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六点，天刚蒙亮，车间的铁皮屋顶还压着一层灰白雾气。我推开门时，冷风顺着领口钻进来，打了个激灵，但脑子是清醒的。
昨晚躺下前想的事，现在一条条在心里过：家里那场闹剧翻篇了，可厂里这关还没过。王桂香骂得再凶也是亲妈，李红梅不一样，她是真能动手克扣工分、调你去烂机器上干重活的人。
我走进车间，工装已经穿好，袖口用别针别紧了——原主以前总被纱线缠住手腕，现在我不给她这个机会。目光扫过去，我的老位置被人占了，是个脸生的临时工，正低头摆弄纺机导纱钩。
我没吭声，走到隔壁区域一看，最靠墙那排老旧纺机开了三台，嗡嗡声震耳欲聋，飞花满天，地上积着一层没清扫的棉絮。这组机器断头率全车间最高，平时轮班都排不到新人头上。
“苏小梅！”李红梅的声音从办公室门口传来，手里夹着记事本，脸上带笑，“你怎么还不开机？新安排的工位不满意？”
我转过身，语气平得像在问今天有没有热水：“满意，谁安排的我都满意。就是想问问，以后调岗还记不记提前通知？我怕接错纱，影响产量。”
她一愣，显然没想到我会接得这么顺。随即扬了扬下巴：“厂里讲效率，能者多劳。你年轻，适应快，这点辛苦算什么？”
说完转身走了，高跟鞋敲在水泥地上，哒哒响得像打拍子。
我走回那台老机器前站定，开机前先检查了一遍锭子转速和张力器。手底下动作利落，心里却没闲着。李红梅这一招明摆着是报复，以为我昨天在家闹一场，今天就会心浮气躁出错，好抓我把柄。
可惜，我在前世主编室里对付过的领导比她难缠十倍。一个车间副主任，玩这套小权术，还不够我看的。
上午八点半，第一波断头处理完，我趁着换线间隙，往考勤簿那边瞟了一眼。李红梅正低头填写，旁边几个常跟她走得近的女工围站着，一个个签字画押似的按了手印。
我假装去工具箱拿润滑油，路过时脚步放慢半拍，眼角一扫——昨天、前天、大前天，连续三天，她们那一组都有“加班半小时”的记录，而车间广播根本没发过延时通知。
更巧的是，每回加班名单里都有仓库临时工刘三妹。这人我认得，上个月因为私拿废纱头被通报批评过一次。
我心里有了数，不动声色退回岗位。
中午休息铃响，大家纷纷收拾饭盒往外走。我拎着搪瓷缸子慢吞吞跟在后面，等人群散得差不多了，忽然拐了个弯，绕到仓库后窗底下蹲下系鞋带。
不到五分钟，李红梅果然来了。她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叫了句“刘三妹”。那人探出头，递出个鼓囊囊的粗布袋，里面露出半截灰白色纱头。
我记下时间：十二点十七分。人名两个，物品特征清楚。虽不能拍照留证，但这年头谁敢打包票自己没看见？
下午三点，换班哨声未响，李红梅又晃到了我这边。这次她手里拿着记录板，嘴角噙着丝冷笑。
“苏小梅，”她站在我机台旁，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前后几排听见，“你这断头次数有点多啊，一个上午报了七次。别人干八个钟头都不用修三次，你是不是手脚不利索？”
我停下手中活计，抬头看她，眼神不躲也不怒。
“李主任说得对，我确实断得多。”我说，“毕竟机器老，部件磨损严重，上次保养还是三个月前。要不您让设备科来查查？要是他们说没问题，那我以后少报一次，省得耽误您统计先进班组。”
她脸色微僵，没想到我会把锅甩得这么干脆。
我顿了顿，继续道：“不过呢，我也发现个事儿——咱们车间有些数据，比我这断头率还离谱。”
她眉头一皱：“什么数据？”
“比如，”我声音放轻了些，像是拉家常，“连续三天集体加班，可生产任务一点没变。再比如，废料区天天清空，可某些人的布包越来越鼓。这些事吧，没人提就过去了，可真要较真起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轻轻补了一句：“您说是不是？要不咱找个时间，把这三个月的考勤和物料出入对一对？我也好学学，什么叫‘灵活安排’。”
她整个人僵住了，手指捏着记录板边缘，指节泛白。
我没再说话，低下头继续接线，动作稳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站在那儿足足五六秒，最终一句话没说，转身快步走了，高跟鞋踩得比来时急促许多。
下班铃响，我关机、擦车、归还工具，全套流程做得一丝不苟。走出车间时，夕阳斜照在厂区路上，影子拉得老长。
回到宿舍，我脱下工装挂在钉子上，用湿毛巾仔细擦掉袖口沾的飞花。明天还得穿，不能脏。
坐在床边，我把明日要用的工装叠整齐，放在枕头上。针线包打开，检查了一下备用线轴和别针。
屋里安静，只有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在这地方，讲理没用，得讲规则。
而规则，从来不是写在墙上的那些大字报，是藏在细节里的漏洞和把柄。
谁不怕查，谁才真正说了算。
我吹熄了灯，没点煤油灯。夜里用电要登记，我不想给任何人添记录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