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曼青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她躺在地上,脸贴着冰凉的水泥地面。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刺得眼睛生疼。她动了动手指,动了动脚趾,然后慢慢撑起身体。
房间里一切正常。床,桌子,椅子,煤油炉。门开着,门背后空空荡荡。
那件旗袍不见了。
她扶着墙站起来,双腿发软,像踩在棉花上。她走到门背后,伸手摸了摸——什么都没有。只有冰凉的木板,和门上那道她几年前不小心磕出来的凹痕。
她转身看樟木箱。箱子开着,里面空空荡荡。
她看衣柜。柜门开着,里面几件旧衣裳挂得整整齐齐,没有那件旗袍。
它消失了。
就像昨晚那张脸一样,像从来没存在过。
可沈曼青知道,那不是梦。她低头看自己的手——右手食指上,有一道细小的伤口,已经结了痂。那是昨晚摔倒时在地上磕的。
她走到镜子前,看自己的脸。
惨白的,眼睛下面青黑一片,嘴唇干裂。一夜之间,她像老了十岁。
她凑近镜子,仔细看自己的眼角。
没有泪痣。
她松了口气,可这口气还没松完,忽然发现一件事——
她的左眼眼角,有一颗极淡的褐色的点。很小,小得像针尖,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她伸手去擦,擦不掉。
那不是灰,是长在皮肤里的。
一颗痣。刚刚长出来的痣。
沈曼青盯着镜子里那个小小的褐点,脑子里反复回放着昨晚那张脸——那张和她一模一样的脸,眼角那颗泪痣。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手在抖。
门外传来脚步声,周太太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沈小姐?你没事吧?我昨晚听见‘咚’的一声响……”
沈曼青深吸一口气,打开门。周太太站在楼梯口,手里端着个搪瓷缸,看见她的脸,愣住了。
“哎哟,沈小姐,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生病了?”
“没事。”沈曼青接过搪瓷缸,是热豆浆,“周太太,昨晚你看见有人进我房间吗?”
周太太摇头:“没有啊。我八点多就睡了,一觉到天亮。怎么了?丢东西了?”
“那件旗袍。我挂在门后的那件,不见了。”
周太太的脸色变了。她盯着沈曼青看了好几秒,然后低下头,声音闷闷的:“我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沈曼青盯着她。周太太的手攥着围裙角,攥得指节发白。
“周太太,你知道些什么?”
“不知道。”周太太往后退了一步,“我什么都不知道。沈小姐,你……你以后晚上别出门。早点睡。门窗关好。”
她说完转身就走,走得很快,几乎是跑下楼的。
沈曼青端着搪瓷缸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
周太太知道什么。但她不敢说。
豆浆还是热的,沈曼青喝了几口,强迫自己吃下一块周太太放在搪瓷缸边上的烧饼。她需要力气。
吃完,她换了件干净衣裳,出门。
她要去百乐门。
白天的百乐门没什么人。大门关着,只有侧门开着一条缝,里面传出扫地的沙沙声。沈曼青推门进去,大厅里黑漆漆的,只有舞台上亮着一盏灯。
一个老头在台上扫地,穿着灰扑扑的中山装,弯着腰,一下一下慢慢地扫。
“请问——”
老头抬起头。六十来岁,瘦,脸上的皱纹很深。他眯着眼睛看了沈曼青一会儿,忽然开口:
“你是记者?”
沈曼青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这两天来打听秋海棠的,就你一个。”老头直起腰,扶着扫帚,“顾老头托人带话给我,说有个女记者会来。让我有什么说什么。”
沈曼青心里一暖。顾先生虽然怕,但还是帮了她。
“您怎么称呼?”
“叫我老陈就行。当年在百乐门拉大提琴的,和顾老头一个乐队。”老陈指了指台下的一排椅子,“坐吧。想打听什么?”
沈曼青坐下,掏出笔记本:“我想知道秋海棠死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点上一支烟,吸了两口,才慢慢开口:
“那天晚上,我在。乐队八点开演,秋海棠是第三个上场。她唱完两首歌,下来的时候脸色就不对。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不舒服,想先回去。”
“她回去了?”
“没有。”老陈摇头,“那个姓宋的来了,把她叫到后台说话。说了很久,出来的时候秋海棠在哭。姓宋的走了,她又上台唱了一首,唱完就直接走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她。”
“姓宋的?就是那个买办?”
“对。宋某人。”老陈吐出烟雾,眼神飘忽,“他在我们这儿有股份,算是半个老板。秋海棠的事,没人敢管。”
“那天晚上之后呢?第二天谁发现她死的?”
“她房东。”老陈说,“一个寡妇,姓什么我忘了。秋海棠一天没出门,房东觉得不对,撬开门进去,就看见……”
他没说下去,但沈曼青知道。
“那个房东呢?还活着吗?”
老陈看了她一眼,眼神有些奇怪:“死了。秋海棠死后不到一个月,吊死的。穿着秋海棠那件旗袍。”
沈曼青心里一紧。
又一个。第四个。
“那件旗袍当时不是被秋海棠的姐妹拿走了吗?怎么会在房东手里?”
老陈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房东死的时候,穿的就是那件。后来那旗袍又转了几手,每次死人,每次都出现。我们都叫它‘血旗袍’。”
他顿了顿,看着沈曼青,忽然压低声音:“我听说,那件旗袍又出现了。就在前些天,老城厢那边死了一个女人,穿着它。”
沈曼青点头:“我知道。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老陈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把烟头掐灭,站起来。
“你跟我来。”
他带着沈曼青穿过大厅,走到后台,推开一扇小门。门后是一道窄窄的楼梯,通向地下室。楼梯很陡,两边堆满了杂物,落满了灰。
地下室很暗,老陈拉亮一盏昏黄的灯。沈曼青看见角落里堆着几个大箱子,箱子上面盖着油布。
老陈掀开油布,打开最上面的一个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发黄的牛皮纸信封,递给沈曼青。
“这是秋海棠留给我的。出事前两天,她把这个交给我,说如果她死了,就把这个烧掉。我没舍得烧,也不敢看。二十年了,你看看吧。”
沈曼青接过信封,拆开。
里面是一沓纸,发黄,脆了。最上面是一封信,字迹歪歪扭扭,和典当行那张纸条上的字一样。
老陈:
我要是死了,别让人动我的衣裳。那件红旗袍,烧不掉,也扔不掉。它里面有东西。有我的孩子。
我怀的是双胞胎。一个生下来就死了,我亲眼看见的。可它没死透,还在动。我请人把它缝进旗袍里,让它有个住处。我不能让它孤零零地走。
可我现在后悔了。它长大了。它在那里面长大了。它每天晚上都来找我,叫娘。它在里面动,在哭,在笑。它说它想出来,想有个伴儿。
它要个替身。
老陈,我怕是活不成了。你把这封信烧了,别让任何人知道。那件旗袍,别碰。千万别碰。
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有几个字,写得很大,很用力,纸都被笔尖戳破了:
它在里面活着!!!
沈曼青的手在抖。
她翻看下面那些纸。是日记,断断续续的,从民国十七年九月开始。
九月初三。今天去看了黄先生。他说可以帮忙,把孩子缝进去。我问他会疼吗,他说不会,孩子已经死了。可我知道,它没死。它在看着我。
九月初七。旗袍做好了。黄先生说用的是最好的料子,不会坏,能存很多年。我把孩子放进去的时候,它动了。它抓了一下我的手指。它还在。
九月十二。它开始动了。夜里,我能听见旗袍里有声音。像婴儿哭,又像笑。我不敢靠近,可又舍不得离远。它是我的孩子。
九月十八。它说它想出来。我问它怎么出来,它说要一个人穿上这件旗袍,替它。我问替什么,它说替它活着。
九月二十。我知道我活不长了。它等不及了。它每天晚上都在喊我,喊娘,喊得我心碎。可我不敢穿那件旗袍。我知道穿上就回不来了。
九月二十二。那个姓宋的来了。他说要娶我。我不信他,可我没别的路了。我告诉他旗袍的事,他吓跑了。我知道他不会再来了。
九月二十三。它今晚特别闹。我听见它在里面喊:娘,我等不及了。娘,你给我找个替身。
九月二十四。明天是最后一天。我知道的。它说第七天要到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害怕。老陈,要是我死了,你帮我把这些烧了。别让人知道。那件旗袍,千万别碰。
日记到这里就断了。
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写得很大,笔迹凌乱:
它不是我的孩子。它是我。它是另一个我。
沈曼青捧着那些纸,手指发凉。
老陈在旁边看着她,等她看完,才低声问:“那旗袍……现在在谁手里?”
沈曼青抬起头,看着老陈。
“在我手里。”
老陈的脸一下子白了。他后退一步,撞在箱子上,发出“咚”的一声响。他指着沈曼青,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你……你脸上……那是什么?”
沈曼青伸手摸自己的脸。摸到眼角,那颗针尖大的褐点。
她转身看旁边墙上挂的一面破镜子。
镜子里,她的左眼眼角,那颗痣比早上大了一圈。
现在有米粒那么大了。
而且颜色更深了。
褐色的,正在向黑色转变。
沈曼青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盯着那颗不断长大的痣。它还在长。就在她看着的时候,它又大了一点。
老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颤抖着:
“它在你身上……它出来了……”
沈曼青慢慢转身,看着老陈。
“它说,它在等我。”
老陈往后退,退到楼梯口,扶着栏杆才站稳。他死死盯着沈曼青,眼神里满是恐惧。
“你……你是那个活着的?”
沈曼青没有回答。
老陈忽然想起了什么,猛地抬头:“今天是第几天?”
沈曼青想了想:“第四天。”
老陈的脸彻底没了血色。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都没说出来。他转身就往楼梯上跑,跑得跌跌撞撞,摔了一跤,爬起来继续跑,消失在楼梯口。
地下室只剩下沈曼青一个人。
她站在那里,捧着那沓发黄的纸,听着老陈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完全消失。
四周安静极了。只有一盏昏黄的灯,照着那些积满灰尘的箱子。
沈曼青低头,再看那封信的最后一行:
它不是我的孩子。它是我。它是另一个我。
她把信折好,装进包里,走出地下室。
外面阳光刺眼。沈曼青站在百乐门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着黄包车夫在街边等客,看着报童挥舞着报纸喊着头条。普通的一天,普通的人,普通的上海。
只有她不普通。
她的眼角,长着一颗不属于她的痣。
那件旗袍,不知道在哪里,但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她。
还有四天。
她不知道四天后会发生什么。但她知道一件事——那个在旗袍里等了二十年的东西,那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个叫了她“妹妹”的东西,它不会让她跑掉。
因为它是她的姐姐。
从娘肚子里就开始等她的姐姐。
沈曼青走进人群,走进十一月的阳光里。
她不知道,在她身后,百乐门二楼的窗户后面,有一张脸在看着她。
那张脸,和她一模一样。
眼角,有一颗泪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