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轰鸣灌进耳朵，流水线重新把我卷了进去。手指机械地接断头，眼睛盯着纱锭转，脑子里却全是那张地图上的红点——西区三号楼一单元402，四十平，全款四千八。
昨夜铁盒里的钱数得清清楚楚，一万零三十七块六毛，够买两套还剩几百。但这套必须是我的。
上午九点二十七分，我按下停机钮，把工牌交给隔壁工位的小赵：“帮我盯十分钟，我去趟厕所。”
她头也不抬：“快去快回，李红梅今天查岗。”
我没应声，拎起帆布包就走。走廊空荡，脚步踩在水泥地上轻而稳。出门前我在更衣室换下工装外套，套上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头发重新扎紧，帽檐压低，看起来就像个普通跑腿的姑娘。
清晨的街面刚扫过，灰土味混着早点摊的油香。我贴着墙根走，拐过两个路口，避开厂区通勤车必经的主道。售房处在新建家属楼一楼临时搭的板房里，挂着“市房地产管理所”的牌子，窗边摆了张桌子，一个穿灰制服的男人正低头写东西。
我推门进去时带起一阵风，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笔尖顿了一下。
“买房。”我说，声音不高不低，把帆布包放在桌角。
他放下笔：“哪个位置？”
“西区三号楼一单元402。”
他翻出一张登记表，眉头微动：“这户型最小，你一个人？”
“家里腾不出地方，自己凑钱买的。”我没多解释。
他没再问，只说：“全款还是分期？”
“全款。”
他这才真正抬眼打量我。我穿着旧布鞋，衣服不起眼，包也是磨了边的帆布包，可开口就是全款买房，还是最小户型里最便宜那套——这种事在1985年的小城里，不多见。
我从包里抽出两本旧课本，中间夹着用油纸包好的三叠钞票。一层层打开，码在桌上：三百张百元大钞，整整齐齐。
他清点了一遍，没说话，填了单子让我签字。钢笔递过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指甲缝里有墨水渍，是个习惯写字的人。
签完字，他盖了章，又拿出一份产权凭证和一把铜钥匙，放在我面前。
“手续齐了，房归你了。”
我点头，把钥匙捏进掌心，冰凉的一小截金属硌着皮肤。然后收好凭证，把课本和空油纸重新塞进包里，动作利落。
转身要走时，他忽然说了句：“姑娘，以后常来啊。”
我没回头：“不会来了，这是终点站。”
走出板房，阳光照在脸上，我不自觉眯了下眼。手里攥着钥匙，另一只手拎着包，脚步比来时轻快三分。身后那栋六层红砖楼静静立着，南向窗户反射着光，像在冲我眨眼。
我没直接回厂，而是绕到了楼后。402在四楼，我仰头看了会儿，窗户干净，窗帘没挂，里面空荡荡的，但透亮。
我掏出钥匙，对着门锁试了试方向，记下角度。然后上楼，脚步一层层往上走，楼梯间有新漆味，水泥地扫得干净，没人住，也没人扔垃圾。
四楼走廊尽头就是402。我掏出钥匙开门，咔哒一声，门开了。
屋内比想象中规整。水泥地压得平实，墙面刷过白灰，没有裂缝，角落也没渗水痕迹。一扇方窗朝南，阳光铺进来，在地面投出一块完整的光斑。靠墙有个简易灶台，水管接口齐全，卫生间在另一侧，门框都安好了。
我脱了鞋走进去，赤脚踩在地上，凉而干爽。指尖划过墙面，没留下灰印。走到窗前，伸手推开玻璃，外面是片小空地，几棵刚栽的梧桐树苗歪着身子，还没长高。
我从包里摸出铅笔，在进门右侧墙根处，轻轻画了一道短横线。不高，齐小腿位置，刚好是以前在车间记产量的位置。
“第二道门。”我低声说。
不是庆祝，不是感慨，只是一个标记。从此往后，我的日子不再由别人安排，我的空间不再被随意闯入，我的选择，我自己定。
我关好门，下楼，钥匙牢牢攥在手心。路上买了两毛钱挂面，准备晚上煮一碗，坐在自己屋里吃。
走到厂区后门时，碰上夜班的女工骑车进来，有人跟我打招呼：“苏小梅，这么早就下班啦？”
我笑了笑：“请了假，办点事。”
她点点头，没多问。我走进厂区，工装换回来，头发散开再扎一遍，恢复成那个低调干活的女工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