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去了。
说不清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母亲昨晚那句“算了”，或许是因为许川那句“都一样”，或许只是觉得，既然答应了，就该有个交代。
没有穿母亲买的那件红色毛衣。
我选了最普通的牛仔裤，驼色高领羊绒衫，外面是穿了多年的黑色羽绒服。
没化妆，头发松松地扎起。
镜子里的自己，平淡，乏味，像一杯搁置太久、已经凉透的白开水。
母亲在客厅，看到我这样，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是在我出门时，往我手里塞了一把糖：“拿着，万一……给人孩子吃。”
糖是普通的水果硬糖，用透明的糖纸包着。
人民公园东门，那个褪色的奔马雕塑下，我看到了李志强。
和照片里差不多，微胖，黑色羽绒服，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正在看手机。
我走过去。
他抬头，眼神快速扫过我全身，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客套的笑容：“赵小姐？我是李志强。”
握手。他的手心确实有点潮。
我们在公园里找了个背风的长椅坐下。
天气阴冷，公园里人很少，只有几个老人在远处锻炼，动作缓慢得像慢镜头。
谈话如预期般展开。
天气，春运，工作，收入，房子。
他的问题直接，务实，像在做一项尽职调查。
我的回答简短，诚实，不添加任何修饰。
“图书编辑？具体是哪方面？教辅？文学？”他问。
“文学居多。”
“哦。”
他点点头，喝了一口水。
“文学好，陶冶情操。不过现在看书的人少了吧？纸质书是不是快被淘汰了？”
“还有人看。”
“那挺好的。”他说。
但语气里听不出多少“挺好”的意思。
他更关心我的工作强度(“经常加班吗？”)，社保缴纳情况(“北京户口很难弄吧？”)，以及未来规划(“打算一直做这个？”)。
我也问了他一些问题。关于他的工作(电力局调度岗)，他的离婚原因(“性格不合，她太要强”)，他对未来的期望(“找个踏实过日子的，早点要孩子，我父母年纪大了，想抱孙子”)。
谈话进行到第十五分钟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他拧上矿泉水瓶盖，发出塑料摩擦的咔嗒声。
“赵小姐，”
他斟酌着开口，
“你人挺好的，文静，看着也本分。
不过……我说话直，你别介意。
你这个工作，不太稳定吧？而且在北京，以后孩子教育什么的，都是问题。
我这边呢，工作稳定，房子也有，就是希望另一半以后能以家庭为主。”
你要是愿意回来，工作我可以想办法，图书馆或者学校行政，都能安排。
你觉得呢？”
他看着我，眼神坦诚，甚至带着点“我为你好”的恳切。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具体、在小城里堪称“优良”的方案。
如果我点头，接下来可能就是见父母，谈婚论嫁，按部就班地进入人生的下一个“稳妥”阶段。
我手心里的糖纸，已经被汗水微微浸湿。
“李先生”
“谢谢你的坦诚。不过，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也没有离开北京的打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
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一瞬，随即释然，甚至隐隐松了口气。
“理解，理解。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祝你以后顺利。”
“也祝你顺利。”
我们再次握手，这次很快分开。
他朝我点点头，转身朝公园出口走去，步伐轻松。
我坐在长椅上，没有立刻离开。
风更冷了，卷起地上的枯叶，打着旋儿。
我望着那个奔马雕塑，马的前蹄扬起，似乎要奔跑，但身体却被牢牢固定在水泥基座上，姿态永固。
手机震动。
是母亲发来的微信：“怎么样？”
我回：“说清楚了，不太合适。”
那边显示“正在输入……”，持续了好一会儿，最后只发来一个字：“哦。”
我把那颗糖吃完，糖纸在手里折了又折，最后变成一个歪歪扭扭的、指甲盖大小的方块。
就像我这些年，试图把自己折叠成各种形状，去适应不同的期待，最后却只是变得更皱，更扭曲。
回到家时，母亲正在阳台上浇花——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
“回来了？”
“嗯。”
“外面冷吧？”
“还行。”
我换了鞋，把糖放在茶几上。
母亲从阳台进来，看了一眼糖，又看了看我。“没给人家？”
“忘了。”
她没再说什么，拿起糖，收进了抽屉。
我们之间又恢复了那种小心翼翼的平静。
晚饭时，母亲做了红烧鱼。
吃饭中途，她忽然说：“你王阿姨下午又打电话了。”
我夹菜的手顿了一下。
“问你们聊得怎么样。”
“我说，孩子们的事，让她们自己决定吧。”
我抬起头。
母亲没有看我，专注地对付着那根细小的鱼刺。
“许川那小伙子，后来微信上跟你说什么了吗？”她问，语气很随意。
“随便聊了几句。”
“嗯。”
她把挑好刺的鱼肉夹到我碗里。
“多吃点。你这几天，都没怎么好好吃饭。”
我们安静地吃完了那顿饭。鱼很好吃，酱汁浓郁，鱼肉鲜嫩。是我记忆里，母亲最拿手的味道。
晚上，收到许川发来的消息：“相亲战役结束，汇报战果：对方嫌我太强势，我觉得对方太妈宝。友好握手，互道珍重。你呢？”
我回：“和平解决，互不合适。”
他发来一个大笑的表情：“果然是战友。下次来上海，或者我去北京，记得约咖啡，吐槽大会。”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