
第二页写着：“我获奖了，全场鼓掌，我站在台上，第一句话是‘谢谢明朗’。”
第三页写着：“我发烧了，很烧，我想你摸摸我的头，像那次在诊所那样。”
她一页页翻过去，指头颤抖。有些字被泪水晕开，有些页角卷了边，显然是反复拿出来看过。她数了数，一共三十七封。每一封都以“明朗”开头，以“等你回来”结尾。她写完就收起来，锁进抽屉最底层，压在速写本下面。她怕他看见会担心，怕他因此停下工作，怕他觉得她软弱。她总对自己说：熬一熬就过去了，明天就好了。
可今晚，熬不过去了。
她把练习本抱在怀里，贴在胸前。纸张单薄，但她觉得像是抱住了一点温度。她嘴唇动着，无声地念那些句子：“我想你……我很想你……你能不能回来……”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听不清，断断续续，像风里将熄的火苗。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脚步声。不是幻觉，是实实在在的脚步，踩在青石板上，由远及近。接着是敲门声，三下，不重，但清晰。
她没力气应。
门又被敲了两下，这次带了点力道。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进来：“小林？小林你在吗？灯怎么没亮？”
是王婶。
她想答，却只能发出一点气音。她抬起手，想拍床板，手抬到一半就落下了。
外头安静了几秒，然后钥匙串叮当响。陈伯借了备用钥匙给她，这事她知道。门开了，王婶提着个旧式手电筒进来，光柱扫过地面、桌子，最后落在床上的人身上。
“哎哟！”王婶快步上前，手电筒往床头一搁，伸手去摸她的额头，“这么烫！你怎么不说一声？”
林知夏睁着眼，眼神涣散，只微微动了动嘴唇。
王婶立刻转身去厨房，灌热水袋，又跑回家端来退烧药和温水。她一边忙活一边念叨：“你这孩子，倔得很，病成这样也不吭声。要不是我今早看你没出门取报纸，我都想不到来看看。”
她把药片塞进林知夏嘴里，扶她喝水。水顺着嘴角流出来，王婶拿毛巾擦了，又摸她的背，一下下顺着气。
“别怕，我在呢。”她说，“不怕啊，王婶在这儿。”
林知夏的眼泪突然涌出来，没声音，只是顺着脸颊往下淌。王婶看见了，鼻子一酸，搂紧了她：“哭吧，哭出来好受些。你一个人扛了这么久，也该有人替你挡一挡了。”
药效慢慢上来，热度稍退，人也昏沉睡去。王婶守在床边，替她掖被角，顺头发。她注意到床头柜抽屉没关严，露出一角练习本。她犹豫了一下，轻轻拉开，取出那叠信。
一页页看下去，手渐渐发抖。
“三十七封……”她喃喃，“一封都没寄。”
她低头看着林知夏的脸，小姑娘睡着了还在皱眉，眼角那颗泪痣沾着未干的湿痕。王婶把信整整齐齐放回抽屉，合上，又用手压了压，仿佛这样就能压住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
窗外，雨又开始下了。一滴一滴，打在瓦片上，缓慢而沉重。
王婶坐在床边的小凳上，没走。她把手轻轻放在林知夏的手背上，低声说：“你等着，他一定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