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角的柴堆又高了。父亲用了一整个正月，把后山倒下的枯槐劈成手腕粗的段，在墙根垒出一座沉默的方阵。每一根柴的树皮都朝外，年轮截面白生生的，像是所有春天的断面，在此集结，进行一场无声的示众。
这是我在美院读完大三后，返乡过的第一个年。行李箱里装着油画颜料和一本《艺术哲学》，母亲打开箱子时，手指在颜料管上停了停，什么也没说。
“初八厂子就开工了。”饭桌上，父亲忽然开口。电视里重播着春晚，小品演员的笑声罐头似的挤出来。“你李叔家老二昨天已经去广东了，说今年电子厂时薪涨了两块。”
筷子戳进米饭，我嗯了一声。
母亲盛汤的手很稳：“你表哥在的那个厂，今年招质检，坐着干活，不伤腰。我让你姨问了，人家说只要是大学生，专业不论。”
专业不论。三个字轻飘飘的，压得我肩胛骨发酸。
夜里画速写，炭笔在纸上沙沙响。画的是后山的轮廓。那些在暮色里蹲成巨兽的山峦。门被推开时，我下意识用速写本盖住了画。
父亲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我落在客厅的手机。屏幕亮着，是班长在群里发的消息：“上海有个青年艺术展，征稿截止三月底，咱们组队参加？”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动作很轻。“画画，”他说，“能当饭吃吗？”
我没有回答。答案在我们之间长成一片荆棘。
“陈伯的儿子，在深圳画广告牌，一个月跑坏三双鞋，下雨天蜷在桥洞底下睡。”父亲点燃一支烟，火星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去年摔下来，手废了，现在在老家看大门。”
我知道这个故事。每次提起，它都会长出新的细节，像藤蔓一样缠紧我的脚踝。
“去广东吧。”母亲不知何时也站在了门外，影子被走廊灯拉得很长。“打几年工，攒点钱，回来县城买套房。你看对门小玲，在服装厂五年，去年嫁了，现在肚子都大了。”
她声音里有种恳求的硬度。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发烧，她整夜用白酒给我擦身子，手烫得惊人。那温度和现在一样，灼人。
元宵节那天，雪下来了。细盐似的雪粒落在柴堆上，很快融化，留下深色的斑点。父亲在给柴堆盖塑料布，动作仔细得像在照顾一个婴孩。
“这柴伙”他突然说，背对着我，“要晾够两个月才能烧。湿柴冒黑烟，呛人，还烧不暖。”
我看着他弯下的脊背。去年他在工地摔了腿，骨裂，打了三根钢钉。今年走路时，右腿还有些跛。
“爸。”我开口，声音哑了。
他转过身。雪落在他花白的鬓角。
“我不想烧湿柴。”我说，“可我也不想变成柴。”
风卷起雪沫，在我们之间打着旋。
柴堆沉默地站着，那些被斧头劈开的截面，年轮一圈套着一圈。最中心的那圈很小，是树苗时的记忆；最外圈很新，是倒下前的最后一个夏天。
父亲看了我很久。然后他弯腰，从柴堆最底层抽出一根柴。那根柴有些特别，是分叉的，像一个瘦削的“人”字。
“这根，”他把柴递给我，“当初劈的时候，我想，形状不好，难烧。但晾干了才发现，分叉的柴架起来，中间有空隙，火反而旺。”
柴握在手里，粗糙，沉。树皮的裂缝里，还藏着去夏的蝉蜕。
“你李叔家老二，”父亲拍拍手上的木屑，“去年寄钱回来，把他家老屋翻新了。你陈伯的儿子，”他顿了顿，“手废了之后，开始在工棚里写东西，去年有个报纸登了他的诗。”
母亲站在厨房门口，围裙上沾着面粉。她手里拿着我的手机，屏幕亮着，是我昨晚忘记关的页面青年艺术展的征稿详情。
“正月二十，”她忽然说，声音很轻，“才有去广州的火车票。元宵节过完，镇上快递点就开门了。”
雪还在下。我低头看手里的柴，分叉的地方，有一小片苔藓的痕迹，是这棵树活着时，某只鸟曾歇脚的地方。
那天夜里，我把柴放回柴堆。没放回最底层，而是放在了最上面。那里雪先化，太阳先照到。
收拾行李时，我在画箱里塞进了一小包东西：一截炭条，是用父亲劈柴时，我捡到的烧焦的槐树枝磨成的。
火车是早晨六点的。天没亮，父母就起来了。母亲蒸了包子，父亲把我的行李箱擦了又擦。送到村口时，父亲忽然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进我手里。
很沉。打开，是几个捆在一起的存折，还有一沓现金。
“你画画的那些颜料，”他扭头看远处开始发白的山脊，“听说挺贵。”
母亲把我的衣领整了整，手在颤抖，却很暖和。“湿柴也不是不能烧，”她小声说，像在说一个秘密，“只要肯多扇会儿风。”
大巴车来了。我上车，坐在最后排。车子发动时，我回头。
他们还在村口站着。父亲搂着母亲的肩，两个人在晨曦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两个黑点，像落在白纸上的两滴墨。
我打开背包，取出速写本。翻开，是昨夜画完的那张：柴堆，雪，和站在柴堆前的三个人影。我在右下角写了一行字：
“谨以此画，献给所有不得不成为柴，却依然在裂缝里长出苔藓的生命。”
车窗外，山峦开始后退。那些被雪覆盖的山，在晨光里，泛出淡淡的、瓷器般的光泽。
我握紧手里的炭条。它粗糙，温暖，像某种尚未熄灭的余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