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的风刮得紧，街面上的尘土卷着枯叶贴地跑。我裹紧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从家属区小路拐上主街，手里拎着空饭盒，准备去厂里上中班。
刚走到布店门口，听见有人压着嗓子说话：“现在的小姑娘心都野了，天天看那本《南风快讯》，什么‘想逃婚’‘要自由’，这不是教坏人是什么？”声音不大，但足够让站在布摊前挑花线的几个妇女听得清清楚楚。
我脚步没停，也没抬头，只用余光扫了一眼。赵雅站在布店屋檐下，一只手搭在自行车把上，另一只手捏着张皱巴巴的册子，正是那期新出的《南风快讯》。她穿件桃红色的确良衬衫，头发烫成小卷儿，嘴唇涂得红艳艳的，一看就是特意打扮过。
“听说编这东西的就是红旗厂那个苏晚，”她顿了顿，故意放低声音，“十九岁的小丫头，不好好在车间干活，整天琢磨这些歪理邪说，难怪到现在还没人敢娶。”
旁边一个正在给孩子缝书包的老太太冷笑一声：“你眼红人家写得好就直说，何必扯这些？”
赵雅脸色一僵。
老太太抬眼看着她：“我闺女前两天看了树洞栏目的回信，回家抱着我哭了一场。她说原来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被逼着相亲，不是只有她一个人不敢说话。你倒好，不劝人向善也就罢了，还在这儿泼脏水？”
另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也接口：“我家妹妹看完第六期，主动去夜校报了识字班。你要非说这是带坏年轻人，那你家孩子怎么没被带好？”
赵雅张了张嘴，还想辩解，可周围几个人都不再理她，各自低头忙活起来。她站在原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狠狠把那本册子塞进车筐，蹬上自行车走了。
我在供销社门口买了半斤挂面，提着往回走。路上又听人议论，说赵雅今早在茶摊也说了同样的话，结果被一群等儿子放学的母亲围住数落，连卖茶叶蛋的大妈都呛她一句：“你那《南风新讯》三天没动销，还好意思骂别人？”
我没笑，也没应声。这种话听过太多，小时候村里说我命硬克亲，后来又说我脾气怪不合群，如今不过是换个由头罢了。
回到家，屋里还是老样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台灯。我放下挂面，从抽屉里取出帆布包，翻出今天收到的新信件。纸页依旧五花八门，有撕下的作业本边角，也有香烟盒背面写的字。手指抚过那些歪斜却认真的笔迹，我心里清楚：真正需要它的人，不会因为几句话就放手。
林晓雅下午来过一趟，说是路过印刷点听见有人议论，语气愤愤的，想替我说两句公道话。我拦住了她：“让她说去。话说得越多，越显得心虚。”
她瞪着眼睛不解，我还是那句：“群众的眼睛是亮的，谁真帮她们说话，谁只是嘴上讨便宜，分得清。”
晚上我坐在灯下整理信件，挑了几封典型的做了标记。一封是夜校女工写的，说她父亲烧了她的课本，骂她“学那么多字将来管不住丈夫”；另一封来自郊区工厂，姑娘说自己偷偷报名招工考试，怕家里知道会拦着，问能不能给她寄份复习资料。
我一笔一笔抄进蓝皮本里，不急着写回应。现在还不用。
台灯罩有些泛黄，光线落在纸上刚好够看清字。我抽出一页空白纸，试着写下几个词：“初心”“听见”“自由”。写完又划掉，觉得太重，不像我想说的话。
合上本子时，窗外已全黑了。远处传来收音机播放的晚间新闻，断断续续听不清内容。我起身关窗，顺手把铁盒往床底推了推，确认还在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