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下工装，从床底摸出那双洗得发白的布鞋，套上蓝布衫，把头发重新扎了一遍。镜面裂了道斜纹，照不出全脸，但眼神是亮的，没躲闪。
厂道上的风比早晨小了些，阳光斜切进厂区主路，把公告栏的影子拉得窄长。我径直往厂办走，走廊里几个勤杂工正端着饭盒抽烟，见我进来都顿了一下。女工来厂办不稀奇，可像我这样空着手、不带请假条也不交报表的，少见。
办公室门开着，赵厂长坐在靠里那张铁皮桌后，手里翻着本红头文件。张秀才在窗边喝茶，搪瓷缸上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红字，已经掉漆。
我敲了两下门框：“赵厂长，黑板报的事，我想试试。”
赵国强抬头，笔尖停在纸上，眉头一动：“你？细纱车间的小苏？”
“是我。”我说，“断头率全组最低，考勤全勤，这月还没请过假。”
张秀才慢悠悠放下茶缸：“女工也想舞文弄墨？这可不是写家书，要讲政策、列数据、格式规范，你能行？”
我没看他，只对赵厂长说：“我能写清楚，也能排好看。工人愿意停下来看，就是好宣传。”
“花哨不行！”张秀才抢话，“宣传栏是传达精神的地方，不是贴年画！”
“张师傅怕我画不好，”我转头盯他一眼，“那你当初怎么没接？”
他嘴张了张，没出声。赵厂长盯着我看了三秒，忽然点头：“行，给你三天。先出个样稿，我看行，就正式交给你。”
“这不合适！”张秀才猛地站起，椅子腿刮地发出刺响。
“有什么不合适？”赵厂长声音不高，“老刘一个月回不来，栏子空着更不合适。让她试试，又不是定死人选。”
张秀才嘴唇抖了抖，终究没再争，只从抽屉里甩出一盒粉笔，磕在桌上：“白、红、黄三种颜色，别想花名堂。参考资料去档案柜自己找，别指望我手把手教。”
我没应声，走过去拿粉笔。盒子旧了，边角磨毛，但还能用。转身时听见他冷笑：“李红梅还说她老实肯干，我看是不安分得很。”
我没回头，只把粉笔揣进衣兜，走出办公室。
外头日头偏西，宣传栏前人不多。我站定位置，退后两步，眯眼测光线角度。下午四点左右，太阳斜照，反光最厉害的是黑板左上角。得把重点内容避开那儿。
粉笔盒打开，白红黄三色并排躺着。没有蓝色，没有绿色，也没有粗头马克笔。但我有二十年做头版的经验——信息能不能传出去，不在颜色多，而在怎么放。
我先用白粉笔打格：顶部留出十厘米做主标题区，左侧三分之二写生产消息，右侧三分之一设生活角。中间划一条虚线作视觉分割，不显眼，却能引导视线。
主标题我写：“注意！断纱反弹易伤眼！”
七个大字横贯上方，红色勾边，加粗倾斜。这是当年我们报纸处理突发安全事故的标准手法——短句+感叹号+关键词前置。底下小一号字补充：“本月已发生3起工伤，请戴好护目镜”。
路过的老钳工脚步一顿：“咦？这写的啥……还挺清楚。”
我继续往下写。左边列本周生产标兵名单，名字对齐，每行间距一致。右边生活角第一行就写：“食堂周三有糖醋排骨”，第二行：“浴室热水延长至晚八点”。都是工人关心的事，不说空话。
有人凑近看，嘀咕：“女工写的？比以前顺溜啊。”
“可不是，张秀才那版全是‘高举红旗’‘奋勇争先’，看得人脑仁疼。”另一个接话。
我低头补最后一句，在标兵名单下画了个圆圈，写：“第一名：陈桂兰，万米无次品”。这是事实，也是信号——我知道谁值得被看见。
身后传来硬底鞋踩地的声音，节奏急，落点重。我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
张秀才站在五步外，背着手看板报。他目光扫过标题，又移到生活角，嘴角往下压，脸色像被谁当众扇了一记耳光。
“花里胡哨。”他终于挤出一句，“不像正经宣传。”
“哪条不合规定？”我擦掉手上的粉笔灰，直起身，“政策没歪，数据属实，语气积极向上。张师傅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指出来，我改。”
他没动，也没说话。眼睛在我排的版面上来回走，想找错处，却找不到技术性漏洞。这种分区逻辑他没见过，但又挑不出毛病——它清晰、实用、甚至有点讨喜。
“工人爱看，就是好宣传。”我补了一句，“您说是吧？”
他冷哼一声，扭头就走，背影绷得死紧，连袖口蹭到墙灰都没察觉。
陆续又有几个下班的女工围过来，指着生活角笑：“连肉菜都上了板报，明天我也去食堂早点排队。”
“你看那个圆圈，圈起来的重点，一眼就瞧见了。”
“人家细纱班的都能干这个，咱们缝纫组咋就不能？”
我站在黑板旁，没接话，只把最后一行字补完。还剩一小角空白，留给明天早上的临时通知。抹布搭在左手腕，粉笔盒摆在脚边，人没走。
天光渐渐暗下去，宣传栏下的议论声没停。赵厂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窗帘没拉严，能看到他低头批文件的剪影。
没人说我干得好，也没人正式表扬。但我站在这里，没被赶走，没被叫停，板报也没被擦掉。
这就够了。
我弯腰收拾粉笔盒，指尖碰到一张折过的硬纸片，从盒底露出来半截。抽出来一看，是半张旧稿纸，写着“本月文艺汇演节目单”——大概是张秀才之前准备用的模板，随手塞进了粉笔盒。
我把它叠整齐，放回盒里。明天不用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