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二年的清明，落着细雨。

沈迁从上海北站搭早班火车到苏州，又在胥门外的码头等了两个时辰，才等来一趟往乌镇去的乌篷船。船家是个五十来岁的瘦汉，头上戴着毡笠，坐在船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见客人上了船，也不搭话，只把烟杆往船舷上磕了磕，便起身解缆。

船舱里已有三个乘客：一个穿长衫的账房先生模样的中年人，一个抱着包袱的年轻妇人，还有一个猎户，脚下搁只竹笼，笼里关着两三只鹧鸪。那鹧鸪许是受了惊，不时扑棱着翅膀，发出“行不得也哥哥”的啼叫。沈迁在舱门口顿了顿脚，那叫声让他想起小时候祖母屋里挂着的一只画眉鸟的笼子，可画眉不这么叫。

他在靠舱门的地方坐下，把那只藤条箱往身边挪了挪。箱子里除了几件换洗衣裳，就是林先生送的那摞书。《新青年》合订本、胡适的《尝试集》、还有一本托尔斯泰的《复活》。《复活》是林先生从俄文转译的，在他看来，字句有些略显生涩。可林先生却不以为然。

船桨划破水面，发出咿咿呀呀的响声，和着雨丝落在篷顶的沙沙声。沈迁闭上眼，想睡一会儿，可那鹧鸪又叫了。

“行不得也哥哥——”

他睁开眼，正对上猎户的目光。那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脸膛黝黑，眉眼倒是憨厚。见沈迁看他，咧嘴笑了笑：“惊着先生了？这东西就这样，关在笼子里就不安生。”

“没什么。”沈迁说，“这是……卖的？”

“嗐，碰运气。”猎户往笼子上踢了一脚，鹧鸪又叫得更急了，“镇上有个馆子收这个，说是上海来的客人都好这口。一只能换两升米呢。”

沈迁没再说话。他想起小时候，父亲书房里挂着一幅《鹧鸪图》，是父亲的同年送的，上面题着两句诗：“行不得也哥哥，二十四桥明月夜。”那时候他不懂什么意思，问父亲，父亲只是摇摇头，说长大了就知道了。如今他二十二了，从省立师范毕业，在上海做了两年教书先生，可他还是不懂。

或者说，他懂得越多，越觉得什么都不懂了。

船行了一个多时辰，雨渐渐停了。账房先生靠在船舱壁上打起了鼾，年轻妇人始终紧紧抱着那个包袱，眼睛望着篷顶，不知在想什么。沈迁撩开帘子往外看。两岸的稻田正泛着青，偶尔闪过一两间白墙黑瓦的农舍，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又被风吹散了。

快到镇上的时候，猎户忽然开了腔：“先生是镇上人吧？”

沈迁一怔：“你怎么知道？”

“我也是这镇上的人，在陈家村那边住。”猎户咧嘴笑了笑，“您是……沈家大院的人？”

沈迁点了点头。猎户哦了一声，眼神里多了点什么，又说：“沈老先生走了快一年了吧？您节哀。”

沈迁没接话。父亲去世那会儿，学校正忙，他没能赶回来送终。是老太太写信来说，你父亲走了，走得还算安详，不用回来了，回来也是添乱。他把那封信读了三四遍，信纸上的字迹是阿娥的。老太太眼睛不好，这些年都是阿娥代笔。阿娥的字歪歪扭扭的，可一笔一划都写得认真，像是怕他看不明白。

船靠上码头时，天已经放晴了。夕阳的余晖照在青石板路上，把行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沈迁提着藤条箱下了船，猎户在后头喊：“先生，有空来陈家村走走啊！”他回头应了一声，看见猎户扛着那只竹笼，笼里的鹧鸪还在叫。

码头上没什么人。几个孩子在巷口玩弹珠，一个卖馄饨的老头正在收摊。沈迁站在那里，忽然觉得这地方既熟悉又陌生。三年了，他只在去年冬天回来过一次，给父亲上了坟，又匆匆走了。这回老太太写信来，没说有什么事，只说是叫他回来一趟。阿娥的字还是那样，可这回信写得不长，就几行：

“母亲叫你回来。家里一切都好，勿念。路上小心。”

他把信读了又读，总觉得那几行字后面还有什么话，可阿娥没写出来。

从码头到沈家大院，要穿过三条巷子。石板路被雨洗得发亮，两边墙上的青苔更绿了。经过陈家祠堂时，他听见里头有人说话。是镇上几个老人，又在商量清明祭祖的事。一个苍老的声音说：“今年不比往年，少了好几家子人了。”另一个声音叹道：“走了的走了，死了的死了，有什么法子。”

沈迁加快脚步，从那门前过去了。

沈家大院在巷子尽头，门口两棵槐树，是他祖父手上种的。他推开门，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厨房那边传来轻微的响动。一只花猫蹲在天井的石阶上，见他进来，喵了一声，又低头舔爪子。

“谁呀？”厨房里有人问。

是阿娥的声音。

沈迁应了一声。厨房门帘掀开了，阿娥站在门口，腰间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她愣了一下，随即低了低头，声音也低了下去：“回来了？”

“嗯。”

“吃饭了吗？”

“还没。”

“那我去添双筷子。”

她转身又进了厨房。沈迁站在天井里，看着那门帘晃了晃，又静下来。三年了，阿娥还是那样，说话不多，做事利落。他想起小时候，阿娥刚来沈家那年，才九岁，比他小三岁，瘦瘦小小的，躲在老太太身后不敢看他。老太太说，这是给你娶的媳妇，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他不懂什么叫媳妇，只知道阿娥来了之后，他的屋里多了一个人，夜里睡觉的时候，隔着帘子能听见她轻轻的呼吸声。

后来他去镇上读高小，去苏州读师范，去上海教书，那呼吸声就渐渐远了。

“渡回来了？”

老太太的声音从堂屋那边传过来。沈迁赶紧走过去，撩开门帘，看见老太太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拿着一串佛珠。她比三年前又老了些，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可那双眼睛还是那样，沉沉的，让人看不透。

“娘。”沈迁叫了一声，在门槛前站住了。

老太太点点头，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下说话。”

他坐下了。老太太没急着开口，只是拨弄着手里的佛珠，一颗一颗的，发出轻微的响声。窗外，那花猫跳上了窗台，歪着头往里看。

“你父亲走了快一年了。”老太太终于开口，“家里的事，你都知道了？”

沈迁点了点头。他知道什么？他只知道父亲病重时他没回来，父亲出殡时他没回来，这大半年家里的光景，他几乎一无所知。林先生说，你们这些读书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把家国天下挂在嘴上，却忘了脚下站着的那块地。他当时听了不以为然，如今想起来，脸上有些发热。

“今年开春，我去给你父亲上坟，顺道看了看地。”老太太不紧不慢地说，“河西那二十亩田，去年让老陈家的佃户种着，收成不好，今年换了人家。河东那片桑树，去年遭了虫，今年也不知道怎么样。这些事，你心里要有个数。”

沈迁嗯了一声。他不明白老太太为什么忽然跟他说这些。这些年来，家里的田产都是老太太和管家在管，他从来没插过手，老太太也从不让他操心。

“你是读书人，这些事本不该你管。”老太太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可你父亲走了，你总得知道这个家是怎么过的。将来……”

她顿了顿，没把话说完。

门帘又掀开了，阿娥端着一碗面进来，轻轻放在沈迁面前。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撒着葱花，热气腾腾的。沈迁抬头看她，她低着头，退到一旁站着。

“吃吧。”老太太说。

沈迁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面是手擀的，筋道，汤是鸡汤，鲜。他吃着吃着，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年冬天他发高烧，阿娥就是这样守在他床边，一碗一碗地喂他喝粥。那时候他烧得迷迷糊糊的，只知道有人一直在他身边，那人的手凉凉的，很舒服。

“阿娥也坐吧。”老太太说。

阿娥在门槛边的矮凳上坐下了。那只花猫从窗台上跳下来，蹭到她腿边，她伸手摸了摸猫的脑袋，还是没说话。

沈迁把一碗面吃完了，放下筷子。老太太拨弄着佛珠，忽然问：“上海那边，还太平吧？”

“还……还好。”沈迁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上海租界里是太平的，可租界外头呢？他想起林先生去年冬天被捕的事，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出来后人瘦了一圈，可眼睛还是亮的。他说，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那就好。”老太太说，“你这次回来，多住些日子。阿娥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帮着收拾收拾你父亲的书房。”

沈迁点了点头。

“去吧。”老太太站起来，“阿娥带他去。”

阿娥应了一声，起身撩开门帘。沈迁跟着她穿过天井，走到东厢房门口。那是父亲的书房，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股霉味。阿娥推开门，站在门槛边，轻声说：“我没敢动，等你回来。”

沈迁走进去。书案上放着笔墨纸砚，笔洗里的水早已干了。书架上整整齐齐排着线装书，《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都是父亲一辈子读过的书。墙上挂着那幅《鹧鸪图》，画上的鹧鸪站在枝头，张着嘴，像是在叫。

他站在书案前，忽然不知该从何下手。窗外，天已经黑了，月亮升起来，照在天井的青石板上，白白的，像落了一层霜。

阿娥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着。沈迁回过头，看见月光落在她的脸上，那张脸比三年前清瘦了些，眉眼间却多了点什么。他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只是忽然想起了一句话，是林先生说的：有些人活着，就像地里的庄稼，不管有没有人看见，该长的时候就长，该熟的时候就熟。

“阿娥。”他叫了一声。

“嗯？”

“这几年……辛苦你了。”

阿娥没说话，只是低了低头。月光下，沈迁看见她的睫毛上有什么东西闪了闪，也许是泪，也许是月光。

远处传来一声鹧鸪的啼叫，隔着夜色，隔着墙，隔着重重的屋檐，悠悠地传过来：

“行不得也哥哥——”