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了，水珠从屋檐往下滴，一滴一滴砸在楼下的搪瓷盆里，声音清脆。我拧开台灯，把第九期《南风快讯》摊在桌上，纸页平整，标题用尺子比着划过，一行行字没歪一点。窗外天色灰蒙，家属区的喇叭刚响过早班提醒，楼下有女人喊孩子吃早饭，锅铲声叮当。
我拿起红笔，开始勾下一期的选题草稿。“本地青年生活图鉴”反响好，这期可以做“厂妹租房避坑指南”，再加个“三块钱怎么吃出营养搭配”。正写着，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圈——是隔壁上中班的回来了，顺手带上了楼道那扇总关不严的铁门。
我起身把热水壶灌满，拎着水桶下楼。井台边站着几个等打水的女工，低头聊着什么，见我来了，声音低了几分。我没在意，蹲下接水，桶底刚碰着水流，就听一人说：“文化馆那个刘馆长今早来咱们这条街了，说是去供销社开会。”
“他还买了碗豆腐花，在糖水铺子坐了好一阵。”
我手一顿，水漫出桶沿，烫了脚背。没吭声，把桶提起来，换了个位置继续接。那人又说：“他走的时候手里拿着本小册子，看着眼熟。”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但没深想。刘馆长？文化馆的头头？那种地方的人，平日连黑板报都要审两遍，能看上我的油印本？
打完水回屋，我把桶放稳，擦了擦地上的水渍，坐回桌前继续写。笔尖沙沙响，一页写满翻过去，动作利落。外面街上渐渐热闹起来，自行车铃铛响，卖菜的吆喝，小孩追跑打闹。我拉开抽屉，把蓝皮本子拿出来，翻到最新一页，记下今天要联系印刷点的事，顺便划掉昨天已完成的几项。
中午下班，我去桥头面摊吃了碗素汤面。老板娘见是我，照例多舀了一勺青菜，压低声音说：“早上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就在你常坐的那个石墩边上看了半天你的册子。”
我没抬头，吹着面上的热气：“哪个干部？”
“四十来岁，穿灰色夹克，公文包挺板正。他看完没说话，就收进包里走了。”
我嗯了一声，把最后一口面吸进嘴里，擦嘴起身。路过报刊亭时，老摊主正在整理柜子，抬头看了我一眼，没多话，只是把手边一本《南风快讯》往里推了推，像是特意留着的。
我没买，也没问。事情太顺的时候，反而不能急着高兴。我在厂门口站了会儿，看人流进出，工服颜色一片灰蓝，只有几个年轻姑娘袖口绣了细条红边。风吹过来，带着点湿泥味，我抬手把额前一缕碎发别到耳后，转身朝车间走。
傍晚收工，我又去了趟糖水铺子。老板娘正收拾摊子，见我来，笑着递了块凉透的绿豆糕：“留给你吃的，今早那人又来了一趟，没买吃的，就坐在那儿翻册子。”
“哪个人？”我装作不懂。
“还能哪个？文化馆的刘馆长啊。他问这东西是谁做的，我说是红旗厂的女工，姓苏。他记了名字，临走还问下一期什么时候出。”
我接过绿豆糕，没拆纸，捏在手里。掌心有点出汗。
“他没说别的？”
“说了句‘内容不错，接地气’。”老板娘笑，“我还以为文化干部都爱看大道理呢，没想到他也稀罕这个。”
我点点头，把绿豆糕塞进兜里，转身走了。路上脚步没快也没慢，工装裤口袋里那本蓝皮本子贴着大腿晃，边角已经磨得发白。走到家属区楼下，我抬头看了眼自家窗户，灯还没开，屋里黑洞洞的。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我进去第一件事就是把桌上的第九期刊物收进抽屉，顺手把笔筒里的铅笔按长短排齐。台灯一开，光打在桌面，干净得能照出人影。
我坐下，翻开蓝皮本，写下一行字：“6月17日，文化馆刘姓负责人接触刊物，两次询问出处，疑似关注。”写完，合上本子，塞进床垫底下。
窗外天彻底黑了，远处传来谁家电视的声音，播的是新闻联播。我脱了工装外套，搭在椅背上，露出里面洗得发薄的白衬衫。袖口整齐，一颗扣子都没松。
明天照常上班，照常送稿，照常过日子。有人看见，是好事。但风还没起，我不用自己先扬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