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同深处的暗房

刘志远的工作室藏在什刹海附近的一条老胡同里。那是一座改造过的四合院，外立面保留着灰砖灰瓦的传统风貌，内部却经过了现代化的装修。我按照他发来的定位，在错综复杂的胡同里转了好几圈才找到。

推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方小小的庭院。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已是深秋时节，枝头还挂着几个裂开的石榴，露出里面红宝石般的籽粒。树下摆着一张石桌，几把竹椅，墙根处堆着一些摄影器材和灯箱。

"来了？进来吧，我在暗房。"刘志远的声音从西厢房传来。

我循声而去，推开一扇厚重的黑门，顿时陷入一片漆黑。过了几秒钟，眼睛才适应暗房里的红色安全灯。

"稍等，我马上就好。"刘志远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

我隐约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一张长桌前，手中拿着什么东西在显影液里晃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殊的化学药剂味道，有些刺鼻，但并不令人讨厌。

几分钟后，他打开了白灯。我这才看清他的样子——身材魁梧，穿着一件沾满药渍的黑色围裙，头发有些凌乱，胡须也没刮干净，透着一股艺术家的颓废气质。但他的眼睛很亮，像是能看透人心的那种亮。

"抱歉，这幅作品明天要交，赶得比较急。"他摘下橡胶手套，跟我握手，"走，去外面聊，这里太闷了。"

我们来到院子里，在石桌旁坐下。他泡了一壶普洱，是那种陈年的熟普，汤色红浓，入口醇厚。

"我这地方不好找吧？"他笑着问，"我就喜欢这胡同里的清静，外面再热闹，一进这院子，就与世隔绝了。"

二、从程序员到摄影师

刘志远的人生轨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场意外"。

他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钢的职工。作为独生子，他的童年是在石景山的工厂大院里度过的。那时候首钢还在生产，整个厂区烟囱林立，机器轰鸣，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股铁锈味。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工程师，像爷爷那样。"刘志远说，"我爷爷是新中国第一代钢铁工人，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他跟我说，人活着就要为国家做贡献，要实在，要踏实。"

他确实按照这个路径走了。1998年，他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是当时他们厂唯一一个考上清华的孩子。毕业后，他进入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成为一名程序员。

"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做这行很吃香。"他说，"我干了八年，从普通程序员做到技术总监，年薪百万，在北京买了房，还买了车。按我妈的话说，是'光宗耀祖'了。"

但就在这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

"我每天坐在写字楼里，面对着电脑屏幕，写代码、改bug、开会议。"他回忆道，"看起来很充实，但实际上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掏空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我就像一个精密机器上的螺丝钉，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直到报废。"

2009年，他32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生活。

"公司组织去西藏旅游，我带了台单反，想着随便拍拍。"他说，"但到了那里，我被彻底震撼了。那种辽阔，那种纯净，那种直击心灵的壮美，是我这辈子从未体验过的。我站在纳木错湖边，看着远处的念青唐古拉山，眼泪突然就流下来了。"

那次旅行回来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辞职，专职做摄影。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他笑着说，"我爸妈差点没跟我断绝关系。他们说，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去搞什么摄影，那是能当饭吃的东西吗？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知道如果再不做点什么，我这辈子就完了。"

三、镜头下的世界

辞职后，刘志远用积蓄买了专业的摄影器材，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起初很艰难，没有收入，作品也卖不出去，积蓄一天天减少。但他咬牙坚持着，每天背着相机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转悠，拍胡同、拍老人、拍市井生活。

"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说，"虽然穷，虽然苦，但我每天都很充实。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在记录这个时代，记录这些即将消失的影像。"

他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2012年，他的一组关于北京老胡同的摄影作品在一个重要的摄影展上获奖，引起了业内的关注。从此，他的事业开始走上正轨。他给杂志供稿，接商业拍摄的活儿，还在几家摄影培训机构做兼职讲师。

"收入虽然不如以前做程序员的时候，但够用了。"他说，"而且我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实现。我的作品被人认可，被展出，被收藏，这比什么都重要。"

他的摄影风格很特别，专注于人文纪实。他喜欢拍普通人，拍那些在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忘的角落和人群。他的镜头里有胡同里的剃头匠，有工地上的农民工，有养老院里的孤寡老人，也有流浪猫狗。

"我觉得摄影是一种凝视，是一种关注。"他说，"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匆匆赶路，很少有人停下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我想用我的镜头，让人们看到那些被忽视的、被遗忘的、但又真实存在的生活。"

四、婚姻与丁克

刘志远的妻子林晓雨是他大学时的同学，两人交往多年，在他辞职那年结婚。林晓雨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稳定，收入也不错。

"她是我这辈子最感激的人。"刘志远说，"我辞职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理解，只有她支持我。她说，'既然你不快乐，那就去做你想做的事吧，我养你。'"

他们结婚十三年，一直没有要孩子。这是两人共同的决定。

"我们讨论过很多次这个问题。"刘志远说，"说实话，我并不是不喜欢孩子。我也想过，如果有孩子，我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但每想一次，我就更加确定我们不要孩子的决定是对的。"

他解释说，首先是生活方式的问题。作为自由摄影师，他的工作时间极不规律，经常需要外出拍摄，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如果有了孩子，他不可能这样随心所欲地到处跑。

"我不想成为一个缺席的父亲。"他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父母忙于工作，把孩子扔给老人或者保姆。孩子缺乏陪伴，性格变得孤僻、叛逆。我不想这样。既然生了，就要负责任，要给他足够的爱和陪伴。但我做不到，至少现在做不到。"

其次是经济压力。虽然他现在收入还算稳定，但毕竟是自由职业，收入波动很大。而北京的生活成本又高得惊人。

"养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大学毕业，至少要花一两百万吧？"他算了算，"这还不算出国留学的费用。如果生了孩子，我就必须去接更多的商业活儿，去做一些我并不喜欢的事情。那和我当初辞职的初衷就违背了。"

还有就是对生命的思考。刘志远说，这些年他走南闯北，拍过太多的生老病死，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觉得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意义是人赋予的。"他说，"生孩子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不是为了养老送终，而应该是出于爱，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如果我没有足够的爱，没有足够的准备，贸然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那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五、生活的日常

刘志远和林晓雨的生活简单而充实。

他们住在离工作室不远的一处 loft 公寓里，那是他们结婚时买的，上下两层，一百多平米。楼下是客厅和厨房，楼上是卧室和书房。装修得很有艺术气息，墙上挂满了刘志远的摄影作品，还有一些他们从各地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

"我们没有电视。"刘志远说，"客厅里的那面墙，我做了个投影，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在家看电影。"

工作日的白天，刘志远通常在工作室里处理照片，或者外出拍摄。林晓雨则去出版社上班。晚上，他们会一起做晚饭，然后各自看书或看电影。周末的时候，他们喜欢去北京的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看展览，或者去郊区的山里徒步。

"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但很充实。"刘志远说，"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有聊不完的话题，有相互的理解和支持。这就够了。"

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亲戚朋友的催问，社会上对丁克的偏见，还有对未来的担忧。

"我妈到现在还在念叨，说我不孝，说我们家要绝后了。"刘志远苦笑道，"我也理解她，她那个年代的观念就是这样。但我没法为了让她高兴，就牺牲我自己的幸福。"

关于养老，他倒是看得很开。

"老了怎么办？老了就老了呗。"他说，"我这些年拍了那么多老人的照片，有子女孝顺的，也有孤独终老的。我发现有没有孩子，和晚年幸不幸福，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在于你怎么过这一生，你有没有真正地活过。"

他告诉我，他和林晓雨已经商量好了，等老得动不了了，就去养老院。他们已经考察过几家，条件都不错。

"我们这些年攒了一些钱，够我们养老的了。"他说，"而且我觉得，与其指望孩子养老，不如趁年轻多攒点钱，多锻炼身体。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

六、关于生命与选择

采访的最后，我问他：如果有来生，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

刘志远沉思了很久，然后郑重地点点头。

"会。"他说，"我知道很多人不理解我的选择，觉得我是自私，是不负责任。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这种选择没有伤害到别人，就应该被尊重。"

他站起身，走到那棵石榴树下，摘下了一颗裂开的石榴，剥开，递给我一半。

"你看，这石榴多好。"他说，"它不需要人精心照料，自己就长得这么好。但人的生命不一样，我们需要做出选择，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选择了摄影，选择了丁克，选择了自由，我就必须为这些选择承担后果。"

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脸上，给他棱角分明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他的眼神坚定而平和，像是一个看透了一切却又依然热爱生活的智者。

"我不后悔。"他说，"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得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