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是一场公开的审判。
母亲早上六点就起床了，在厨房弄出很大声响。
我七点起来时，她已经换好了那件枣红色毛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甚至擦了粉。
“快点，”她说，声音平静，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
“今年去你大舅家，你二姨和小姨也都去。下午去你表姑家。”
她没有看我，我也没有看她。
大舅家住在老城区，一套三居室，挤了十几口人。
我们一进门，就被喧闹声和暖气包裹。表嫂抱着八个月大的儿子在客厅走来走去，孩子哭得震天响；两个表哥在争论股市；表姐们挤在厨房边做饭边聊家长里短；电视开着，播放着重复的贺岁节目。
“小霞回来啦！”
大舅妈第一个看见我，热情得夸张。
“哎呦这姑娘，越来越文静了。在北京怎么样啊？”
“还好。”
我说着把带来的礼品递过去。
大舅妈接过，眼睛迅速扫过品牌和包装。
“客气什么呀！快坐快坐。小薇，给你姐倒茶！”
表妹今天穿了件白色皮毛外套，妆容很精致。
“姐，来坐这儿。”
她拍拍身边的空位，那里正好能看见整个客厅的动静。
我坐下。
茶很快端上来，杯子边缘有口红印，我没喝。
审判开始了。
先是从工作切入：
“编辑具体是做什么的？审稿子？那是不是能看到很多作家的手稿？”大舅问，他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
“嗯，偶尔。”
“工资怎么样？北京消费高吧？”二表哥插话，他在本地开修车厂，手上戴着粗金链子。
“够用。”
表嫂抱着孩子凑过来，孩子已经不哭了，正啃着安抚奶嘴。
“够用是多少？我听说北京房租特别贵，你租的房子多少钱一个月？”
我报了个数字。客厅里安静了一瞬。
“我的天，这够我们在老家还两个月房贷了！那你还能剩下多少？”表嫂夸张地瞪大眼睛。
“没仔细算。”
“女孩子嘛，赚多少不重要，关键是要嫁得好。”
大舅妈把果盘推到我面前。
“吃橘子，甜。小霞啊，不是舅妈说你，你也三十二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妈为这事，愁得晚上都睡不着。”
母亲坐在斜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剥着一个橘子，没说话。但她的背挺得很直，像在等待什么。
陈薇搂住我的胳膊，声音甜得发腻。
“姐，我给你介绍几个？我们公会里好多优质男生，有房有车，就是年纪稍微大点，不过会疼人——”
“小薇你别瞎掺和。”
大舅妈打断她，但语气是纵容的。
“你姐要找踏实过日子的。哎，你记得你王阿姨的儿子吗？去年离婚的那个，在电力局......”
话题自然地滑向婚恋市场。
我被放在展示台上，年龄、工作、收入、外貌被一一评估、对比、折价。他们用关切的语气，说着最残忍的话：
“三十二了，确实该急了。”
“离婚的也没啥，只要人老实。”
“北京户口拿到了吗？没有？那以后孩子上学怎么办？”
“编辑这工作听起来好听，但不稳定啊，出版社说倒闭就倒闭。”
“还是回来好，考个公务员，安稳。”
“你妈一个人拉扯你这么大，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她想想。”
母亲偶尔插一两句：
“是啊，我也这么说她。”
“她就是太倔。”
“我一个人，以后老了怎么办......”
橘子在我手里，已经被剥得破碎不堪。
孩子突然又哭了，哭声尖锐。表嫂忙不迭地哄，旁边人开始讨论育儿经、学区房、奶粉钱。
话题终于暂时离开了我。
午饭是两大桌。
我被安排坐在孩子和老人中间，左边是不断咳嗽的二姨夫，右边是正在喂孙子吃饭的表嫂。
菜很丰盛，堆满了桌子，但每盘都撒了厚厚的香菜——我从小不吃香菜。
母亲坐在主桌，正笑着给大舅倒酒。
她笑得很开心，脸颊泛红，声音也比在家里响亮。
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要相信，她是真的沉浸在节日的喜庆里。
直到我起身去盛饭，经过她身后时，听见她压低声音对大舅妈说：“......我也不求她大富大贵，就希望她安稳点，早点成个家，我也好放心。可她就是不听话，非要待在北京，租个破房子，一个月剩不下几个钱，我说她，她还嫌我烦......”
声音很小，但我每个字都听清了。
我盛了半碗饭，回到座位。
表嫂正在喂孩子吃蒸蛋，不小心蹭到我胳膊上。
她连声说抱歉，抽了张纸巾给我。
我擦掉那点黄色的蛋羹，发现纸巾上有细细的亮粉——是陈薇的化妆品。
整顿饭，我没怎么动筷子。
香菜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让我反胃。
母亲在主桌谈笑风生，不时朝我这边瞥一眼，目光相遇时，她会迅速移开。
饭后，女人们收拾餐桌，男人们继续喝茶聊天。我在厨房帮忙洗碗，水很烫，油渍很难洗。
大舅妈在一旁擦灶台，状似随意地说：“小霞啊，你别怪你妈唠叨。她一个人，不容易。你是她唯一的指望，她当然希望你过得好。”
我没说话，把洗好的碗一个个倒扣在沥水架上。
“你爸走得早，你妈这些年，又当爹又当妈，没少吃苦。现在你长大了，该体谅她。
回来吧，在老家找个稳定工作，找个靠谱的人，生个孩子，你妈还能帮你带带。
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我知道。”我说，声音很轻。
大舅妈拍拍我的肩，没再说什么。
傍晚，回家的路上，母亲突然说：“你大舅妈说得对，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什么？”她停下脚步，转头看我。
“你知道我一个人把你带大有多难吗？你知道别人都是怎么看我们孤儿寡母的吗？你知道我这些年听了多少闲话吗？”
她的声音在寒冷的空气里发颤，不是愤怒，是某种更深的东西。
“我想让你过得好，有错吗？我想让你安稳点，别像我一样吃苦，有错吗？你为什么就是不懂？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
她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水光。那一刻，她不是那个在亲戚面前谈笑风生的母亲，不是那个用尖锐话语刺痛我的母亲，而是一个疲惫的、困惑的、被生活打磨得粗糙不堪的女人。
“妈，我没有跟你对着干。”
“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因为我害怕。害怕变成你。害怕被困在这个小城，被困在一段将就的婚姻里，被困在日复一日的抱怨和琐碎里。
害怕有一天，我也会对我的孩子说：“我都是为了你好”，然后把我所有的遗憾和恐惧，变成他必须背负的十字架。
但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我会考虑。”
最后，我说了这句最安全、也最无用的话。
母亲看了我很久，最终转过头，继续往前走。
那天晚上，母亲很早就睡了。
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了一下，是胡乐发来的消息：“新年快乐。我刚跟我妈大吵一架，因为她催我相亲。我逃回房间了。你呢？还好吗？”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回复：“还好。”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刚吵完。”
发送。
几乎是立刻，她回复：“抱抱。我们都一样。”
都一样吗？也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