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停了，窗纸不再作响。我站在床边，手还搭在铁盒的边缘，刚才推回去的动作只做到一半。屋里黑得彻底，台灯早灭了，可我心里那根弦绷得发烫——上一期《南风快讯》发出去三天，老吴说供销社门口的摊位翻印了两轮，女工宿舍区那批甚至没撑到第二天中午。
我蹲下身，指尖摸到床底横梁的缺口，把铁盒轻轻拉了出来。金属冰凉，磕在地板上发出极轻的一声“咚”。我没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点月光，掀开盖子。
一叠灰蓝色的本子摞在最上面。翻开第一本，是记小报印刷费的账：三月十七号，老吴结款七十二块五；十八号加印一批，又收四十五块。第二本是供销社分成明细，王供销虽刁，账目倒是清，每期摆二十册，四六分账，一笔不落。第三本最薄，红墨水写的稿酬，有广播站方姐悄悄塞给我的十块钱，也有文化馆门口那个学生模样的姑娘硬塞的五块“订阅金”。
我用指甲掐着纸页，一行行往下数。手指开始抖，不是怕，是算到后面，呼吸乱了。最后合计那一栏，蓝墨水写着：**10037.6元**。
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足足半分钟，喉咙动了一下，把本子合上，重新放进铁盒。盖子扣紧的瞬间，我听见自己心跳像锤子砸在胸腔里。万元户——这三个字在脑子里炸了一下，又立刻被压下去。我深吸三口气，坐回床沿，把铁盒抱进怀里，拿油布裹好，塞进了衣柜最底层的夹层。那儿原本放着一条旧围巾，现在连围巾带铁盒，一起被推到了背板后头。
做完这些，我才敢点起煤油灯。火苗跳了一下，照亮墙上那张全市地图。我从抽屉里摸出铅笔，在红旗纺织厂周边画了个圈，又往西边挪了两寸，在新建家属楼的位置点了点。这笔钱够买最小的一居室，全款，还能剩八千。我不急，但不能再拖。
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了。工装洗得发白，袖口磨了边，但我扣子扣得齐整，头发扎得一丝不乱。路过厂区大门时，我没像往常一样低头快走，而是放缓脚步，目光扫过路边那排租赁告示。一张泛黄的纸贴在电线杆上，字迹歪斜：“单间出租，月租八元。”我多看了两眼，没记地址，心里却算了笔账：八块钱一个月，一年九十六，十年也不过九百六，抵不上我现在半月的纯利。
再往前是片拆迁空地，围着竹篱笆，里面几个工人正打地基。水泥桶摆在边上，铁锹插在土里。我停下脚，看着那片夯平的土地，脑子里飞快过数据：这种地段，建的是六层家属楼，最小户型四十平，按市价每平一百二，总价四千八。我现在的存款，能买两套还剩几百。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愣了一下。不是幻想，是真能办到的事了。
身后传来自行车铃声，我侧身让开，顺手理了理工装领子。走进车间前，我回头望了一眼那片工地。阳光刚照到新砌的砖墙，反着一层浅白的光。我攥紧帆布包带子，迈步进了厂区。流水线的声音轰然灌进耳朵，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我低头看了眼手表，七点四十三。还有十七分钟开工。我走到自己的工位，放下包，从夹层抽出蓝皮本，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字：
“第一道门，开了。”
然后合上本子，放进抽屉，拧开了细纱机的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