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班铃声刚歇，车间里机器还没全开，我坐在工位上没动。手指搭在操作杆上，像前一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可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刚才那场闹剧耗得我不轻。苏强和李翠花被民警带走时骂的那些话还在耳朵里嗡嗡响，什么“白眼狼”“断子绝孙”，听着吓人，其实也就那样。真正让我心里发空的，是他们一嗓子喊出“你赚的钱就是家里的钱”时，旁边几个女工下意识往远处躲的样子。
人心这东西，比棉纱还容易断。
我抬头扫了一圈角落的小桌——那是我们抄册子的地方。林晓雅不在，刘娟也没来。只有三四个女工围在那里，声音不大，但火药味藏不住。
“谁说装订归你？昨儿你还漏了两页没捆！”
“我忙不过来又不是偷懒，你倒清闲得很！”
“那你写慢点啊，赶着投胎似的字都糊成团！”
我站起身，没走过去，只看着陈桂兰。她正低头整理自己工具箱的布包，听见吵嚷也没抬头，像是早就习惯了这种鸡毛蒜皮的拉扯。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半步：“桂兰姐。”
她回头，眼神一怔，随即明白过来：“又闹完了？”
我点头：“人走了。”
她没问结果，也没安慰，只是拍了拍围裙上的灰，站起来，朝那群人看了一眼。
我压低声音：“这几日你帮我看着点大家，我把活儿理个顺序。”
话音落，我没等她回话就转身回了工位。不是信不过她，是怕自己犹豫。从前在报社带团队，一个项目几十号人，调度起来比这复杂十倍。可那时候没人会因为少算一页纸翻脸，也不会有人把手伸进你饭盒里抢饭票。
这里不一样。这里的人，把一点小利看得比命重。
但我不能再一个人扛下去。昨晚摸黑数钱的时候就想明白了——我可以报警十次，可只要我倒一次，这些东西就会被人一把抢光，连灰都不剩。
午休哨响，饭盒陆续打开，油纸包着的米饭混着咸菜味飘出来。我没吃，拎着搪瓷缸去了水房打热水。回来时，看见陈桂兰站在小桌前，手里拿着三叠颜色不同的纸条。
“都听好了。”她声音不高，但足够让人都停下扒饭的手，“会写字清楚的，拿蓝条；眼力好的，看错别字，拿红条；手脚麻利能折能捆的，拿黄条。”
有人嘀咕：“谁封你当头的？晚妹都没说话。”
陈桂兰没恼，只把手上的一叠成品往桌上一放：“这是昨天交上来的十份稿子，我一页页看过。有七份漏字，两份墨坨遮了半行，一份标题写错了方向。要是就这么出去，别人只会说——苏小梅手下的人，做事不过脑子。”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去：“你们觉得她靠得住，我也觉得她靠得住。可咱们不能让她靠自己一个人撑着。她信我们，咱们就得对得起这份信。”
没人再说话。
片刻后，一个扎辫子的姑娘伸手拿了张蓝条：“我抄过厂里台账，字还算齐整。”
另一个眯着眼翻册子的女人接过红条：“我娘老年花眼，我天天给她念信，错字逃不过我。”
最后黄条也被领走。陈桂兰当场宣布规矩：“每人每天交十页清稿，多写不限，错三个字以上重抄。下午四点前汇总到我这儿，统一封存。我不识多少大字，可我知道——做事要有个章法。”
她说到做到。下午轮机间隙，她真的一页页核对起来，拿支秃笔在错处轻轻画线，从不撕毁，也不训斥。谁要是来问，她就指着原稿说：“你看这儿，是不是少了个‘不’字？意思全反了。”
那人一看，果然。
快收工时，一个年轻女工急匆匆跑来交稿，纸还潮着墨，手一碰就晕开。她说是赶着完成任务，想早点回家。
陈桂兰接过看了两眼，直接递回去：“这页不能算数，重抄。”
女工急了：“我都写了十页！你非逼我今晚加班？”
“我不是逼你。”陈桂兰把册子放回木箱，“我是怕别人拿到这样的东西，转头就说晚妹的东西粗制滥造。咱们做事，要对得起她信我们这三个字。”
周围静了静。
那女工咬着嘴唇站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拿回了纸。
太阳偏西，机器停转的铃声响起。陈桂兰把今天的全部成品码齐，用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盖好，放进工具柜底层，咔哒一声锁上。
她掏出钥匙，走到我面前递过来。
我没接，只看着她额角细汗，还有那件旧工装袖口磨出的毛边。
“你明天还愿意管？”我问。
她点头：“只要你信我干得了。”
我这才伸手接过钥匙，金属冰凉，握在手里却踏实得不像话。
远处家属楼传来哪家孩子喊吃饭的声音，广播里开始播天气预报。我站在原地没动，看着陈桂兰背起布包往外走。她走路的姿势和平常没什么不同，可背脊挺得比以往直，脚步也稳。
女工们三三两两散去，有人抱怨今天多干了活，也有人笑着说终于不用争谁装订谁抄写。一个小个子姑娘路过我时低声说：“苏工，桂兰姐刚才拦下那个糊弄事的，我说话都不敢大声。”
我没应，只把钥匙塞进内衣口袋，贴着心跳的位置。
机器冷却的吱呀声渐渐平息，车间空了下来。
我最后检查了一遍操作台，关灯出门。
明天照样要开工，棉纱不会自己纺出来，日子也不会自己变好。但至少今晚，我不用再一边防着家里人抢钱，一边盯着后院乱成一锅粥。
有些人，终于能一起把一件事做对了。
我走出厂区大门，天边还留着一道淡灰的亮光。
钥匙在口袋里没拿出来，但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